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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约好这周末去探望她舅舅赛拉斯。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赛拉斯·冈特并不是菲奥娜的舅舅，只是她母亲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是我促成的，当时我刚跟菲奥娜约会，为了提升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特别带她去见了赛拉斯。那时菲奥娜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如世人所预期的那样，在被学术圈称为“现代三艺”——哲学、政治和经济三个学位上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并完成了几乎所有被当时的人们认为精英人才该做的事：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俄语，同时进修标准法语口语，那是当时上流社会女孩的标志；在蓝带国际一流烹饪学校完成了短期烹饪培训课程；为艺术品经销商工作过一段时间；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过跨大西洋游艇赛；还给一位自由党议员候选人撰写过演讲稿，只可惜这位候选人在最终选举时棋差一招，遗憾落败。我和她就是在那时邂逅的。第一次见面，老赛拉斯就非常喜欢这个新认识的远房外甥女，后来便经常约我们见面，甚至成了我儿子比利的教父。

在情报组织尚属高度机密组织时，赛拉斯·冈特便已经是其中一员，如今他更是身份崇高、令人敬畏。那时秘密特工的工作汇报都是手写的，字迹工整漂亮，外勤特工的地位也十分受人尊崇。当年我父亲管理柏林情报站时，赛拉斯就是他的直接上级。

“他是个招人嫌的蠢货。”当我提到理查德·克鲁耶时菲奥娜如此评价。那是一个周六的早晨，我俩正驱车前往赛拉斯位于科茨沃尔德山的农场。

“是个危险的讨厌鬼。”我说，“一想到外勤特工的命运由那家伙决定，我心里就……”

“你是指布拉姆斯四号吧。”菲奥娜接口道。

“他叫他‘布四’，最近新发明的词汇——没错，就是像那样的特工，”我答道，“一想到这点我就浑身发冷。”

“他是不会放掉布拉姆斯这条线的。”菲奥娜说。我们刚离开高速路，正行驶在雷丁的大街上，为了寻找“伊丽莎白雅顿”牌爽肤水。开车的是菲奥娜，车是去年她三十五岁生日时岳父送的红色保时捷，说这个生日一定要送点特别的礼物让女儿好好开心一下。我很期待再过两个礼拜到我四十岁生日时，岳父大人会送什么礼物，好让我也开心一下：目测估计又是每年一瓶的人头马干邑，以及可能塞在礼品箱子里的贺卡，还是局里办公室统一分发的那种。

“经济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全靠布拉姆斯四号这条线提供的信息支撑。”菲奥娜沉默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要我说，咱们还是应该回到高速路上。村里的药妆店肯定有爽肤水卖。”我说，其实根本不晓得“爽肤水”是什么水，反正过去几十年我的皮肤不用这个东西也没怎么样。

“但是肯定没有雅顿这个牌子。”菲奥娜回答。此刻我们被堵在雷丁城内的大街上，放眼望去周围一家药妆店也没有。长时间运行让引擎温度飙升，于是菲奥娜干脆熄了火让它散散热。“或许你说得对。”妻子终于承认，并转过身随意地给了我一个吻。她这么做不过是为了讨好我，因为一旦发现要找的商店，还得是我下车飞奔去买那该死的什么水，而她只负责坐在跑车里对上前盘问的交警使美人计。

“你们在后面还好吗？挤不挤啊，小家伙们？”妻子问。

车后排的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地坐在一个大行李箱两侧。他们一路上都很乖，一点也没抱怨。听见母亲的询问，女儿萨丽模糊地咕哝了一声便继续阅读手里那本名叫《威廉》的书，儿子比利则问道：“上了高速路你能开多快？”

“理查德也是经济情报委员会的人。”我说。

“是啊，还宣称那是他的主意。”

“我已经记不清他到底参加了多少个委员会。每次找他，人都不在办公室。他的日程簿写得满满当当，里面的内容跟《美食指南》似的。最近又发明了什么‘早餐会议’，整天吃吃喝喝，真不明白他怎么还能那么瘦。”

