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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根的电视系列节目《宇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寻常的内容，这是跨越从我们所了解的最古老的猜想，到我们做出过的最现代的发现这样一个巨大范围的科学纵览，而且利用了最先进的电视技术吸引我们去认识和领会。
它还向我们提供了某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视界，让数百万热切的观众欣赏到了没有掺水的科学观点。
作为这个电视系列节目的一个副产品，萨根的《宇宙》一书也已推出，它呈现出文字、图像及该系列节目的情节。此书第一次印了15万册，毫无疑问，这个印数还会增加。
萨根无疑是一名魅力十足、能言善辩的杰出人物，也是一名想象力丰富、有才能并且有名望的专业天文学家，还是一名有着高超写作技巧的作家，因而人们可能认为，公众正在观看和阅读的不是科学，而是萨根。
这个结论似乎十分可信，要不是出于这样的事实的话：我们正目睹报摊上的科学杂志激增，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真正的科学杂志，它们抵挡住了逐渐演变成神秘主义和神话故事的诱惑。
我们也看到了科幻方面的稳定发展。印刷媒体真的可以说明问题，因为几十年前，科幻作品还是流行作品类别中最少受到关注的，然而，它现在稳定增长，而其他作品类别正在萎缩。在影视媒体方面，这个事实更为明显：好莱坞最轰动的电影类型是“太空科幻剧”，其中的《帝国反击战》甚至能让玩腻了的观众也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
事实上，如果可以（或多或少羞愧地）以我个人为例的话，那么我要说，在我过去30年来出版的218本书中，有大约50本科幻小说和120本科学背景著作，它们的收益一点都没有减少，（迄今为止）它们的销售量还在不断增长，因为读者在不断增多。
为什么公众对科学如此迷恋？为什么是现在？
自然，一直以来总有人迷恋科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迷恋到觉得生命中没有其他东西具有实际价值的程度。这些人在绝对数目上总是极少数，而且在公众中占的百分比小到难以察觉。可是如今，这个数目在引人注目地、爆炸性地增加，科学几乎正在变成一个群众性神往的事物。
再一次发问：这是为什么？
我特意使用“迷恋”（fascination）这个词。它源自一个拉丁文词语，意思是“魅力”（spell）。有些东西是迷人的，它们似乎把你吸引得根本意识不到这些东西原本很平常。它们使你神魂颠倒，使你丧失放弃它们的能力、意向或者愿望。我们通常以一种愉快的感觉使用这个词语。一个人迷人，是因为极为美丽、优雅、聪明和独特。
然而，这种愉快的感觉并非是强制性的。在我们的原始神话中，有这样一个神话：老鼠被蛇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所迷惑，无望地退缩，等待被蛇吃掉。我们可能被邪恶所迷惑，被危险所迷惑——不能逃离，直到为时已晚。
正是这种带着双重感觉的迷恋，将科学和普通民众联系起来。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经历过19世纪工业化时代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朦胧地了解科学的存在，颇像他们朦胧地了解中国的存在一样。真正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激起他们最强烈兴趣的，是“发明”。
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诸如轮船、机车、电话、电灯和缝纫机这样的事物给社会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在通常的观点中，这些事物并非科学的产物，而是没有被标榜成科学家的聪明人（而且，在狭隘的词义上，他们的确不是科学家）的灵感的产物。
爱迪生的许多发明中应用了电动力学，此前大约30年，是安培那样的科学家搞出了以数学为基础的电动力学。如果有一个人听说过安培，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到，相对应的就有10万人听说过爱迪生。然而，那些听说过爱迪生的人中，很少有人了解他与安培的关系，或者了解安培必须先于爱迪生的原因——正是安培使得爱迪生取得成就成为可能。
科学并非必然唯一地是发明之母，这样一种平常的理解，无疑是一个20世纪现象，也因此带来了这样的认识，即科学既可能是发达和进步的工具，也可能是破坏和退步的工具。
极有可能，科学（相对于“发明”而言）的意义和潜能的首次闪光触及普通民众，是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这是一次明显的科学发展，即纯化学的发展；这是一种没有社会补偿价值的恐怖发明，因为它甚至没有为任何一方赢得战争。敌对双方都在使用它，它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优势，只是极度增加了双方士兵的恐怖和痛苦。
这种恐怖没有被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再使用毒气，因为它使双方除了遭到报复就没别的了。不过，民用防护品总是必不可少地包括防毒面具。
即使毒气的恐怖被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却带来了原子弹。在此之前，甚至毒气都因为其恐怖而受到限制，而原子弹与这种早期的恐怖相比，更明显地是科学的产物。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科学不断显示出它的奇迹（和它的恐怖）。电视和喷气式飞机完全是19世纪意义上的发明，然而，现在很明显，电子学和航空学是科学，而且大众知道这种联系。
