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硫黄和火焰从天而降
罗马帝国庞贝，公元79年

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战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

——《圣经·诗篇》第18章

人人都知道庞贝城的故事：大约 2000年前，一场火山喷发，毒气和浓灰笼罩了这座罗马城市，人们在家中被活埋，短短几天工夫整座城市就彻底消失了。回顾历史，我们看见了这场灾难的不可避免，也惋惜当时居民的无知。 有谁会把城市建在一座活火山边上呢？ 今天参观庞贝遗迹的游客或许把它看成了一则寓言，以提醒自己建立社区的时候要考虑四周的威胁。庞贝就这样成了一个给人以启迪和娱乐的地方。我们也深信自己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维苏威火山是一座典型的锥形火山，它矗立在那不勒斯湾畔，海拔超过4000英尺（约1.2千米）。单看它的形状，地质学家就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了。巨大的锥形山体说明熔岩涌出的速度要超过它们被侵蚀的速度，因此它现在仍是一座活火山。以地质时间来度量，将来它肯定会再次喷发。熔岩向上堆积形成了山体，而不是像液体似的在地面上流动，说明这些熔岩相当黏稠。黏稠的熔岩可以锁住气体，至少锁住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喷发可以非常剧烈。要形成最高的火山，需要的是爆发式喷发所产生的一层层火山灰和冷却的熔岩——这样形成的火山被称为“层状火山”（stratovolcano）。

那为什么古人会冒着如此巨大的危险，在此地建造城市呢？这和西雅图建在雷尼尔山的阴影之下、东京仰望富士山、雅加达周围环绕5座活火山（包含喀拉喀托火山）是同一个原因：火山在不喷发的时候，是很适合安家的地方。火山土壤多孔，容易排水，又含有大量新鲜的营养物质，能种出肥沃的庄稼。火山周围变形的岩石常常能创造出优良的天然港口和防御山谷。板块构造或许注定了下一次喷发，但到底哪一代人会经历这种极端事件，完全是由概率决定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公元79年庞贝城的居民一样，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头上，那就随它去吧。

公元前6世纪维苏威火山喷发，使它在当地的奥西人（Osci）部落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心中成了火神伏尔甘（Vulcan）的家园。从火山中周期性升起的蒸汽提醒人们，伏尔甘是众神的铁匠，他用一口天上的熔炉为众神打造兵器。但是火山土壤又实在肥沃，能够留住水分，支持罗马帝国最富饶的农业生产，于是在这座火山周围，文明开始兴盛。连续 600年没有喷发，使得维苏威火山仿佛成了“ 安全 ”的代名词。

到公元1世纪初，维苏威的山坡上已经建起了几座城市，包括庞贝、赫库兰尼姆和米塞努姆。这一带在公元3世纪被罗马征服，由此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居住地。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中心。壁画上描绘了工匠纺织和印染的画面，那是当地的一项主要产业。研究者还发掘了一片庞杂的露天市场，里面餐馆和小吃店一应俱全。税收记录显示，庞贝的葡萄园在产量上要远远超过罗马城周边的那些葡萄园，它们出产的葡萄酒行销帝国的各个角落。（已知的第一个运用了双关语的品牌就来自庞贝，那是一只标着“维苏威”字样的酒坛。 ）

有钱的罗马人在这里兴建别墅，享受海岸风光。大型公共市场、神殿和政府建筑反映出当地的生活已经远远超出简单的生存层次。在庞贝发掘出的许多房屋宽敞优雅。卧床由大理石雕成。有些房屋自带了浴池，公共澡堂则服务本地社区，水源来自罗马人的引水系统。庞贝，这个坐落于阿马尔菲海岸尽头的城市，在当时就已经是一处名流光顾的胜地了。

“灾难”（disaster）一词来自古罗马文化，它的字面意思是“被灾星照耀”。罗马人相信，人会遇到灾难是因为人的命运被写在了群星里。若用人的一生来度量，灾难似乎是随机发生的，这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惧，以至于所有人类文化都发明了为灾难赋予意义的方法。当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朱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sar）中借恺撒（Cassius）之口说出“亲爱的布鲁特斯（Brutus），这个错误不在于星辰，而在于我们自己”时，他其实就在反对这种用命运来解释意外事件的文化陈规。