堵塞的车流终于动了起来，菲奥娜重新发动引擎，紧跟在一辆老旧的红色双层巴士后。公交车站台上的售票员盯着她和跑车，丝毫不掩饰脸上的艳羡之色。菲奥娜对他报以微笑，售票员也以微笑回应。这简直荒谬，我想，可心里还是忍不住有点吃醋。“我必须去。”我说。

“你是说柏林？”

“理查德知道这事非我不可。他那天所说的话都不过是为了逼我就范罢搭的幌子罢了。”

“你去了又能怎样？”菲奥娜问，“布拉姆斯可不会受人钳制。他要是决定撂挑子，局里任何人都拿他没办法。”

“是吗？”我说，“嘿，话可别说得太肯定了。”

菲奥娜看了我一眼说：“可是布拉姆斯四号年事已高，可以退休了。”

“理查德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威胁的意思。”

“虚张声势罢了。”

“或许吧。”我点头，“但他想让我明白，要是我不干，他会派别的人去，而他们恐怕下手不知轻重。不过，理查德的话不见得可靠，尤其是当他上线的时候。”

“你不能去，亲爱的。”

“我去或许真的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所以啊……”

“可如果换了别人去——比如柏林站的年轻人，万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要怎么才能说服自己不去后悔，不去想要是当初去了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

“就算如此，伯纳德，我还是不希望你去。”

“到时候再说吧。”我回答。

“你并不欠布拉姆斯四号的。”她说。

“我欠他。”我答道，“这一点我知道，他也知道。所以他就算不信别人也会信任我。他知道我欠他的情。”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妻子坚持道，仿佛我们讨论的不过是房贷一类的事——随着时间推移，身上的负担就会随之减轻。

“这和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吧？”

“那你欠我的又该怎么算？你欠比利和萨丽的呢？”

“别生气啊，甜心。”我出言安慰，“这种情况本就让人为难。你以为我想去那边陪他们玩童子军游戏吗？”

“我哪儿知道。”菲奥娜斥道。她很生气。等车子好不容易挪上高速路，菲奥娜一脚油门飙起车来，指针在仪表盘上画出一道流畅的弧线。抵达赛拉斯舅舅的农场时，他连午餐前的香槟都还没打开。

怀特兰兹农场占地六百公顷，位于风景秀丽的科茨沃尔德高地，整个地区由石灰岩构成，横跨在泰晤士峡谷和赛文河之间。农场是用当地古老的蜂蜜色岩石建造的，窗户也是传统的竖框，门廊有些歪斜，看起来简直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场景。只可惜还没到夏天，天色阴沉，屋外的草地也光秃秃的，周围的玫瑰丛刚刚修剪过，一个花骨朵也没有。

石砌的巨大谷仓外还停着几辆车，大门口拴着一匹马，门栏栅上挂着新泥。古老的橡木大门虚掩着，菲奥娜像个女主人一样推门走进门廊——那是身为房主家人的特权——门廊的墙上挂满了外套，还有些披在长椅上。

“来的人有理查德和达芙妮·克鲁耶。”菲奥娜认出了一件貂皮大衣。

“还有布莱特·伦斯勒。”我补充道，伸手抚摸一件柔软的驼绒大衣袖子，“莫非全办公室的人都来了？”

菲奥娜耸了耸肩，转身示意让我帮她脱一下外套。别墅里间传来交谈声和礼貌的笑声。“并非都是办公室的人。”她说，“停在前门的那辆路虎是村里那位退役老将军的，他夫人经营一所马术学校——还记得吗？你很讨厌她来着。”

“不知道克鲁耶夫妇会不会在这里过夜。”我有些担心。

“外套都挂在门廊上——不会的。”菲奥娜笃定地说。

“你真该去当侦探。”我说。她冲我翻了个白眼，这话在菲奥娜听来并非赞美。

科茨沃尔德地区拥有英格兰乃至全世界最美的乡村风景，然而我却在这种刻意的完美之中感到了一丝不安。郊外原本属于工人的狭小农舍如今却是股票经纪人和建筑投机商的产业；古朴小村庄里经营着地道乡村酒吧的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只能趁着工作的间隙过来看看；真正的本地村民住在村里主要街道两旁难看的红砖联排房里，门口的花园里停满了报废的摩托车。

