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洞悉技术本质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技术曾经以机器、武器的形式出现，甚至还表现为技术建构及技术环境。技术的特性体现在大量知识的应用，使用各种文献探讨技术问题以及人类的技术行为方面。与哲学和科学利用实证材料进行现象描述不同，研究技术本质的意义就是对那些基本问题的解答，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与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科学、艺术、工程、技术设计及其他实践活动）的关系如何？技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经过了哪些发展阶段？是否像许多哲学家确认的那样，会对我们的文明产生威胁？技术对人类与自然产生了哪些影响？还有，技术发生了哪些变化，将有怎样的发展前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仅在不久前才引起思想家的关注。最初人们对技术的理解是，几百万年前人类在一切活动中所体现的工具制造及技艺创新。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现象，直到19世纪才得以突显并被认知，而关于技术现象的哲学思考则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然，在哲学史上技术也是有所体现的，但是它还未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被加以论述。例如，在古希腊哲学中出现过“техне”这样的概念，不过它不是专指技术，而是指所有制作物品的技巧，从绘画、雕塑到技术产品本身，如军用器械。虽然培根谈到了机器和技术产品制造的重要性，以及其为人类带来的好处，但是这种讨论并没有触及技术现象本身及技术本质。因为在当时，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新欧洲人还远没有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现实问题来认知。直到19世纪，技术不仅形成了独立的技术科学，也以多种形式体现在其所影响的一些专业中。首先出现了技术科学方法论，随后或几乎同时，在哲学中也开始讨论技术问题。

现在，最全面、最基础的技术研究领域被称为“技术哲学”。“技术哲学”这一术语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这是认知技术和分析技术的一门哲学分支。实际上是这样的吗？哲学知识的类型或分支有艺术哲学、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理论哲学、文化哲学，用类推法还可以得出技术哲学及教育哲学等，技术哲学可以认为是哲学知识的一种历史形态。哲学知识的这种形态，看起来似乎已经落后、不合时宜了，但是作为学科名称，它至今仍被保留着。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理解它的含义呢？如果将技术哲学看成是哲学，那么它就不是传统的哲学而是现代的，因为它并不具备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除了技术的哲学形式，还有技术的其他形式——技术史、技术价值、技术方法、技术设计，以及哲理方面的研究和应用研究。阐述现象本质及个人观点，从历史的视野弄清其在社会整体及文化中的位置，这些意象化的思维赋予了这些思考以哲学的特征，而且这些思考经常表现出哲学的超越性，可以确定，正是这种超越性使技术哲学成为哲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哲学并不是哲学，而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是技术的广泛衍射。（比较［39］）有两种意见支撑了这一观点：其一是技术哲学包括技术的各种衍射形式，因此在语言表述上远远偏离了古典哲学的传统范畴；其二是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任务的特点相关。技术哲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对技术进行思考，弄清其本质。这一任务的提出与其说是由技术危机所导致的，不如说是由整个文明的危机（按现代流行的说法是“技术文明”的危机）而引发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文明的种种危机，包括生态危机、末日论危机、人类学危机（人类退化及其精神的不断衰落）、文化危机和其他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技术及更广泛的技术关系，是全球性灾难的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明经常被称为“技术文明”，所指的正是技术影响到文明本身以及全人类，而这也正是技术发展的深层次渊源。［71］

第二个任务，更确切地说，具有方法学性质，即力图从哲学角度探索解决技术危机的途径。当然要在新理念、新知识的智力范围内来探讨这个问题。许多哲学家把我们的文化及文明危机与技术及其发展联系在一起，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主要问题是现代技术把自然和人类本身都用于为自己服务，并将它们变成了“座架” 。［78］雅斯贝尔斯（K.Jaspers）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待加工的原材料，无法摆脱他们所创造的技术力的控制。［91］最终结果将导致人类逐渐衰退，大自然不断被摧毁并成为生产产品的、没有灵魂的、机械的、最简单的功能性元素和材料。芒福德（L.Mumford）认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文化中“巨型机器”（人类活动的多层级复杂组织）的意义过于强大。［37］