支配罗马人的不仅有命运，还有他们那些喜怒无常的神。和之前的希腊一样，罗马神话也将众神塑造成了一群自私无情的生物，尽管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一个人如果介入了这些强大生物之间的冲突，灾难就会降临到他头上。火神伏尔甘的外表并不出众，但爱神维纳斯（Vennus）却被许配给了他。每当伏尔甘发现维纳斯在外面偷情时，他就会愤怒地激起一场火山喷发。

这种说法或许解释了火山喷发的原因，但它并不是一个令人安心的解释。它使得人们在那些小心眼的神和他们的暴躁脾气面前感到渺小无力。他们试着抚慰伏尔甘，每年都以他的名义举行宴会，想以此找回一点对于命运的掌控感。伏尔甘代表了火的好坏两个方面，好处如金属冶炼，坏处如火山喷发和野火（在炎热的夏天，后者是对粮食储存更普遍的威胁）。于是在每年 8 月 23 日的火神节，人们都用篝火和祭品来安抚伏尔甘，好让他不要降灾毁灭他们的收成。

公元79年，庞贝城的居民正在庆祝火神节，他们不知道维苏威火山即将发生一次史上少见的剧烈喷发，现在的它已经进入了喷发前的最后阶段。我们对这次喷发的认识来自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当然是距离那不勒斯 15英里（约 24千米）的庞贝城本身所保存的证据。当年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在短短几周内埋葬了整座城市，并彻底摧毁了城里的社区。有90%的居民活着逃了出来，但他们永远抛弃了家园，这座城市的存在也几乎被遗忘了。庞贝遗迹一直到 18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和发掘，那些没能逃脱的居民的遗体也因此重见天日。

第二个源头是一位年轻的罗马学者，他被称为“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他写的几封信件流传了下来，其中描述了他舅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这次火山喷发中身亡的事。这舅甥俩都是罗马的下层贵族，拥有骑士头衔，老家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老普林尼成年之后的20年始终在罗马军队中服役，主要在日耳曼作战。他一生未婚，在退役之后，孀居的姐姐就搬来和他同住，一同搬来的还有她年幼的儿子。孩子被舅舅收养，继承了他的名字，因此才被称作“小普林尼”。老普林尼在罗马很有名，因为他善于写作，并且和皇帝韦帕芗（Vespasian）关系密切。还在军队中时，他就写出了一部日耳曼战争史，其中细节丰富，比如描写了怎么利用马匹的动作更有效地用标枪作战。后期，他作为不同行省的统治者开展外交工作时，老普林尼又搜集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和自然特征信息。

在维苏威火山喷发前两年，老普林尼出版了他的 37卷著作《博物志》（ Naturalis Historiae ），它常被称为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书中记载了他在罗马帝国游历时的见闻，是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一部文学巨著。在书的前言中，他写道：“人活着就要敏于观察。”我们也确实从他记录的广泛主题中看到了这股激情。虽然从现代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或许显得有一些轻信（比如，他记录了几个长着人的身子和狗的脑袋的怪物种族），但他依然显示了一名科学家对知识的热爱。在第一卷的结尾，他这样写道：“向您致意，大自然，万物之母，请向我展示您的恩惠，因为我是罗马市民中唯一赞美您的人。”他对工作很痴迷，常因为写作忘记睡眠。

公元77年，在出版《博物志》之外，老普林尼还被皇帝任命为驻那不勒斯湾的舰队统帅。普林尼一家搬到了那不勒斯湾入海口的米塞努姆。从别墅的窗口，他们可以眺望海湾另一侧维苏威火山的壮丽景色。老普林尼一边指挥舰队行动，一边修订他的《博物志》。此时小普林尼正在接受法律训练，同时还跟舅舅学习，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著作丰富的编年史家。

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平静之后，地震活动在 1世纪下半叶有所增加，公元 62年还发生了一次强震。那次地震破坏了庞贝城里的好几座房屋（一直到公元79年，其中的几座仍在修缮之中）。

在那之后的10年里，人们又感觉并记录了好几场地震，并且开始将地震视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公元 79年 8月 23日的火神节庆典上，小普林尼在日记中写到当天发生了几场地震，但他并没有多加留意，“因为地震在坎帕尼亚地区本来就很常见”。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火山喷发之前，岩浆必须从几英里深的地下岩浆房涌到地表。这种涌动可以表现为地震、地表隆起和气体喷出。在火山喷发之前，压力可能要积攒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因此，火山喷发比其他许多地质学现象都更容易预测。）