固体物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晶体管以及它的所有次级小型化派生产品，而且以迅速更替的方式带给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计算机，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廉价和更通用。它使得某些人相当不可思议地天真地认为，这些计算机只是纯粹的灵巧的工匠的产品。
我们不能因为火箭只不过是中国人在中世纪的一项发明这样一个想法而放弃太空探险。火箭，不管多大和多么有威力，都只是一种上升而从不下落（至少数年来没有）的发射物。要考虑的还有遥测技术、小型化设备、使得人造卫星或者探测器对我们的指令作出响应的太阳能电池和有效的信息传送器。
在许多公众的意识中，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被搞得更糟，它都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媒介的。一个人不管是赞成技术还是反对技术，只要这个人不完全是一个梦想家，保持这样的认识都不成问题。
如果能源危机能够被新能源（聚变？太空太阳能发电？地热能？生物质能？）的发现和利用解决的话，那么，要归功于科学的进步使它变得可能和现实。
如果能源危机能够通过放弃“大科学”和设法发展“平民科学”，例如个人太阳能装置、场院炼钢、人类废物的细心回收等所解决的话，那么，不管怎样我们在全世界还有42亿人口，只要我们期望文明幸存下来，就不会让几亿人饿死。实现从“大即效能”到“小即美”的转变，将仍然会获取谨慎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美国公众甚至意识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权威地位的一个要素，是它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即在计算机、微电子、亚原子物理、激光等方面的领导地位，这并不是由于它们与战争武器有关，而是因为它们形成了先进高产的工业支柱和基础。他们意识到，美国权威地位的下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是由于我们世界科学领袖的地位逐渐丧失造成的。
简而言之，自从1945年以来，公众的科学观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是由心不在焉的教授和怪人们进行实践的遥不可及的学科。那些怪人留着长发，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语言。他们的结论，即使别人能理解其中一部分意思，也显然无论如何都没有明天的一场足球赛那么重要。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科学正日益变成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科学家被当成救星或者破坏者。理解他们很重要，必须把他们带到市场中，以便他们可以说明自己正在干什么以及被告知下一步将干什么。
法国政治家克列孟梭在他的一段名言中说道：“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操劳。”这句话推而广之可以这样解读：“任何重要的专业，如果太重要了，就不能单由专家来操劳。”
毕竟，一个专家除非全然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不然他就无法行使职责。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将忽视外部的广阔世界，错过可能有助于引导他作出判断的重要信息。因此，他需要非专家的帮助，虽然非专家要依赖专家才能获得关键信息，但非专家能够提供基于其他事情的必要判断，前提是非专家首先能够理解专家的工作。
科学变得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科学家必须得到一个平稳运行的社会的引导，这个社会依赖于活跃的公众意见。
我们每个人都与科学有着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科学家作出决定。例如，科学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科学应该采取什么防范措施；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应该怎样、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被应用还是不被应用。任何一个这样的决定都决不能由无知和偏见来引导，而只能由理解和智慧来引导。
这样一种普遍的公众理解和群众智慧能够被获得并且利用吗？很明显，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正如同样明显的，学习尽可能多的关于科学及其当前状态的知识是要迈出的第一步。我猜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开始这样想。
因此，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观看和阅读科学知识有兴趣。这些科学知识是真实的科学，并且是用非专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
这一切如何应用于科幻呢？毕竟，科幻不是科学。至多，科幻包含了科学发酵剂，它只能构成故事整体的初级部分，因为任何故事中的趣味都紧密集中在人物上，集中在人物的行为和他们的反应上。
此外，像这种由科幻故事所包含或者讨论的科学，可能出于故事情节的需要而被过分简化、修改或者曲解。由于这个缘故，其中的科学可能因为作者的无知（唉，因为人类的脆弱）而出现明显错误，这类作者本人很少是科学家。