“你们要是去河边玩，记得小心岸边的泥地，很滑的。还有啊，回来吃午餐之前，一定记得把沾满泥巴的鞋子好好擦干净再进来。”两个孩子一听这话高兴得欢呼了起来。“真希望我们周末也能有这么个令人兴奋的地方玩耍。”菲奥娜对我说。

“怎么没有。”我答道，“这里不也有我们的份儿吗？你舅舅赛拉斯说了，让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怎么能一样呢。”菲奥娜嗔道。

“确实不一样，你说得太对了。”我说，“这要是我们的房子，午餐前你一定会径直穿过门廊，开一瓶香槟来喝，还会在厨房里忙着用凉水洗菜。”

“菲奥娜，我亲爱的！还有伯纳德！”正说着，赛拉斯·冈特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就说刚才似乎看见两个小孩越过灌木丛跑河边玩去了。”

“真抱歉。”菲奥娜道歉，可赛拉斯开心地笑着一掌拍在我的背上。

“午餐很快就好，咱们先喝点儿。我猜今天来的每个人你们都认识。村里的几个邻居也来过，可惜未能说服他们留下来一起用午餐。”

赛拉斯·冈特体形魁梧，坠着一个啤酒肚。他虽然一直胖胖的，但自妻子去世后更胖得一发不可收拾——和其他富有且自我放纵的男人一样。对于消失的腰线他一点也不在乎，也不在乎衬衫是否越来越紧，扣子是否总被扯掉，又或者下颚的赘肉让他看上去越来越像一只忧伤的猎犬。他的头发都快掉光了，高高的前额在双眼上投下阴影，仿佛总是皱着眉头的样子，唯有在放声大笑时方能一扫阴霾，因为他总是仰着头、张开大嘴冲着天花板开心大笑。赛拉斯舅舅主持午餐派对的样子就像一个乡绅招待自己农场的工人，不过大家并不介意，因为他显然是故意这样打算幽大家一默，如同他以农场主自居的行为——尽管门廊上零散地放着好几双橡胶靴子，屋后的草坪上还有饱经风霜的干草堆，看起来仿佛现代雕塑作品。

“家里总有访客，”赛拉斯边说边为客人倒酒——一九六四年的伯图斯红酒，“有的是想听我讲六十年代为局里工作的惊险故事，有的想请我帮忙跟上头的人拉关系，还有的则希望我能帮他们卖掉继承来的带抽屉的维多利亚式小柜子——那玩意儿别提多难看了。”赛拉斯环视着桌边的客人，确认大家都记得他是伦敦邦德街一家古董店的合伙人。那个沉默寡言的美国人布莱特·伦斯勒拿手捏了捏身边女伴的胳膊，那是随他一起来的一位身材凹凸有致的女人，“这些人我都来者不拒——所以说，我从不孤独。”听得这话，我很为老赛拉斯感到难过，因为只有无比孤独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伯特太太是赛拉斯的厨娘兼管家，此刻正端着一大块烤牛里脊走出厨房。“太好了，我最喜欢牛肉。”我的小儿子比利说。

伯特太太对他致以感谢的微笑。她是一个很懂分寸的老太太，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能少说话就少说话。“今天不够时间做炖肉或者肉派之类的复杂菜。”赛拉斯舅舅一边解释说，一边给孩子们开了第二瓶柠檬汽水，“我希望大家能大口吃肉——我很讨厌往肉上倒一堆酱汁和调味料的做法，那种法国菜还是留给法国佬自己吃吧。”他给我儿子倒了一点点柠檬汽水，然后等着比利品味汽水的色泽和芳香，浅尝一口后再点头表示喜欢——这些都是赛拉斯教他的。

