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准确日期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嘉兴南湖红船
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共一大究竟是在1921年7月份的哪一天召开的，却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说法。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刊登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的邵维正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人们才搞清楚一些细节。
在该文中，邵维正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当事人回忆和尚存的文字记载，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以及当时的文字记录三个方面，对一大的召开日期加以考证，最终得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这一结论。胡乔木同志曾对这一结论动情地表示：“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让我们通过当年这篇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来看看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是如何被确定的。
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日期是7月1日。而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因此当年曾有不少人把7月1日当作一大开幕的日期。
事实上，7月1日并不是一大召开的日期。根据邵维正对资料的梳理，早在1938年就有地区性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时间大多在六月或七月，尚无特定的日期。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和抗日四周年的指示，中央所在地延安开展了纪念活动，此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始有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未能查证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因此，中央决定把召开一大的1921年7月份的月首，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后来，纪念“七一”就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例行活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就指出：“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毛泽东使用了“表示”这个词，以及董老所说的“后来定的”，都可以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为了考证一大的召开日期，邵维正对一大的参与者们在会议前的行踪作了剥茧抽丝的考察。1921年6月，党的上海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代表出发、到达的时间相距甚远。邵维正从掌握的资料着手，对代表的行踪作出具体排列，分析如下：
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原已在沪的有李达、李汉俊。7月1日以前到上海的有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出席一大的大多数代表是7月2日以后到达上海的。毛泽东、何叔衡两位是6月29日下午从长沙动身赴沪的。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谢老在1952年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谢老的夫人王定国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既是乘船动身的，必然是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去上海，途中不停留的话，约需五天左右时间。可见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4日以后。毛泽东到达上海时，因距开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有此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中曾提到：5月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当时人们的习惯是阴历、阳历并用，知识界也是如此。毛泽东讲的5月，可能是指阴历。经核对，阳历1921年6月29日，是阴历的5月24日。因此，毛泽东的回忆也是符合实际的。
刘仁静本人回忆，他于1921年6月下旬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一大。《少年中国》刊登的“南京大会记略”上写道：“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王克仁、邰爽秋、杨效春、方东美、陈启天、恽代英、杨贤江、蒋锡昌、李儒勉、陈愚生、高尚德、赵叔愚、沈君怡、刘衡如、陈仲瑜、沈泽民、张闻天、左舜生、阮真、刘仁静、邓仲懈（即邓中夏）、穆济波、黄日葵二十三人。”“又第一日各问题，因关系重大，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仲懈、刘仁静是日未能赶到，在7月1日鸡鸣寺会议上，由高尚德动议，与第二日互换，结果一致通过。”而在第二天会议的记录中，有刘仁静的两次发言内容。可以肯定刘仁静等是7月2日到达南京的，并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会员消息》一栏中登有：“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为保密起见，当时以“留沪习德文”为借口，实则是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以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刘本人的回忆，与当时的文字记载相符。据此，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陈公博参加一大后，回到广州，曾写了一篇名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载在《新青年》上。此文开头就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文中所述上海的“学社”，即是指党组织；“未完的手续”即是指参加党的一大，完成党的正式成立的议程。此文是紧接在一大之后写的，不像陈公博后来写的《寒风集》那样歪曲事实，解脱自己。当时的文字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据此文记载，陈公博是7月14日从广东动身的。他的文章标题，已直接说出在上海住了十天。“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31日夜遂趁车赴杭。”（陈公博未参加南湖会议）根据上述记载，从7月31日向前推十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
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是从日本回国参加一大的。《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六号。”周本人也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从周佛海的行踪来分析，一是在暑期，一般开始放暑假是在7月；二是周接到上海同志的信后，才从日本鹿儿岛动身回国。信件送达和旅途都需要比国内更长的时间。因此，周佛海到达上海，是在7月下半月。