海德格尔提出，应该让人类认识到自己早已成为技术的一部分，而且要把自然也变为技术的组成——“座架”。芒福德鼓励毁掉这个“巨型机器”。有趣的是，不仅两位哲学家不相信，其他人也不相信：由技术所引起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甚至这样做更为人道和完美。马丁（A.J.P.Martin）认为，“如今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毁掉我们的地球，甚至比消除它所带来的损失还要容易得多”。虽然这个问题是由技术引起的，但是解决它的唯一方法并不是抑制它，而是尽力发展它。拒绝或者阻止技术的持续发展，就意味着将使这个世界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必须选择和发展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技术。［36］斯科李莫夫斯基在反驳这类观点时写道：“对我们来说，技术已经变成了我们身体和精神的支柱，达到了如此异常和囊括一切的程度，如果我们认识到它正在毁灭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想出能够扭转它的另一种技术。”［68］因此，一些哲学家认为，技术应当更加人文化，更适应自然和人类，要在人类价值崩溃之前，更大程度、更深入地进行现代技术文明人文化尝试。因为这一系统相对于那些非实质性的操作而言，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特别是辩论双方都提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因此，如果技术哲学能够解决上述两个中心问题（对技术的本质和特征的思考，以及探索技术及技术文明所带来的危机的解决途径），那么更确切地说，它就不是哲学，而是一种非典型的方法论，甚至是属于跨学科的研究和分析。不过，许多现代哲学家，如什维列夫（В.Швырев）和奥古措夫（А.Огурцов）都认为，除了传统问题，现代非古典哲学正是致力于解决方法论及应用领域的问题，这完全像是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技术哲学实际上是一门名副其实的非古典哲学学科。

技术哲学的地位和本质还与另外一个问题相关，即所说的应用任务及相关问题是否属于技术哲学的范畴。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现在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包括制定科技政策的原则、科学技术及人文技术检验方法论、科学技术预测方法论等。但是，该学科形成初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实用性问题，即便是比较广泛的问题，也没有被列入技术哲学。问题在于，把技术本质和特征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研究及在知识领域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材料和方法，以及多样性的应用研究和任务领域，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研究放在同一个哲学学科框架下是否合理？或者更准确地说，似乎应当把后一个问题，即应用问题和任务，从技术哲学中划分出来。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凭借恩格尔迈尔的努力，技术哲学在俄国得以顺利发展。随后，与工程和技术不同，这一学科被当作资本主义科学在苏联停止了研究。然而，研究和讨论不同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其他学科却发展了起来，如今，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划入技术哲学。

苏联时期关于技术研究的第一个领域是“技术史”，它讨论了技术的历史架构并编写了各类技术（机器、技术发明、专用技术）史。这些技术史研究通常因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特征而降低了其科学意义。

技术研究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这里讨论的是技术的本质和实质问题，但是，技术研究的主流模式是从工程学的角度进行的，如技术发明或技术装置（工具、机器）等。此外，由于竭力鼓励批判资本主义技术哲学，使研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质。关于技术哲学的这种思考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资本主义技术哲学的成就只字不提，技术现象的相关研究十分空泛，与现代文化问题和危机毫无关联，最终使关于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被用于证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以及政府技术决策的正确性，如核电站的创建等。

技术研究的第三个领域是“科学技术方法论及科学技术史”，该领域在苏联时期迅猛发展。虽然它们在苏联时期曾经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是现在它们属于技术哲学学科。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结论，例如，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分离，描述了技术科学及其理论的功能和构成，但是这一研究领域是如何被涵盖在通用技术学说中的尚不明确。

技术研究的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及工程技术的方法论及历史”。这部分研究也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形成了工程技术设计学，分析了各种技术的特点及本质，研究了工程技术与设计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们仍然脱离了技术所研究的那些普遍问题。

