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总结人类文明的历史时,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在公元前800—前600年,即距今2800—2600年,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主要是现在的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都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或者说是各有特色的观念体系,比如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古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和古希腊的各种哲学流派。现代人类社会讨论“文明”,或者讨论人类行为规范背后的是非标准,都会从这个时代的不同观念体系中去寻找源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这种历史叙事我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2008年,我因以色列之行好奇于犹太教乃至闪米特人的起源而去检索相关信息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轴心时代”之前的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读了同事陶乐天教授送我的戴蒙德(Jared M.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Guns, Germs, and Steel ),了解到人类农耕文明已经有13000年历史之后,我脑子里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如果说人类处于采集渔猎阶段时,其生存模式与其他动物没有太多差别的话,那么进入农耕之后,人们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这时的生存模式就出现了实质性不同,这样一来,采集渔猎的行为规范应该不再适用于定居的农耕生活了。只有形成不同的行为规范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人类从进入农耕文明到“轴心时代”出现之前的10000多年时间里,人类先民当时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又是根据什么形成的呢?
10000多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先民们显然是生存下来了,否则不可能有后人来创造“轴心时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到了公元前800—前600年,不同地区的人类居群不约而同地发展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中所描述的不同“文明”呢?
我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在我所了解的当今社会人们所讨论的文明或者文明冲突的话语中,“文明”的时间尺度基本上都是在“轴心时代”以降,即距今2800—2600年范围内,空间尺度则基本上都处于欧亚大陆几大文明起源中心向周边扩张或收缩的范围。或许是受到生物学研究经历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演化观念影响,我总觉得,要理解一个现象,一定要追根溯源;要了解“去脉”,不可不知道“来龙”,否则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将“文明”看作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要了解“文明”,恐怕就不能不了解人类。人类是什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不过是一种动物。无论人类以什么方式生存,核心的问题都是生存。那么,什么是“生存”?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存,这个问题的时间尺度恐怕就不只是距今2800—2600年这个范围,也不是13000年这个范围了,而是最少可以追溯到30亿年之前地球上出现最早的细胞开始——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生存”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发现,我们讨论人类生存问题的时间尺度就变成一个很好记忆的“10的10次方年”的系列,即从10的0次方年(即一年)一直数到10的10次方年(百亿年)这11个时间尺度(表1)。
从这11个时间尺度我们可以看到,“轴心时代”所讨论的人类生存问题,只是在10的3次方年,即千年这个数量级上;而从生命的角度来讨论人类生存问题,我们起码有10的9次方年,即十亿年的数量级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博古睿研究院“人类变革”项目中,我能提出的一个“变革”,就是看待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上的变革——从10的3次方年,转变为10的9次方年。本书后面的叙述,就是希望能从这个新的时间尺度上,为理解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视角和理念。
表1 与人类生命观有关的11个时间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