火神节的第二天，8月24日，坎帕尼亚所有居民的生活都迎来了一场剧变。中午刚过不久，维苏威火山就开始剧烈喷发，由气体和火山灰组成的喷发柱高耸入云。普林尼舅甥二人都从那不勒斯湾的另一侧看到了这幅景象。小普林尼是这样写的：“对于这场喷发，最确切的描述是将它比作一棵松树，烟柱射入高空，仿佛高高的树干，烟气则在柱顶向外扩散，又好似一根根枝条。”

老普林尼不愧是博物学家，立即想到了近距离观察这次喷发。他开始组织舰队帮灾民撤退，并亲自乘船到海湾对面去仔细观看。小普林尼则明智地留在了别墅里继续做学校的功课。就在准备启航时，老普林尼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那是一名贵族女士，她的别墅正位于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斯塔比伊，来信是为了恳求普林尼帮忙逃生。老普林尼派了几艘军舰去赫库兰尼姆，而自己则乘上了一条“快艇”。当船驶近赫库兰尼姆时，大量余烬和灰尘从天而降，船长建议调转船头向米塞努姆返航。老普林尼却回复“好运钟情勇者”，命令船长继续朝他朋友居住的斯塔比伊进发。火山喷发搅起的劲风将快艇送到了港口，但也使它再难离开。

老普林尼的那位朋友和她的家人吓坏了：火山喷发之剧烈不说，它还在海中激起了巨浪，使船只无法航行。进了别墅，老普林尼想让朋友们安心，他仍像往常一样宴饮、沐浴和睡觉，同时静候大风平息。但是随着喷发的加剧，他们明白大风是不会平息了。（其实大风就是由火山喷发造成的，但老普林尼显然并不知道这一点。）众人决定再试一次把船驶进海里。他们在头上绑着枕头，以抵御掉落的火山灰和熔岩，就这样冒着危险回到了岸边。这时海浪仍然很大，无法登船，空气也极浑浊，使人难以呼吸。老普林尼承受不住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朋友们挣扎一番后抛弃了他，自行登船。他们好不容易逃到对岸，并向小普林尼交代了事情的原委。三天后，这班朋友重返斯塔比伊，在火山灰下发现了老普林尼，他的遗体上没有明显的伤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他死于急性心脏病发作，可能是毒气引发的。

层状火山的特征是爆炸性的喷发，熔岩射入高层大气，在空中凝结成各式颗粒，根据尺寸的不同，它们被称作火山毛、火山灰和火山弹。在有层状火山的地方，一个构造板块被推挤到另一个的下方，这种地带称为“俯冲带”。以维苏威火山为例，非洲大陆朝着欧洲缓缓移动，推高了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和亚平宁山脉，同时也将地中海海床推挤到了意大利 下方 。当海床被推到大陆下方时，摩擦力便会加热海床，将它和它负载的沉积物熔化。

这些沉积物正是理解这类层状火山的关键：首先，相比来自地下更深处以及其他类型火山的熔岩，层状火山的熔岩中含有大量轻质矿物石英。当岩石在地下移动（以地质学的时间跨度来看，岩石的移动是很剧烈的），石英会向上浮起，周围其他较重的矿物则会向下沉降。就这样，石英渐渐在大陆中富集（而不是沉到地下更深处），也在大陆上侵蚀脱落的沉积物中富集。这些石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岩浆，黏性超过了其他火山中形成的那些同类物。其次，这些沉积物中包含了大量水分，这些水分又进入了沉积物形成的岩浆里。

石英很黏，这意味着它形成的熔岩容易黏附在一起，而不像我们在夏威夷火山照片中见到的那样四处流动。大量水分又意味着熔岩里有较多的气体和水蒸气。这些气体和水蒸气在温度升高时膨胀，引起爆发。喀拉喀托、圣海伦和维苏威这几座火山都处在俯冲带上，因而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爆发式喷发。