现在，这些研究领域在技术哲学的框架内独立发展。正因为如此，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即现代的技术哲学并没有把上述研究方向或业务领域中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还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在技术哲学范畴内，技术经常被归于非技术活动中，比如技术合理性形式、技术价值，以及某些文化观点。只要研究一下技术哲学给技术下的基本定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关于技术是什么，一种回答是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另一种回答则是技术是众所周知的人类活动。其他一些定义则强调观念及其价值实现的作用。比如，拉普（F.Rapp）在其著作［95］中分析技术哲学所提出的观点时，认为技术就是借助于意志改变自然。拉普还强调，技术赋予人类愿望以物质形式，是因为愿望与意志相符，而后者包括了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象和各种可能性，不管技术如何依赖物质世界，它都无法从无限的、纯粹的精神生活中借鉴任何东西。拉普认为，创造性变革的理念是德绍尔（F.DesSauer）的主要思想之一，他在列举了许多关于技术的定义后，给出了下面这个比较个性化的实质性的定义：技术是观念的现实存在，它随自然材料及物品的制造与加工而产生。他在介绍戈特尔奥特里连菲尔德（F. V. Gottl-Ottlilienfeld）的观点时写道：“从主观意义上说，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正确技巧性方法；从客观意义上说，技术是保存下来的所有方法和手段。人类借助于这些方法和手段，在一定领域内进行活动。”在介绍通德尔（Tondr）的观点时，拉普认为，技术是指人类能够支配的主观及客观世界中的一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的性质，使人类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95］

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些反映研究者一定态度的有关技术的所有定义中，出现了技术的“非对象化”，技术似乎在消失，它不断地被活动形式、价值、精神，以及文化的某些方面所替代。另外，技术还原于非技术，技术哲学转向精神哲学、活动哲学、生活、文化等，类似于认知条件和必要因素。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保留这一研究对象？这种非对象化的变化很早就出现了，技术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是其作为人类所有活动和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某种实体，这就是我们通常在直觉上所认为的技术。因此就出现了二难推理：技术是否为独立的现实，是技术而不是其他某种异在（另一种存在）；或者说技术就是一种精神，它是人类活动和文化的一个方面。

可以确切地进行表述的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论问题，它的产生是由于最近几年文化研究对技术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技术的理解是否包含在这一研究中，即纯粹的心理及文化因素是否属于技术本质的研究范畴？文化学研究表明，在古代工具文化中，简单机械及构造被置于万灵论的图景中去理解。古人认为，在工具（以及武器）中存在着神灵，它会帮助或阻碍人的能力，因此加工或者使用工具前一定要先作用于这些神灵（通过祭祀或祈祷），否则就会失败或者致使工具失控，转而与人类对抗。这种万灵论技术思想决定了古代技术的本质和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代，人们认为技术与工艺都是有魔法的、神圣的。

随着近代技术在新时期形成，现代人已经开始把技术看作自然规律的应用和个性化的工程创造。问题不只在于对技术的抽象理解和特殊解读，还在于其文化存在。技术（工具、机械、机器）作为神灵，是按某种“逻辑”而存在的，具有一定的自由度；技术作为上帝创造的体现（中世纪的一种观点），是按另一种“逻辑”；技术是自然的进程（动力、能源），这是第三种“逻辑”。在文化中，与其说技术是按照“需求规则”存在和发展的，不如说它是按照思想、认知的文化形式及世界观（世界图景）的逻辑存在和发展的。但是，每种文化中的技术观念都在变化，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将技术的概念纳入文化概念中，那么技术就会按照进化的节奏在文化交替中不断演化？可以说，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构想和方案形成的同时，现代文化中发生了技术分离：在自然学科中描述自然规律，然后以这些规律为基础，创造并合理利用自然的力量和能源条件，这已经是工程技术科学的任务了，最终，在工程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创建能够保障人类需求的工业。这样，问题就在于，是否要把这种构想和方案归入“现代技术性质”中，还是仅认为它们与技术并不产生直接关系，只是人们对技术的一种认识？众所周知，虽然这一构想和方案受到了批判，但是现在已经被重新审视。这会不会引起一个向全新的技术转变的过程？

技术观和工艺观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今最重要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哲学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74，20—29页］如今它已经被提到首位。实际上，一些研究者把技术同工艺的概念混为一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技术和工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在问及为什么采用美国的新词“工艺”时，格兰特（Д.П.Грант）是这样回答的：“这一疏忽是在当代著名思想家的一篇有关该题材的短评的题目中发现的。海德格尔的著作的德文名为‘Die Frage nach der techrik’，将其译成英文为‘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即‘工艺学问题’。”他在文中还写道：“欧洲人认为，我们的语用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技术’的字面意义，它的原希腊语词根的意义为‘系统地研究技巧’或者‘手艺’。”虽然欧洲式的用词沿用了纯粹的词汇含义，但是并没有带给我们直接的现实认知。既然它是个新词，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它的新含义。科学将不断征服人类和人类之外的自然，而整个过程的实质可以被称为“技术”。这种发展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预知……技术中重要的不是机器和工具，而是我们所感知的存在的客观世界，即我们醒着或睡眠中感受到的每一瞬间。现在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可以作为技术文明的承载者，并将在更大程度上生活在它严密的掌控范围内。［23，4、5、7页］

