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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想象这样一位至善的上帝，
他一边将慈爱堆积在他得宠的儿女身上，
一边却用同等的手笔散布邪恶？
——伏尔泰（Voltaire），《里斯本的灾难》（Poem on the Lisbon Disaster）
1755 年，里斯本是欧洲第四大城市，紧随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之后。里斯本建在塔霍河口，是欧洲当时最大的港口之一，新大陆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入。殖民地巴西的矿藏出产的黄金和钻石供养着葡萄牙王室。当时的葡萄牙刚刚经历了一次混乱的王位继承，国家独立受到西班牙王室干预的威胁，但在那之后葡萄牙重建主权，国王若泽一世（JosephⅠ）统治了国家。葡萄牙全国笃信天主教，法律和教育系统无不在强化这份虔诚。国内的大学和大部分教育机构都由耶稣会经管。宗教裁判仍在进行，并用“信仰行动”公开展示异端的忏悔，包括那些罪孽深重必须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人。
与此同时，启蒙运动正在欧洲其他地方愈演愈烈。随着科学革命的兴起，“唯智主义”蓬勃发展，其中包含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和自然哲学，它们凝成的观念和原则将改变世界。从笛卡儿（Descartes）的数学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理论，人们辩论社会的本质并设法改善社会。但是在葡萄牙，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以及耶稣会对教育系统的强大控制却使它与其他欧洲大国割裂，无法在智力上演进。
5年前，36岁的若泽一世登上王位，享有绝对权力。他在15岁时娶了西班牙国王的女儿［他的姐姐则嫁给了他妻子的哥哥、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六世（Ferdinand Ⅵ）］。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若泽国王都是一位才智之士，但是他把太多精力放在了音乐和狩猎上，而这两样都是他妻子极为喜好的（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可能还救了他一命）。若泽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任命了三位国务大臣，分管内政、外交和军事，并将大多数治理的决策权都交到了他们手上。其中，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分管外交，他很快就晋升到了政府中的显要位置。
德卡瓦略是很晚才参与公共生活的。他是乡绅之子，原本打算成为律师，并进入了科英布拉大学学习。但后来他在沮丧中退学，我们很难说那是因为耶稣会的课程太死板，还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把他赶了出去。他到军队试过身手，曾作为列兵应征，但军队生活同样不称他的心意。他只服役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因为人生没有方向，他在里斯本做了 10年的花花公子虚掷时光。19 世纪的牛津历史学家斯蒂芬斯（Morse Stephens）是这样写他的：“德卡瓦略相貌俊朗，体格强壮，精通各项运动，因而他虽不算富裕，却在首都的各个社交圈炙手可热。”
他成了所有贵族派对上备受喜爱的宾客，至少在他和国内一位极有权势的贵族的侄女私奔之前是这样的。女方的家族想要取消这桩婚事，但那位女士自己却不想失去丈夫。最后她的家族决定因势利导，安排德卡瓦略在1739年当上了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那一年他40岁。