火山学家研究了两样东西，一是庞贝古城周围的沉积物，二是小普林尼的记载，最后的结论是维苏威火山喷发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 8月 24日形成喷发柱，这种喷发在今天被称为“普林尼式喷发”。喷发柱先是随着剧烈的爆发力升到空中，然后又在重力的拉扯下向着四周和下方扩散——由此形成了小普林尼记载的松树形状。隔着那不勒斯湾观望，小普林尼写道，在第一次向上的喷发之后，火山灰落回地面，黑暗笼罩天空，“那不是没有月亮或者多云的夜晚式的黑暗，而更像是大门关闭且没有点灯的房间里的那种黑暗。耳畔传来女人的哀鸣、儿童的哭泣和男人的叫喊。有人在呼唤父母，还有人呼唤孩子或是伴侣。只有通过声音，他们才能认出自己要找的人”。

这个地区的大约 1.1 万名居民中，大部分都在黑暗中徒步离开，保全了性命。当小普林尼接到舅舅的死讯时，他也带着母亲（和她的弟弟一样年长发福）艰难地徒步离开了。逃难者充塞道路，在黑暗中举步维艰。小普林尼笔下的这群人，感觉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许多人乞求神的援助，但是更多人想象众神已经不在，就连宇宙也陷入了一片永恒的黑暗之中。还有人在真实的灾难之外编造出虚假的危险：有人说米塞努姆的这里坍塌了、那里起火了，这些虽然是不实的说法，却总有信徒……我在这里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在这些灾祸中间我没有发出过一次呻吟或是惊呼，不过我也承认，一想到整个世界都将和自己一同灭亡，心理上就获得了些许可怜的安慰。

几天后，小普林尼带着母亲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并最终返回了罗马城。和他们不同，有的居民决定留下，至少挨过当晚再说。到这时天上已经下了一天的火山灰，而一座住宅可以保护你不被掉落的岩石砸中。在这种情形下，待在家里似乎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居民不知道的是，随着夜色降临他们还将迎来第二阶段的火山喷发。

当层状火山爆发时，喷出物往往会飞到几万英尺的高空。随着喷发的进行，喷出的物质越积越多、越来越重，这些炽热气体和灰尘不会在高空聚成一朵蘑菇云，而会沿着山坡开始快速滚落。（因为比空气重，火山气体也是可以滚落的。）这些滚落的物质被称为“火山碎屑流”（pyroclastic flow），其中“pyro”是希腊语里的“火”，“clastic”意为“裂成碎片”。这些气体移动很快，常可以达到每小时 50 英里（约 80 千米），也有时速 300 英里（约483千米）的记录。它们的温度也很高，约500华氏度（260摄氏度），瞬间就能致人死亡。

火山碎屑流是杀伤力极强的一种喷发。它的流速太快，令灾民措手不及，根本无法逃脱。在庞贝城下埋葬的1800具尸体姿势扭曲，早期的观察者因此猜想遇难者遭受过极度的痛苦。但其实他们更有可能是被高温瞬间杀死的，死后尸体才因为热浪的冲击而变形。在那之后，掉落的火山灰才将这些人埋在了自己家里，将他们的悲惨遭遇封存了2000年。

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大特长是善于推理。演化的压力催生了能够发现模式的大脑，即使在随机现象中也能看到模式。当我们在草丛中听见一阵响动，我们大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阵随机的轻风不予理会，但也可以猜想那是一只埋伏的猎食动物并设法逃离。在许多时候，那的确只是一阵轻风，错误的猜测使我们没有必要地焦虑，但不会妨碍我们的生存。少数时候草丛中确有一只猎食动物，于是焦虑者存活下来，而那些把它看作随机响动的人则因为自己的疏忽赔上了性命。在根本的层面上，我们都厌恶随机性，因为随机性使我们更加脆弱。

在随机中发现秩序的需求，已经延伸到了生存威胁之外。夜空中的星星在空间分布上是随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夜空中的某一处看见一颗孤星，又在另一处看见几颗星星排成一行。仅凭这一点，你无法判断出自己是否会在别处看见一颗星星。随机性意味着你不能用过去发生的事情预测将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人类总会寻找模式，我们发明了星座，还创作出故事来解释星座。