波特太太把盛肉的托盘放在赛拉斯面前，又把切肉的刀叉递到他手上，然后回厨房去拿做好的蔬菜。理查德·克鲁耶用餐巾轻点了一下嘴唇，擦拭酒渍。刚才主人的话似乎是冲着他说的。“我可不能听见您这样侮辱法国美食，还袖手旁观，赛拉斯。”理查德微笑道，“否则一定会被法国大厨保罗·布谷斯写上黑名单的。”

赛拉斯给比利切了一大块三分熟的烤牛肉，然后继续为大家分餐。“快吃吧，别客气！”他命令道。理查德的妻子达芙妮把盘子递了过去。她在广告业工作，总穿着老气的连衣裙外加一条黑丝绒领巾，胸前戴着一块浮雕胸针，鼻梁上架着一副细金属镶边的眼镜。她坚持只要一小块牛肉。

比利不小心把肉汁洒在了衬衫上，理查德见状朝我投来同情的微笑。克鲁耶的儿子们都在寄宿学校，只有放假时才能见到父母：这是我们唯一保持理智的办法——理查德不止一次跟我解释。

赛拉斯刀工娴熟地切着牛肉，客人们纷纷发出惊喜的赞叹。理查德·克鲁耶赞美说这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并称赛拉斯为“慷慨的主人”；菲奥娜默默地看了我一眼以示警告，让我不要说任何蠢话，以免刺激理查德说出更多溜须拍马之词。

“烹饪是一种实用艺术。”赛拉斯说道，“法国人从来只能得到一些零碎食材，所以要切细了搅在一起，再淋上些味重的酱汁做做表面功夫。我才不吃那种垃圾呢，有钱谁吃那玩意儿，还是正儿八经的食物才行——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喜欢法餐？”

“您可以试试‘新式法国烹饪’。”达芙妮·克鲁耶建议道，她很为自己的法国口音自豪，“口味清淡，而且每道菜都精致得像一幅画。”

“我不喜欢清淡的食物。”赛拉斯扯着粗嗓门儿大声说，一边拿切肉刀指着达芙妮，“‘新式法国烹饪’——”他轻蔑地说，“花里胡哨的大盘子中间给你放上一小坨菜。这种行为放在便宜小旅馆里就叫‘饮食节制’，结果被搞公关的家伙们换个名头再写篇长文，就变成了精致的‘新式法餐’，大张旗鼓地刊登在女性杂志上。能让我愿意花钱的食物，就是侍应生推着餐车过来问我要吃什么、吃多少，而我会告诉他蔬菜该放在哪里。我才不想让一问三不知的侍应生给我上一盘全是肉、只有两片菜叶子的‘美食’。”

“赛拉斯舅舅，今天的烤牛肉火候掌握得很好，真是完美。”菲奥娜插嘴道。她很高兴赛拉斯今天的这番激情演讲并未像平日一般掺杂脏话，“不过萨丽只要一小片就好……最好是全熟的。”

“我的老天爷啊，女人真麻烦！”赛拉斯抱怨道，“让你女儿多吃点能长精神、提气色的东西吧。全熟的肉！怪不得她看起来气色那么差。”说着便切了两片三分熟的烤牛肉放在一个加热过的盘子里，又用刀叉把它们切成容易入口的小块。他总是这样细心地为孩子们准备餐食。

“什么是气色差？”比利问。他很喜欢半生的牛肉，此刻正一脸崇拜地望着手持利刃、熟练切割牛肉的赛拉斯。

“就是消瘦、苍白、贫血，看起来病怏怏的。”赛拉斯一边回答一边把餐盘递给萨丽。

“萨丽身体很好。”菲奥娜抗议道——没有什么能比当面质疑她对孩子的照料更能激怒菲奥娜的了，我猜这是所有职业母亲共有的某种隐秘的愧疚感。“萨丽是他们班游泳最快的。”菲奥娜说，然后问女儿，“对吧，萨丽？”

“那是上学期。”萨丽小声嘟囔着。

“多吃点三分熟的牛肉，”赛拉斯对萨丽说，“会让你的头发变卷哦。”