在伦敦，德卡瓦略好像终于确定了人生方向。他成功地在英王的宫廷里为葡萄牙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他还克服两国在宗教上的不同，促成了葡英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伦敦的日子为他开阔了眼界。他见识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力量，也研究了成就英国的政治与经济。1745年，他应召回到里斯本，又作为特使被派到了奥地利，去协商奥地利王室和教皇之间的一项艰难协定。当时有一名法国外交官这样描写了德卡瓦略的贡献：“在这些事务中，他为自己的技能、智慧、正直与亲和提供了大量证据，特别是证明了自己的极大耐心……他高贵但不炫耀，智慧而又谨慎……真是一位优秀的世界公民。”
到他 1749年返回葡萄牙时，德卡瓦略已经深信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当然他更相信国家应该世俗化，尤其在教育领域。
在得到国王若泽的授权之后，德卡瓦略尝试在葡萄牙开启改革。他成立了一家中央银行，努力发展并保护各项产业。他怀疑耶稣会对知识界的钳制正在拖累葡萄牙，但他也知道在这样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国家里要反对他们并非易事。葡萄牙的 300万名公民中，有超过 20万人在修道院修行。宗教裁判所塑造了葡萄牙的形态，血脉纯正法则追踪着国内的“新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和摩尔人的后代，祖先曾在15世纪被迫改信天主教。因为法律的强制识别，“旧基督徒”得以避免与他们通婚，从而不污染家族血脉。
初任国务大臣时，德卡瓦略与耶稣会教士合作巩固了自身地位。但他也努力限制了教士的权威。到1751年，他取得教皇的同意，让耶稣会宗教裁判所不能单方面判处死刑，而是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到1755年11月1日的诸圣日，德卡瓦略已经被视为葡萄牙的实际统治者了。
许多人在听说欧洲曾发生过一次 8 级以上的大地震时都感到惊讶。但凡会发生地震的地方，大小地震之间的比例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有小型地震发生的地方，大型地震也容易发生。而葡萄牙周围虽然有过一些地震活动，其数量却远远小于邻近地区，特别是小于欧洲东南部。
一张欧洲西南部地图，图中显示了构造板块的边界和可能引发了1755年里斯本地震的断层
但是，就像小型地震密集并不必然表示大型地震会很快发生一样，小型地震稀少同样也不能表示这个地区不会发生大震。一个区域的地震有多大，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能够破裂的断层有多长。以我们对于构造板块的理解，我们知道非洲正在向欧洲挺进，它推高了阿尔卑斯山，引发了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地震，也造就了埃特纳和维苏威这两座火山。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这种挤压沿着亚速尔-直布罗陀地震带（Azores-Gibraltar seismic zone）持续进行。实际上，自 1900年以来，这个地区也确实发生了多次 6—7级的地震。但因为它们都发生在远海，这些规模较小的地震并未造成破坏，大多被忽略了。
1755 年的诸圣日地震是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震。在今天，确定震级的常用方法是用地震仪测量地面运动，但当时还没有这项技术，因而无法评定震级。不过我们知道，决定一场地震能够释放多少能量有两个因素，一是移动的板块断层面积（这个后面详谈），二是两个板块相对移动的距离，即“滑移”（slip）。我们可以在地震之后利用这两个地质学信息估算震级。但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的断层位于水下，这一点就很难了，而里斯本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地震激起海啸，我们也可以根据海啸中的水量来估测断层的大小，从而确定震级。但是显然，用陈旧的数据来估测是很粗糙的。还有第三个测定震级的方法，即观察有多大的地区遭到了破坏，又有哪些地方感到了震动。
这些方法都被用到了里斯本地震上，最后估出的震级最小是 8.5，最大是9。里斯本位于重灾区的北端，在里斯本以南的沿海地区都遭到了剧烈震撼。这是一场真正的大地震，引发它的一定是一条 200 英里（约322千米）或更长的断层。