我们发现，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会用众神的故事来解释星座（比如猎户座腰带、仙后座）一样，他们也用神明来解释地质学现象。这种信仰为他们解释了自然界中其他无法解释的方面，也平息了他们想要理解为什么一代人会遭受灾难而另一代人能够平安生活的渴望。然而就像庞贝城的居民意识到的那样，无论举行多少仪式你都无法掌控自然。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你做到这一点。（这种感觉很多罗马人或许都很熟悉，因为他们的人类统治者只要突发奇想，同样可以轻易摧毁他们的生活。）

随着希腊-罗马文化的铺陈，犹太文化发展出了另一套关于神和神人关系的观念。犹太人否定了神明自私小气的形象。他们信奉的是一位始终善良慈爱的神，人类是可以与之订立契约的。可如果神是善的，我们又该怎么解释那些使人类受灾的地震、洪水和火山喷发呢？犹太人的回答是：错的只能是我们自己。许多古代文化中都有决定性的大洪水故事，但是只有在挪亚方舟的故事里，应该对洪水负责的才是洪水的受害者，而不是他们的神。

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这个联系。虽然其描写听起来更像一场火山碎屑流，但《创世记》是这么写的：“主从天上降下硫黄和火，落在索多玛和蛾摩拉两地。”之所以会发生这场灾难，是因为在这两座城里连10个好人也找不出来。《圣经》中一再用地震和狂风表示上帝对人类的不满。比如，《诗篇》中写道：“他大发烈怒，以致大地摇撼，山岭颤动。”

当时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都将庞贝城的毁灭归结为 9年前罗马攻陷耶路撒冷一事。当年率军包围并摧毁耶路撒冷的罗马将军提图斯（Titus），在维苏威火山喷发前的两个月正好当上了罗马皇帝。（公元一世纪时，庞贝城墙遗迹上的一条涂鸦点出了两者的关系，它写的正是“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一信念不仅说明了为什么一位善良的神会允许恶行发生，它还让人有了灾难可以掌控的错觉：既然灾难是对于原罪的惩罚，那么纯洁的生活就可以带来拯救了。

大体上说，不同时代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于这个解释始终是满意的。它也符合预定论（predestination），一种接近决定论的世界观。但是随着西方神学的发展，有人开始质疑自然灾害中死亡的 全是 罪人的说法了。一个表面上虔诚的教士的确可能隐藏了可怕的罪行，但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不可能有什么罪的。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提出了一套调和这种两难的理论，后来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又对它做了引申。他们指出，上帝有给予我们自由意志的需要。上帝让我们在善恶之间自由选择。一旦我们选定目标，他就无法再赦免我们的恶行了。我们必须承受自己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

用这个理论可以对战争做出直接明了的解释，但把它套用在自然灾害上就不那么顺当了。特别是在不了解灾害的物理学原因的情况下，经过了数百年平静之后的一场地震，只会使我们深深地觉得不公。圣奥古斯丁将这类灾难称作“自然之恶”，他相信创世本身已经被亚当（Adam）和夏娃（Eve）的堕落所腐败，而自然灾害反映了堕落天使们的邪恶选择。圣托马斯·阿奎那则主张，遭遇自然灾害之恶，对于凸显某些善良品质是必要的，比如勇气和同情。正因如此，上帝才会允许“自然之恶”继续存在。

这类主张没有理解的是，自然危害对于我们这个星球上滋养生命的各个系统来说，实在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热量在大气中分布并聚成风暴，但这个过程也将水分从大洋中抽出，化成降雨落到地面上。一个星球要是没有地震，它就不会有高山低谷来拦住浮云，也不会有断层困住地下水，并将其推到地表形成涌泉。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灾害的成因是自然环境不可避免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又是养育生命的必须。

到了现代，自由意志论又有了新的含义。今天，在自然灾害中的受难 又可以 被看成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了。不过在这个科学和经验使我们更加了解灾害的时代，我们受到惩罚的原因变成了房子造得不够坚固、水管没有妥善保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同样是道德败坏的：我们将短期的个人利益放到了家人和其他社区成员的健康与安全之上。

只要古人还将灾难看作神的意志，对灾难的物理学原因的研究就始终受到制约。“上帝降下地震”的信仰维持了千年无人质疑，直到相反的证据强大到了许多人都无法反驳的地步。 Gpu/BXDExCovc+57gItkXJW3Ei9+mU0k58DTDIdGJV2LtXJK9wUsrLHkSL12W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