试想，科学技术的进步总会带来重大的社会变化。其他类型的变化，比如国王的死亡、王朝的倾覆、征服或者瘟疫的席卷，在事件过程中显得重要。可是，变化一旦平息，潮水一旦退去，人类又将像从前一样生活。因为这个缘故，《圣经·传道书》的作者用呻吟的语调断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然而，这种微不足道的和暂时的变化，与诸如火的驯服、农业的发展、文字的发明、陶器和金属的开始使用、罗盘或印刷术的发明，或者在较近的时代产生的蒸汽机、汽车、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计算机，这样对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有永久性影响的事物是无法相比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要靠积累和促进。每一次进步都使得更深入的进步更加容易取得，而且为更大的进步充当基础。
一开始，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速率是如此之慢，因而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重大社会变化的数量少到简直难以觉察，所以，《圣经·传道书》中的呻吟，对于个人来说，一度看来肯定是正确的。
可是，随着数个世纪的逝去，进步的脚步加快了，变化的连珠炮加快了它的节奏。终于，大约在1800年，在世界上科学技术进步最快的那些地方，变化的速度已经变得快到能使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觉察到这种变化。
比方，人类能够看到，因为蒸汽机的出现，或者气体照明的发展，给自己的一生带来了什么不同。
这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心；这种新的好奇心可能基本上只在历史性时期才会产生——
“在我死后，人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呢？”
在19世纪之前，谁做梦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未来的生活，就人们所能看到的，将只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与过去不同。
可是，到了19世纪，这个问题就有了意义。新发明将会是什么样？新的科学发现会是什么？生活方式的基本变化将会是什么？
科幻小说出现于对这种问题的回应。如果人们不能看到未来，并且不能直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那么，人们至少能够进行猜想。于是那些能够最好地、最善辩地和最有说服力地进行猜想的人，内行地为那些不会这样做的人做这种事。
第一位真正的科幻作家，也就是第一位凭此技艺谋得好生计的人，是凡尔纳。从他第一次取得成功起，在已经逝去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那些步其后尘的人都在仿效他猜想未来的发展和变化。
随着时光的继续推移，随着19世纪逝去和20世纪到来，随着20世纪走到它的最后几个10年，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每一次变化都与上一次跟得越来越紧。变化本身越来越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危机，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变化。
不幸的是，变化总是难以接受的。我们成长时，习惯于那些暂时的和不重要的方式，而成熟后，又被风俗习惯所包围，其后，它们成为我们判断“正常”“良好”和“不朽”的标准，所有的差异（最必要也最有害）都会受到抵制。
然而，虽然变化可能被厌恶和抵制，但它仍将到来；即使作为最后的手段，顽固地视而不见，变化仍将会淹没我们。不管喜不喜欢，变化一定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年轻人，正越来越明白这一点。
也许，这就是在今天的主流“现实主义”幻想中存在一种腐朽和离题的古怪情调的原因。只要幻想小说涉及当时当地的内容，今天的年轻人就不得不将它当成只是离奇有趣的东西。也许，这就是绝大多数形式的通俗幻想小说衰退了整整一代的原因；是杂志几乎不登幻想小说的原因；是差不多所有类型的短篇故事都几乎绝迹的原因；也是一流小说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出版的原因。
这不可能仅仅是电视带来的影响，因为，在这同一时期，科幻小说（出版的科幻小说）一直在以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的形式稳定地增加。
科幻小说并非是预见未来的准确方式。科幻作家的预见性记录，虽然比几乎其他任何人的都好，但仍然少得可怜。然而，每个科幻故事都认同的一件事情是，未来将会与现在不同，而且，这个具体的预言至少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这个基本假设，使科幻小说与众不同，也使它具有重要意义。
不管怎样，今天一定存在着一种普遍流行的不安，即科幻小说被打上了“必然发生的和不断变化”的标志。人们一定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即使他们没有深入考虑过，或者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而且它必定被吸收进承载相同标志的文学形式中。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日益增长的对科学事实和科学幻想感兴趣的倾向，确实是同一现象的要素，即希望接受和理解变化，从而恰好可能既用头脑（科学事实）又用精神（科学幻想）引导变化。
然而，用这一切就真的有助于我们引导变化吗？它将教会我们解决我们时代的可怕危机吗？
也许不会，但正如老笑话所说：这不会有害！
（摘编自《不羁的思绪》，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科普作家、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