诸圣日是一个义务性节日，在这一天所有天主教徒都必须参加弥撒。所有教堂（里斯本有许多教堂）都要在上午举行好几场弥撒，以满足礼拜者的需求。仆人大多参加较早的场次，好早一点回去工作，为节庆准备宴会食物。绅士和贵族可能参加 9点的那一场。王室成员明显是个例外，他们喜欢骑马打猎，因而参加的是早场弥撒，这样就可以早早到乡间别墅去享受假日了。教堂里的人们不得不坐在拥挤的长椅上，一旦出事不可能迅速逃脱。雪上加霜的是，那些大型教堂边上还附设了几间礼拜堂，每一间都有自己的祭坛，每座祭坛都供了点燃的蜡烛。
地震始于 9 点 40 分。这样大规模的一场地震，开裂的肯定是一条很长的断层，这意味着震动可能持续了 3—5分钟。最开始是比较轻微的震动，接着不断增强。当时居于里斯本的英国教士戴维（Charles Davy）牧师后来做了如下描写：
我用来写字的书桌开始微微轻颤，这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并没有感到有风在吹拂。正当我暗自思忖却想不出震动的真正原因时，整座房子从地基开始摇晃起来，我起先把这归咎于大街上几辆马车引起的震动，平日里它们也常在这时候通过此地，从贝伦驶向王宫。但是当我仔细倾听，我很快醒悟过来：我发现震动源于地下传来的一种奇异可怕的噪声，那仿佛是遥远的雷电传来的沉闷轰鸣。这些震动和噪声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在地震中，断层的突然滑移会扭曲它周围的地面，产生两种主要的震波。一种是压缩地面的纵波，能以声速行进。（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压缩波。）戴维写到的“地下的噪声”就是这种纵波。另一种横向波动则使地面扭曲。它的行进速度比纵波慢，但振幅要超过纵波。这两种波动每行进5英里（约8千米），它们的时间差就增加1秒。如果纵波和横波的到达时间相差30秒，我们就可以推断地震发生在150英里（约241千米）之外。
和纵波相比，横波就完全是另一番体验了：
我被……一阵极可怕的倒塌震惊了，仿佛城中的每一座大厦都同时倾覆。我居住的这座房子剧烈摇晃，较高的楼层瞬间倒塌，我的这套公寓（位于一楼）虽未遭受同样的厄运，但室内的每一样东西都被甩离了原来的位置。墙壁以最可怕的方式来回摇晃不止，几个地方都裂开了口子，我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没有跌倒，满心以为自己就快被压死了。四面都有大石块从开裂的地方掉下，大多数椽子都从屋顶上戳了出来。
想想那些正坐在教堂长椅上的人，他们先是感到了一阵轻微的摇晃。起初他们或许以为那只是自己的想象。但接着就来了一股更强的震波，他们望向邻座，不知如何是好。周围挤着那么多人，想出去是绝不可能的。这时横波来袭，建筑部分倒塌。点燃的蜡烛砸到了人群、挂毯和书籍，震动源源不绝，直到整座建筑完全倒塌。他们的恐惧我们只有在想象中体会了。
许多人死了，被建筑物压死，教堂内死伤尤其惨重。主震结束几分钟后又来了一次强烈余震，将破坏了结，许多在第一轮地震中幸免的建筑都被夷平。这时凡是能从建筑里出来的人都逃出来了，许多人主动跑到河边的码头聚集，好远离破坏现场。在河边看似安全，但那也是海啸的必经之路。第一轮剧烈的余震刚过，海啸就来了。
海啸产生的原因是海床形状的突然改变。里斯本地震很可能发生在一条“逆冲断层”上，这种断层一侧的地面被推挤到另一侧的上方，在海床上形成了一条新的海岭。海岭上方的海水被向上推动，但水会流动，因此马上沿着另一侧向下流。这样就形成了一道波浪，向着海岸移动而去。由于断层上方的整根水柱都被移动，这道波浪中包含了巨大的能量——断层处的海越深，波浪里的水就越多。当波浪涌到岸边，海床变浅，波浪的高度就随之增加。当波浪到达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时，它会逆着河道进入内陆，冲击两边的河岸，形成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的激流。里斯本的塔霍河就是这种情况。
当戴维和许多人一起逃离倒塌的建筑，来到了河边时，他被接下来看到的景象震惊了：
我将目光转向河流，这一段河面有近 4英里宽，河水在我的眼前起伏涌动，那景象难以形容，因为根本没有风在搅动水流。忽然，不远处涌起了一大波潮水，像一座山似的冉冉上升。它翻卷着泡沫，呼啸着向河岸冲来，势道之猛，吓得我们即刻以最快的速度撒腿逃命，许多人就这样被大水冲走了，剩下的虽已远离河岸，却也被河水没到了腰部以上。我本人勉强逃脱成功，要不是抓住了倒在地上的一根横梁，肯定已经性命不保。几乎在同一瞬间，河水再次退回河道，与来的时候一样迅捷。