换言之，我们指的不是术语而是观念，甚至是不同的事实。分析显示，我们必须区分三种基本现象：技术、狭义工艺和广义工艺。在《综合技术词典》和《大百科全书》中，技术的狭义概念为：技术是在工业中所采用的规则与手段，是材料和原材料的获取、加工或再加工的方法，是半成品及成品的总和（系统）。维格（N.J.Vig）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关于技术的一种广义概念。他认为，以技术哲学为基础对技术进行研究是最近几十年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在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中，技术起到了核心作用，这就是它的基本前提，因此一定要把它当作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来研究。当我们思考技术的时候，重要的是使用恰当的语言总结其不同用途。技术体现为以下任一方面：（a）技术知识、规则和概念整体（总和）；（b）工程技术和其他职业技术实践，包括使用技术知识的一些专业概念、标准和条件；（c）在实践中创建的物理手段、工具或人工制品；（d）技术人员、大型系统流程及工具的组织和一体化（工业、军事、医学、通信和运输等方面）；（e）“工艺条件”的特点和性质，作为工艺活动累积成果的社会活动。［99，8、10页］

在众多研究工艺的学者中，维格把技术的概念归入工艺的广义概念中。埃吕尔（J.Ellul）在其名著《另一种革命》中强调，从广义的工艺概念来看，自然和艺术都成为技术和工艺的元素。埃吕尔写道：“根据事情的本质，我们周围的环境将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机器的世界。根据这个词的完整含义，技术本身正在成为广义上的环境。现代艺术根植于这个新的环境中，而环境本身是完全真实并严苛的，当代艺术是技术的现实反映，但同镜子一样只能反射映入其中的影像，镜子是不了解影像的，也无法研究它。”［89，29—30页］

现在讨论几个与技术有关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对技术本质的认识。维格认为，大部分有关技术本质的讨论都集中在三个概念上，即工具、社会决定论，以及自动化技术。他指出，工具主义者认为，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有工艺创新的设计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或是服务于人类某些特定的目的。这可能会产生下列问题：最初的目的是否可以被社会接受，设计方案是否可以由技术实现，是否能够利用发明来达到所设定的目标。［99，12页］我们马上会发现，尤其是在技术工作者和工程师中，尽管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性，但如今它却受到很多批评。

维格指出，很多研究工艺的人，特别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维护所谓的社会决定论或与其类似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中立手段，它是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的体现。在技术哲学中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对技术的评价，更多的是广泛的社会价值、设计和使用者的权益。［99，14页］格兰特认为，技术的形式就像是由其创造者（人）控制的工具库——重要的摆脱困境的手段，它使北美人偏离了对其本质的解读。与其说“技术”是机器和工具，不如说它是引导我们理解所有存在的一种观点。语言在这里已经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现代人总是对“命运”和“劫数”这两个词不以为然，而技术仿佛就是我们的“命运”。［23，7页］在批评计算机技术时会发现，其使用方式并不受技术所左右。格兰特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相是，在任何政治经济条件下，计算机只能出现在那些有大型联合研究机构的社会中。计算机的使用方式也受限于所要求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不是中立的工具，但可以排斥或鼓励某些社会形式。我们只要了解，已经使用和即将使用的计算机方法是无法与对现代观念的理解割裂开的就足够了，这些概念同样出自导致计算机创建的理性观念。”［23，11—13页］格兰特的这个关于技术受限于社会研究机构及社会价值的观点很有趣，也非常有益，后面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技术决定论或技术独立观认为，工艺是一种可以自控的力量。这意味着技术是按自己的逻辑发展的，而且促进人类发展的目的比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更多些。［99，15页］温伯格（A.Weinberg）认为：“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法，通常集中在那些需要使用新技术解决的问题上。比如现在我们未必会强烈地专注于能源不足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解决能源不足问题的适宜方案——核能源。”［98］

