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经典的纪实文学作品。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诸多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红军？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事实上，当时除了斯诺之外，根据地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及国际社会也急于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带着这些疑问，斯诺踏上探寻“红色中国”的旅程。历时四个月，他采访了众多刚参加过长征的在苏区工作、生活、战斗的人，收集到大量关于长征、关于红军的可信资料。这些采访对象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等红军将领，有普通红军战士、医护人员、少先队员，也有当地热情拥护红军的老百姓。斯诺用客观而不乏激情的语言，记录了这一段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奇迹，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解释了中国的红色革命，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以及根据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产生活等情况，也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红军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和改变世界的热情与力量。

作为一部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书中记叙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不论是记录历史还是叙述现实，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对话甚至每一个表情都有可信的资料来源，或者是出自作者本人的所见所闻。斯诺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采访期间，他保持着严肃的新闻态度和强烈的追问意识，加上他娴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怀，让《红星照耀中国》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斯诺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叙述框架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出现而逐步搭建起来的。从一开始帮助斯诺穿越封锁进入根据地的“王牧师”（董健吾），到陪同他一起去前线的“长大了的红小鬼”胡金魁，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主要领导人等等，不论着墨轻重，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生动鲜活、饱满自然。在战争年代的大历史背景下，能细致地关切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能够感动万千读者的一个原因。

斯诺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注重细节刻画，比如他对毛泽东的采访，先写了他“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一头浓密的黑发”、“双眼炯炯有神”等外貌特征，让读者对这位传说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有了大致的印象；继而写了外界关于毛泽东的种种传闻，引发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被“世界上最高赏格缉拿”的重要人物的兴趣；然后作者通过所观察到的毛泽东的日常工作、生活习惯，来推断了他的性格特点：他爱吃辣，也爱以此与身边的人开玩笑，他极少生气，却有“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他酷爱读书，精通中国旧学也爱研究哲学，甚至可以花三四夜的工夫心无旁骛地专门研读几本哲学书；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有着过人的精力和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在记录这些观察的同时，斯诺也时常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分析点评，由此得出自己对毛泽东的看法：他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本书第四篇用毛泽东自述的形式，向读者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出身、童年、少年以及后来参加革命的成长经历；解释了他从一名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原因，也解答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以及红军的成长等问题。至此，主要人物毛泽东的形象得到了立体、完整的塑造。斯诺的写作逻辑缜密，观察视角独到，因而长篇的个人介绍和大段的受访者独白都不会令读者感到厌烦。这一部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多种方式大量翻印，更名为《毛泽东自传》，流传甚广且影响巨大。

斯诺对根据地其他人物的刻画也很成功，作品中讲述的几段关于“红小鬼”的故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刚到根据地时，斯诺在白家坪交通处用不礼貌的“喂”称呼了两个孩子，结果不被理睬，在李克农的提醒下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改口称他们为“同志”，得到两位“红小鬼”的原谅。在保安，一位十三四岁的小通讯员特意找到斯诺，他担心自己的名字被斯诺写错而影响到外国同志对红军的印象，因而极为仔细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并希望当面得到斯诺（不写错他名字）的保证。还有一定要拿到彭德怀签署的“路条”才放彭德怀本人通行的认真的少先队员们。在斯诺幽默风趣的叙述里，这些几乎一笔带过的情节让“红小鬼”的形象鲜活而可爱。他们身上有着在当时中国儿童普遍缺少的高度个人自尊，他们愉快乐观、生机勃勃，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给“红色中国”增添了无限的希望与活力。

除了刻画众多革命者的形象以外，《红星照耀中国》还对“红色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介绍。例如，书中的第五篇就简明扼要地记叙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长征这一事件体量巨大，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斯诺通过巧妙的节奏掌控，按照自然顺序，把记叙的重点放在战略转移的原因和长征途中几个重要节点上。他对“强渡大渡河”和“过大草地”两个重要事件加以特写，危机重重的“强渡大渡河”一节作为这一篇的高潮部分，充分展现出红军战士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英雄气概；而到“过大草地”一节，斯诺放慢行文节奏，又让读者充分“进入”到那个环境恶劣、物资贫乏、战士们精力和体力都接近极限的艰苦情境中，从而领略到长征的艰苦与惊险。斯诺这种掌握节奏的处理方式也是纪实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写作技巧。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所取得的军事奇迹，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英雄主义史诗。红军战士在极度恶劣的困境中所迸发出的不屈与顽强，所展现的快乐与自信，都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限于篇幅和当时的条件，斯诺无法完整再现长征的全过程，读者可以通过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去了解这段辉煌的历史，从这个属于全人类的伟大精神事件中获得启发与力量。

纪实文学作品取材于事实，但也会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随着斯诺采访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本人的观念也在悄然改变。从疑虑到了解，再到爱上这片土地和这些勇敢的革命者，斯诺对红军的认识经历了巨大转变。在出发去苏区之前，他在身上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等凡是能够找到的一切预防针，可见他心中对“红色中国”是有疑虑和戒备的。到苏区之后，他以严肃的职业态度采访、了解“红色中国”，受到了红军战士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慢慢参与到他们的日常活动中，与生活、战斗在那里的人们交流、互动，一起唱歌，一起打篮球。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所接触的这些男女战士中，有许多位是他“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也越来越珍视这段不寻常的采访经历。原定为期九十二天的旅程拖到了四个月，归期已到，他依然舍不得离开。至此，斯诺对红军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在苏区的所见所闻让他彻底打消了心中的疑虑，他确信苏区的人们所创造的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并为当时正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士们献上诚挚的祝福。

《红星照耀中国》刚问世便引起了轰动，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上市几个星期便售出十多万册。随后本书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连日本也在1939年出版了日文版。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组织筹划下，“复社”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照耀中国》全译本，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79年12月，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全文译出，又增译了《那个外国智囊》一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我们今天看到的董乐山版《红星照耀中国》是本书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最忠实于原著的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

如今，总发行量超千万册的《红星照耀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了，无数人通过本书了解中国的革命，了解红军和“红色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与成长。斯诺的这部经典作品多方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他们乐观向上又甘于奉献，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奋力拼搏，勇敢地探寻着中国前进的方向。本书出版后立刻瓦解了当时外界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并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诞生之时，曾激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红色革命中，时至今日，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故事仍闪烁着勇敢、自信、乐观、奉献的光辉，激励着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积极投入到生活、工作、学习中去。八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它的活力从未衰减，这正是纪实文学作品的魅力，也是那段非凡的革命历史的魅力。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同璀璨的“红星”一般，时刻提醒着我们回望历史，并引领我们脚踏实地，勇敢地走向未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