当大家都以为情况已经糟到了极点时，更坏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摆在祭坛上庆祝弥撒用的蜡烛点燃了木头雕像，也点燃了铺在祭坛上的绣花布和老旧的祈祷书。火势蔓延，且无人组织起来灭火。到夜色降临时，大火已经吞没了城中遗下的残骸，接着又整整燃烧了 6 天。里斯本城内共有85％的建筑毁于地震或是火灾。塔霍河沿岸的破坏最为严重，这是因为河底的沉积层质地松软，加剧了震动。由于沿河地区历来是城市的中心，那些受灾最重的都是最显要的建筑——王宫、档案馆和教堂，无一幸免。
里斯本并不是唯一受灾的城市。葡萄牙南岸的大多城镇都遭遇了严重破坏甚至彻底摧毁。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对伤亡人数的估计相差很大，但是最严谨的信源显示，葡萄牙国内共有 40 000—50 000人死亡，四分之三的死者在里斯本。
里斯本的这场地震是欧洲人记忆中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央政府对自然灾害做出了明确反应。直到今天看来，葡萄牙政府的反应仍是非常有效的。里斯本市内的王宫在地震中被彻底摧毁，但因为王室成员于当日早晨已离开，他们最终得以在位于里斯本城外贝伦的一座小型宫殿中集结到了国王身边。据说国王向德卡瓦略大叫：“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回应神的正义惩罚？”德卡瓦略平静地回了一句：“陛下，我们埋葬死者，喂饱活人。”从此这句话流传千古。德卡瓦略迅速接管了政府中剩余的人手，人人都说，在那个痛苦的时刻，德卡瓦略的决断引起的只有感激和服从。
在接下去的8天里，德卡瓦略吃住都在马车里，他动员人们救灾，重新控制了局面。他在里斯本周边派驻卫兵，阻止身强体壮的居民离开，他强迫他们留在城里帮忙，抬走瓦砾，为幸存者建造充足的避难场所。为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他还在城里的几处高点竖起了绞架，在迅速审判之后那些抢劫犯被就地正法。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共有30多人被处决。
为了维护秩序、开启重建，德卡瓦略颁布了 200条法令。其中的一些火速下达，德卡瓦略直接把纸垫在膝盖上用铅笔写出，不经抄写就立刻送到目的地执行。这批法令涵盖了类似今天灾难应急的功能——为无家可归者安排住处和食品，治疗伤员，禁止哄抬物价，重建学校和教堂，等等。灾区有太多尸体暴露在外，如果赶不及在腐烂之前掩埋就会成为一场公共卫生的噩梦，于是德卡瓦略不顾耶稣会反对，下令将尸体绑上重物扔进海里。
德卡瓦略最高明的见识是他认识到了加速重建的必要性——重建能给予人民希望，同样重要的是，它还能使人们各安其位。1755年12月4日，在地震刚刚过去一个月时，这位灾后总工程师向国王提出了四套重建方案。它们是：一、放弃里斯本；二、用回收的材料重建城市；三、在重建时拓宽部分街道并改良建筑以减少将来火灾的破坏；四、完全再造一座新城。在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援助之下，国王选择了其中最具雄心的方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里斯本就清除瓦砾，开始了重建工作。
德卡瓦略成了里斯本的英雄。国王任命他为首相，让他全权负责重建工作。没过几年，他又获得了庞巴尔侯爵的封号。他成功对里斯本开展了彻底重建，大家还称赞他在灾后挽救了许多生命。他要求新建筑必须经得起将来的地震。开工前要先做出比例模型，然后由军队在模型周围正步行进，以测试其抗震性能。（为了向他致敬，这样的建造风格被称为“庞巴林风格”。）
对国王若泽来说，地震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他患上了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余生只愿在帐篷里生活。他在治国方面愈加倚重德卡瓦略，对他的工作从不质疑。直到若泽去世，他的女儿玛丽亚一世（Maria Ⅰ）女王才开始营造新的王宫。
德卡瓦略还对地震开展了首次科学调查。他给每个教区的教堂发了一份问卷，其中包含一组问题：地震是何时开始的，持续了多久？地震中死了多少人？海面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被现代科学家用来估算这次地震的震源和震级。
德卡瓦略的重建成就巩固了他的政治权力，也让他对葡萄牙做现代化改造的宏伟计划得以实施。他最大的夺权行动是把耶稣会教士们从位子上赶了下来。他认为这些人威胁了绝对王权，也阻挠了国家的智力发展。在地震前，他只做到了规定宗教裁判所颁布的死刑命令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地震后短短两年，他就将耶稣会教士完全排除在葡萄牙的法庭外。再过一年，他又禁止教士参与商贸活动。1759年，德卡瓦略发现教士们阴谋推翻国王，于是一举没收了他们的股份，使所有大学都成了世俗大学。