应该说，如今“工艺独立”的观点已经非常流行，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以自然科学进程为基础的，而这一进程有望揭示工艺技术运行或演化的规律。同样，也可能会发现新的技术工艺规律，正如这一观点的拥护者们认为的那样，它将成为对技术工艺本身产生有效作用的条件，甚至承认存在影响技术的外在社会因素，这一观点的追随者为技术进化附加了其内在法则。夏多夫（M.Н.Щадов）、尤里·切里耶戈夫（Ю.Чернегов）和尼古拉·切里耶戈夫（Н.Чернегов）认为：“技术体系不仅受人类的需求及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知识的影响，其发展还被技术进化的内在规律所左右。人们不止一次地尝试确定这些规律。目前，最完善的技术进化规律阐释是穆奇尼科夫（В.С.Мучников）教授所得出的结论，在手工业生产向系统自动化生产合理化转变的基础上，技术工艺变革的特点是缩减工序，更多地向系统自动化、无废料及尽量少排污的生产方向发展……了解技术变革的规律，可以更有信心地建立提高国民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战略。”［87，98、113页］

在《矿产综合体中工程创造方法学》这一著作中，三位作者还列举了技术变革及演化的其他规律：多功能多需求扩展规律、技术对象阶段性发展规律、技术对象结构性进步演化规律、技术对象多样性增加规律、科拉恰规律，以及工艺的形成和变革规律。［87，90—94页］

不难发现，这些规律大部分首先确定了工艺的“工具性”观点，在第一个概念范围内，以及现代技术工艺的制度依据，即现代技术的工具论。关于第一个规律——多功能多需求扩展规律，另一种说法是“提高社会需求的规律”，库兹涅佐夫（Б.Г.Кузнецов）认为：“这些需求能够依靠生产基础的发展而得到满足。”莫里森（R.Morison）在题为《幻想》的文章中反对这种制度性法规：“为什么我们总是想要增加人均能源的需求？如果我们获取比现在少一半的能源，我们是否会比瑞典人更幸福，更健康，或更容易达成某种理想？或者我们是否会比未使用某些重要能源的南非布什曼人更幸福？”［94］在文章的结尾处，莫里森作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评论：“原来评论技术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仅评价实现技术的既定目标的有效性及如何避免我们不期望的附带结果与外来损失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注意价值体系本身，或者这种技术功能的‘世界梦想’。”［94］显然，上述所有这些规律都是在“世界技术图景”或如今天人们所说的“技术论”的框架内确定的，因此，或许它们会增强当今传统技术正在受到严厉批评的这一趋势。

根据技术进化和转换的规律，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技术群”的规律。根据库拉吉（Г.К.Кулагин）和艾里杰科娃（З.А.Эльтекова）的观点，“技术群是由技术和工艺构成的共同体，是在技术环境中演化形成的，根据各种技术工艺彼此之间的结合程度，不断扩展其应用范围的构成要素。复杂的技术群具有稳定的特点。第一，在技术群范围内出现了其存在的条件；第二，抑制和摒弃从内部破坏其存在的新事物；第三，只采用那些增强该技术群生命力且使其保持现状的新技术”。［87，119页］

埃吕尔的研究被认为属于技术决定论，其理论基础是系统化方法。埃吕尔所确定的系统概念是这样的：“系统是彼此间相互联系的元素的总和，其中一种元素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整个体系的变化，整个体系的改变也会反映到每一个构成元素上。”［51，97页］按照埃吕尔的观点，技术体系的特点是自主性（根据技术自身的发展，重新设定工具功能的技术程序）、统一性（这是一个不断联系的体系，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构成要素与它的联系）、多样性（涉及生活所有方面的技术普遍性）、累积性（在形成封闭的技术世界、克服技术化的所有矛盾时）、无意识性（用纯粹技术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以及从两种技术解决方法中选择更有效的一种），以及获得技术能力和有效性的自我增长。埃吕尔写道：“技术体系在自我增长时，好像是在其内部力量的驱动下，无人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51，98页］由此可以看出，埃吕尔的思考正是在技术决定论的语境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