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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此时，距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已间隔了整整17个年头。
为期50天的大会除了完成制定党的政治路线，以便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历史任务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共七大与六大为何相隔17年之久？会议从筹备到召开又经历了哪些曲折？七大召开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值得探寻。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中间相隔了17年。这期间，中共中央曾多次决定筹备召开七大，却一再推迟延宕。
据胡乔木说：“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就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据现有资料表明，早在1928年，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那一年，有关中共七大的议题就已经开始酝酿了。1928年10月，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就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共六大没能通过党纲，应该委托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拟订党的纲领草案，提请中共七大审查批准。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召开党的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四中全会决议案》强调：“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如期召开。
全面抗战爆发后，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会议规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的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为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同时，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通报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开党的七大的情况，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但由于战争紧迫，以及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后，造成的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上的分歧，致使这次预定的七大没能如期召开。毛泽东后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七大推迟的原因时，强调“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同时又说“准备工作尚未完成”。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七大“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毛泽东就召集中共七大问题作了专门说明，并表示，由于战争紧张的缘故，七大不得不推迟到明年召开。
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但从这时起，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1939年8月16日，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抗战工作，分析形势，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决定1940年召开中共七大，会议让各地的七大代表1940年1月15日到延安，并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2月，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报告，其中对中共七大的代表选举，会议日期、议程，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总结，修改党章问题以及选举工作，等等，作了专门汇报。其后，中央和毛泽东几次催促尽快召开七大，但终因形势所迫和准备不足延迟下来。
1940年3月，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3月底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委托任弼时负责七大的筹备工作。8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议由任弼时负责七大各种材料的准备工作，继续推进七大的召开。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与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再次明确了召开七大的日期。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七大的议程，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工作报告，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演讲，并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会议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胡乔木说：“这是准备工作讨论的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以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改定在年底举行，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召开，开始开展党内高级干部党的历史学习和经验总结，批判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和在抗战时期右倾错误。七大的召开再次延期。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4年5月10日，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大会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全会的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决定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会议长达11个月，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及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七大的顺利召开，来之不易。出席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大多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由于路途遥远、交通落后、战争环境险恶等原因，很多到达延安的代表都经历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以刘少奇为例，他是历经9个月的艰难跋涉才到达延安的。他的赴会经历就是这种困难的一个写照。
1941年10月，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文说：“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刘少奇当时在苏北主持中共华中局工作，从苏北回延安路途遥远，中间要经过多个日伪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返延问题极为重视，期待刘少奇早日回到延安协助他工作，但又非常担心刘少奇途中的安全。从1941年10月起，毛泽东前后有过10多封电报谈到刘少奇回延的问题。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等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动身。当时，日军正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捕杀过往中共党员。因此，刘少奇返回延安只能绕道山东、晋冀鲁豫、冀中、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沿途经过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行程3000多里，中间密布着敌军的100多道封锁线。
由于日军一座座碉堡和一道道封锁沟墙，刘少奇一行只能依靠夜幕的掩护，夜行晓宿。刘少奇和同行者一样，随身携带铲子。遇到封锁沟挡住去路时，就把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铲开一个口子，让人马通过。有时齐腰深的水沟横在前面，他们便涉水前进。当他们从汉奸和大地主的庄子附近经过时，从碉堡发射出的土炮和枪弹，不时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刘少奇沉着关照大家：“不要怕，夜里的枪弹是打不着人的。”
3月底，他们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了4个月，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后，7月下旬，刘少奇又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为了避免因人多而引起日伪军注意，地方党组织决定刘少奇一行分成几批前进。刘少奇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精心安排下，通过伪军关系乘坐小汽车，在白天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
10月下旬，刘少奇继续向太岳山区西行。当时正赶上日军对太岳山区发动“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刘少奇等人躲过日军的好几次“扫荡”，来到日军封锁严密的同蒲铁路。过了同蒲铁路到晋西北，中间要横跨150余里的晋中平原，其中密布着日军的据点和碉堡。这是刘少奇回延安途中要通过的最后一道难关。为了适应敌占区的形势，刘少奇和负责护送任务的晋西南工委书记研究，决定停止部队护送，由敌占区工作干部依靠群众掩护悄悄通过。刘少奇仍装扮成商人，化名许行仁。经过三天的昼伏夜行，刘少奇一行基本走出晋中日军占领区。此后，又历经波折，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杨家岭。历时9个月的“小长征”结束了！
各地代表们的赴会之路同样也历经了艰难险阻。如冀南七大代表团历时1年多，行程1000公里，横过平汉路，道经太行山，跨过正太路，路过晋察冀，冲过同蒲铁路两侧180里的敌占区，到晋西北，渡黄河，通过敌人3道封锁线，护送部队伤亡10余人，代表伤1人。
闽粤赣边区代表团更是万里行程。1939年11月19日，伍洪祥等代表们从广东梅县出发，过长江，经淮南、淮北、苏北、鲁南、鲁西、鲁西北、豫北、冀南、晋东南、晋西北，过黄河到达陕北，历经皖、苏、鲁、豫、冀、晋、陕七省边界，这是距离最远的一条路线，沿途要经过多道敌人的封锁线，非常危险且艰辛。经过1年多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延安。
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终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他热情地对代表们说：“祝贺你们胜利地到达了延安！”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毛泽东向大会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会上解释这一政治路线时说：“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大会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
中共七大代表合影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这份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通过的党章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个规定的主要点，在后来历次修订的党章中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报告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进来。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和限制。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正如毛泽东在大会上所说：“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七大的成效如何？让我们在大历史视野下来看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七大胜利闭幕2个月后，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讲：“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伟大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是民族解放战争获取完全胜利的首要条件。
七大胜利闭幕4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并朝着“富强的中国”迈进！
回望历史走过来的脚步，七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给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以振奋和希望，使他们看到了光明未来，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和英勇奋斗，逐一得到实现。
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讲：《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表后，对国民党和全国人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重庆发了三万份，有人一晚上没有睡觉就看完了。蒋介石是很不喜欢的，但在国民党内《论联合政府》是发生了影响的，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
七大确定的方针路线，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讲：“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关于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后来说：“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七届中委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11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在党的八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还说：“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通过七大凝结的方方面面的经验、思想和精神，特别是有关党的作风、组织原则等党的建设的内容，以及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前进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思路、办法，等等，无疑对我们实现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以及后来进一步领导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