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他回忆说：“我是1921年5月10日从上海动身去广州的。当时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自己走不开，要我去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让我在广州多住些日子，我就留下在报馆工作了两个来月。后来，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并请广州派两人出席会议。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要陈公博和我出席会议，大家同意他的意见。陈公博带着他新婚的夫人比我早走一天，先到香港，坐邮船到上海。我是7月15日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包惠僧所说的时间，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合，因此，他到达上海也是7月20日左右。
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未查到直接的文字记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回忆都说得比较笼统，陈潭秋的回忆可以使人们知道大体的时间。他说：“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这两个说法大体相同。因此，董、陈两位到沪时间，在没有发现新的更确凿的材料前，可暂定为7月20日左右。
代表们的行踪表明，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五人，不足半数，而当事人回忆第一次会议是全体出席的。显然一大开幕会议不可能在7月1日召开，也不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开。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只能在7月下旬。
邵维正在研究中发现，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不久，就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会址改在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画舫上举行，并于当天结束了党的一大。另据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从查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着手，便能间接推断一大的闭幕时间。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四十二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知这件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飏……男子叫瞿松林，女子叫孔阿琴，一个是洋行的侍役，一个是缫丝的女工。”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他说：“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径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那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8月2日又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少妇》的新闻，内容与《新闻报》相似。这两家报纸的新闻说的都是孔阿琴的被杀案件，案发时间是7月31日。陈公博、周佛海的记述与《新闻报》《申报》的报道基本相符。因此，孔阿琴案件及其发生的时间是可信的。
另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道的消息：“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国警察通知实行新规定的时间是7月31日，看来是针对党的一大的。时间是侵扰一大的第二天，地点是法租界，通知的对象是租界的中国团体（当时法国巡捕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明是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巡捕派人跟踪代表、搜查会场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得知有政治团体在法租界开会，但又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就作出一项新的规定，团体集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前得到批准，以限制政党活动。这个报道也提供了一个时间证据。
以上两件事的记载，可以使人们从间接的材料中，推断出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孔阿琴被杀是7月31日发现的，一大被法国巡捕侵扰是在此案件的前一天晚上，无疑就是7月30日晚上。法国警察的通知是7月31日，是他们搜查一大会场的第二天。这两个间接事件都证明，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晚上。据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达、周佛海以及南湖会议会址的安排者王会悟等人的回忆，上海最后一次会议被法国巡捕侵扰而中断后，第二天即去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其中周佛海回忆说：“谁知（一大会议）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法有所不同，他提出是中间隔了一天才去南湖开会的。从当时情况分析，多数人的回忆比张国焘的说法更符合实际。会议开的时间已较长，加上法国巡捕也开始干涉此事，代表的心情都是希望抓紧进行。第二天到南湖开会从时间上看也来得及，巡捕走后是晚上十时左右，部分代表于当晚十二时在陈独秀家（即李达家，那时李达和陈独秀两家同住一栋房子）碰头，决定第二天改在南湖开会。（当时上海习惯于夜生活，晚上十二点乃至一二点人们仍在活动，曾有“不夜城”之称。）第二天王会悟乘早班车先去嘉兴，代表们是乘第二班车去的。看来多数人回忆第二天召开南湖会议是可信的。张国焘回忆应有误。
邵维正认为，既然上海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南湖会议就在第二天召开，那么，可以推测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会议的日期便是7月31日了。
除了研究代表行踪和间接事件，邵维正还特别关注所能找到的当时的文字记载，以为佐证。建党初期，党的活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当时的文献在国内是难以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以后，从国外陆续收集回来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献，并从外文翻译为中文。这是一批珍贵的史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件无日期和作者，从内容和文字上分析，此文是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似出自当事人的手笔。文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此文将各地代表全部到齐的时间，明确地记为7月23日。这个说法与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排列的代表行踪相对照是符合的。
此文还写道：“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还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开了六天会，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为八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从7月30日向前推八天，正好是7月23日。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完全一致。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邵维正得出结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当然，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还在做进一步研究，具体来说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找到比较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