里斯本地震的震感传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向北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那时正是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地震带来了同样深刻的哲学震撼，几十年后仍在欧洲激起回响。在那个理性思维和宗教信仰受到审视的时代，里斯本地震所引起的深深的不公平感对哲学和科学产生了显著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这次地震使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根本变化。政治理论家施克莱（Judith Shklar）写道：“从那一天起，引起我们苦难的责任就彻底落到了我们自己身上，落到了无情的自然环境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道德哲学家尼曼（Susan Neiman）说这“开启了自然之恶和道德之恶的现代区分”。
然而里斯本地震并不是一股普遍的世俗化力量。地震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很大程度依赖于观察者的眼光。比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就被地震中的人类苦难深深触动，他很快写下了长诗《里斯本的灾难》，几周后这首诗就于 1755 年 12 月发表了。他在诗中否定了一位仁慈的上帝可以在里斯本制造苦难的观点：
那些年幼的心灵怀着怎样的罪怎样的恶
乃至要被撕碎流血，躺在母亲的胸前？
堕落的里斯本所饮下的恶酒
难道比伦敦、巴黎或日光下的马德里还要浓烈？
他也否定了广为流传的哲学乐观主义思想，即上帝创造了一个善的世界，任何的恶都出于人的故意，他不认为世界像蒲柏（Alexander Pope）所写的那样：“凡是存在的都是好的。”
在这片恐怖的混沌之中，你会说
个人的苦难组成了全体的善！
好一句福音啊！你这可怜的凡人，
竟还用颤抖的声音喊道：“一切都好！”
伏尔泰在这里对上帝操弄的否定，常常被人解释成是在宣扬无神论。确实，把灾难看作神明惩罚的观点在西方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否定了它似乎就否定了上帝这个概念本身。但伏尔泰仍是一个有神论者（尽管他公开谴责了许多有组织的宗教活动）。
伏尔泰的诗作在欧洲哲学家中激起了反响，卢梭（Rousseau）就给他写了几封信。卢梭对上帝的角色采取了一种更为传统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苦难自有其目的，要不就是苦难还不够深重。这时的卢梭已经拥护自然主义，他认为人类生活中的许多弊病都来自城市生活，因为人脱离了源于自然的平静。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地震中死伤严重的一大原因是我们决定建造密集的高层房屋，因此苦难完全是我们的自由意志造成的。卢梭还提到了人的其他不明智选择，比如返回燃烧的建筑抢救财物。最后他主张，我们不能否认上帝的影响或他的善意，因为假如那些遇难者活了下来，谁知道还有什么更坏的苦难等着他们呢？（我们不禁要问：卢梭眼中的城市生活究竟堕落到了何种程度，才使他把里斯本地震看作一种较轻的恶？）
无论里斯本地震对哲学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它都推进了一个观念：物理世界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描述和理解的。欧洲的新兴科学家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对可能引发地震的物理学原因提出了种种假说。大部分科学家仍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土地中含有水蒸气的观点，因为风是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的移动最快的现象之一。（直到 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当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断层时，才有人第一次提出了断层引发地震的假说。）不过，里斯本地震毕竟带来了显著进步，人们第一次编纂地震目录，也第一次认识到了地震在空间上不是随机发生的——有一些地区格外容易发生地震。
