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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最后一天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极为特殊而重要的机构是怎样在中共五大上诞生的？它的开创者们又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大革命遭遇局部失败，是否继续国共合作？怎样才能打破反革命的包围？如何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如何挽救处于紧急情势中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应当何去何从？……这些急迫的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到了党的五大面前。
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15天，党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省的正式代表共82名，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参加大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参加会议。
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名委员，只有李大钊一人没有到会。4月28日，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反动军阀绞杀，牺牲在党的五大召开之际。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也未能到会，五大召开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后来陈延年、赵世炎也牺牲了。
党的五大是秘密召开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消息。当时，武汉几乎所有的报纸或是由共产党员编辑的，或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一个报纸，因为透露了党的五大召开的消息，受了处罚。之所以要保密，一是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防备反动派袭击。而且，在武昌开大会也有烟幕作用，因为第二天，第一附小就没有代表的踪影了。此后，会场转移至汉口。
中共五大旧址
4月29日起，党的五大的正式会议继续在汉口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31号）举行。黄陂会馆的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门外的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陈独秀在大会上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要求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等。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
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为什么没有在建党之初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而是建党六年后，才在党的五大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呢？
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虽然没有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便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26年8月4日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相继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杨培生）、萧石月、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监督制度的创立。
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1882—1927），山西太原人。曾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海参崴做过苦力，在日本人开办的大连铁道工场干过劳工，在浦口的浦镇机厂做过钳工，利用工余间隙，他阅读了《劳动界》《劳动音》《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悟出了一个道理：工人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力量。1922年，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曾出席党的三大和四大，历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局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
为了顺利参加党的五大，王荷波是一路乔装打扮来到武汉的。据郑超麟回忆，他是与陆定一做伴前往武汉参加五大的。他们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七十多年后，郑超麟还对同船一位装扮成鱼行老板的“戴眼镜的老头子”代表记忆犹新：“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就是这位“鱼行老板”，成为党的历史上首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中共五大会场
党的五大闭幕后三个月，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天津，调查处理顺直省委组织纠纷，撤销了坚持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八七会议方针的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接着来到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几天后，玉田暴动取得成功。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选出的十位同志都是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六人出身工人。
党的五大结束后两个多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屠杀，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让他们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1月11日夜，敌人残忍地将他秘密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终年四十五岁。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有关部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经过艰辛查询，终于找到了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1949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祭，将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除王荷波外，党的五大选出的十名监察委员中，还有七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却无一人叛党投敌。他们是：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蔡以忱、杨培森（杨培生）、萧石月、阮啸仙。
这些党的监察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