然而在知识界之外，有证据显示更广泛的人群仍在用他们熟悉的神明惩罚的观念来应对随机的威胁。这场地震发生在一个神圣的礼拜日，时间又恰好是教堂最为拥挤的早晨，这个安排太过明显，不能视之为简单的巧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教堂里的虔诚信徒遭此大难，而附近红灯区里的娼妓却得以幸免（至少受灾较轻）？
针对这个“差异”，现代科学竟给出了解释。一给还给了三条。第一，里斯本最初是一个海港，正如前面所说，它的第一批建筑是造在河边的沉积土上的。在松软的沉积土中，地震波的传递要比在硬土或坚硬的岩石中更慢。而要以较慢的速度传递相同的能量，波的振幅就必须更大。于是在松软的土壤中，振幅会增加 10倍或者更多。况且这种土壤还容易液化。当土壤受到震动，其中的颗粒会更紧密地聚集到一起。（我们都目睹过类似的现象：在将一整袋面粉倒进一个小罐子里时，我们会把罐子在厨房桌面上叩几下。）如果土壤中浸透了水分，就像在河流附近那样，这样的聚集就会将土壤颗粒之间的水分挤压出来。这会升高水的压力，而当水压高到一定程度时，沙子就会暂时变成流沙，如液体一般流动，直到水分都从这个压紧的空间中跑掉。流沙对于建筑的稳固非常不利。戴维牧师在描述海啸之余也写到了 沙涌 （sand blows），即水和沙子射进空中，这正是土壤液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剧烈地震会释放更多低频能量，对大型建筑造成更大的破坏。第三，那些教堂都是石头建造的，而城内红灯区的妓院更多用木头建造，因而也更有韧性，更能承受震动。
当然，1755年的人们在为上帝的行为寻求解释时，他们并不了解这些观念。他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欧洲社会，一边是新教徒把天主教徒看作教皇手下的一群偶像崇拜者，一边是天主教徒依靠宗教裁判所维护真正的信仰、抵御新教思想的侵蚀。在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许多人都把地震看作自己不够虔诚的标志。马拉格里达（Gabriel Malagrida）神父是一名耶稣会成员和当时的传教领袖，他主张上帝之所以毁灭里斯本是因为这座城市容留了太多新教徒。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地震之后的混乱中被处决的34个人中，大部分都是新教徒。伏尔泰在《老实人》（ Candide ）中对此做了嘲讽：
当地震摧毁了里斯本四分之三的面积后，那个国家的智者想出了一个最有用的法子来预防这座城市被彻底毁灭：给人民表演一场美丽的火刑，因为科英布拉大学已经断定，抓几个人用慢火活活烧死，再附上一套堂皇的仪式，乃是阻止大地震动的可靠秘诀。
在信奉新教的世界，人们对这场地震轻易做出了反应：这是上帝在证明天主教徒确是偶像崇拜者，宗教裁判所是受魔鬼的蛊惑而建。英国著名牧师、卫理公会创始人韦斯利（John Wesley）表示，要让那些罪人聆听上帝，没有什么比地震这一方法更有效的了。关于里斯本，他这样写道：
对葡萄牙近来的消息我们应该做何评论？数千座房屋倒塌了，几千个活人消失了！原本一座美丽的城市，如今已成了一堆废墟！真有一位上帝在审判这个世界吗？他现在就在为人制造的血案而审判吗？如果是那样，那么他从里斯本下手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那里有多少人的鲜血像水一样被倾倒在地上！有多少勇敢的人被杀害，以最卑鄙、怯弱、野蛮的方式，这种事几乎每天每夜都在发生，却从没有人把它放在心上。
对上帝惩罚的信仰给葡萄牙人民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后果。地震之前，与西班牙的冲突使葡萄牙和欧洲的几个新教国家建立了紧密联系。地震之后，来自英国和海牙的大使最先受到了国王若泽的接见。眼前的巨大苦难使他们深受触动，他们给祖国写信，呼吁援助里斯本人。英王乔治二世（George Ⅱ）许诺立即援助10万英镑巨款。但同样是新教国家，荷兰政府却拒绝帮助。按照他们的加尔文派信仰，如果上帝因为天主教式的偶像崇拜选择惩罚葡萄牙人，那外人是没有资格干预的。上帝已经公正地决定了他们应该遭受怎样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