“好的，赛拉斯舅舅。”萨丽乖乖答道。赛拉斯一直看着萨丽咬了一大口牛肉，然后冲自己露出微笑才满意。

“你真是个暴君，赛拉斯舅舅。”妻子抱怨道，可赛拉斯把这话当耳旁风；他转头看着达芙妮，恶狠狠地说：“你可别说也要全熟的。”

“我喜欢一两分熟的，”达芙妮答道，又用法语补充了一句，“再加点英国芥末酱。”

“把芥末酱给达芙妮。”赛拉斯吩咐，然后学着达芙妮的法国腔调说，“把‘马铃薯’也给她——她也该增增肥了，不然你抱起来手感可不好。”最后这话是对克鲁耶说的，还边说边冲他挥舞着切肉用的大叉子。

“您可稳着点儿。”克鲁耶回道，他不喜欢别人对妻子评头论足。

理查德·克鲁耶拒绝了餐后甜点“俄式水果奶油蛋糕”，说他已经“十分满足”了，于是比利和我把理查德的那份分而食之——俄式水果奶油蛋糕是伯特太太的拿手点心。用过午餐，赛拉斯把男士们领到台球室，对女士们说：“你们去河边散个步吧，或者去花房温室里坐坐，再不然，要是觉得冷就去客厅，那有烧木材的壁炉。波特太太会为你们冲咖啡的，不过你们要是愿意，让她倒杯白兰地也行。我们男人聊天时偶尔会说脏话、打嗝，还抽烟，况且都是工作上的事和板球比赛，你们不会感兴趣的。去照看孩子们吧——这是女人的天性。”

女人和孩子们离开的时候并不愉快——主要是达芙妮和菲奥娜不愉快。达芙妮骂老赛拉斯是一只粗鲁的猪，菲奥娜则威胁要让孩子们去他的书房玩——那可是赛拉斯的圣殿，谁都不让进；可惜无论她们说什么都没用，老赛拉斯照样把男人们领进了台球室，把女人们关在门外。

沉闷的台球室墙面上镶着红木镶板，里面的装修和陈设仍然保留着原屋主——一位啤酒大亨的十九世纪设计风格，就连墙上挂的鹿角和家族肖像画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台球室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草地；天色依旧暗淡，整个房间里只有台球桌上的一盏电灯亮着，反射着绿色的桌面，把室内映衬得发绿。理查德·克鲁耶清理了桌面，摆好球；布莱特精心挑选了一根球杆；赛拉斯则忙着脱外套、招待酒水和雪茄，期间还不小心崩断了身上鲜红色的背带。“听说布拉姆斯四号最近不怎么安分？”赛拉斯为自己挑了一支雪茄，拿起桌上的火柴盒问，“怎么，你们都哑巴了吗？”他摇晃着火柴盒，发出沙沙的声响。

“呃，要我说——”克鲁耶正在给球杆抹松香，闻言手一抖，差点儿没把松香块丢下。

“你可别做蠢事，理查德。”赛拉斯冲他说，“主任现在十分担心，生怕失去那边的银行数据。他说你打算让伯纳德去处理这件事。”

克鲁耶摆弄着手里的球杆，好为自己争取些许思考的时间——他一直很小心，极力避免让我知道其实他已经向情报局主任推荐了我去执行这项任务。片刻后他开口道：“伯纳德？是有人提了他的名字，可我是反对的。伯纳德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点我跟他也是这么说的。”

“别跟我玩含糊其辞那套，理查德，这些伎俩留着你开委员会议的时候用吧。主任让我这周末跟你好好谈谈，让你清醒一点，周一的时候重新提出几个合适的人选……最迟周二。这事要是处理不当，全局可都要遭殃。”赛拉斯说这番话时盯着台球桌，此时抬眼望着众人，“好了，现在要怎么办？伯纳德可不怎么会玩，所以他还是跟我一组，对付你俩吧。”

布莱特一言不发。理查德·克鲁耶望着赛拉斯，眼神中满是敬畏。恐怕之前他从未如此清晰地认识到，眼前这个老头子对局里的影响仍旧如此之大；也或许他没想到这个早已退休的老家伙竟然还和以前一样狂傲不逊且雷霆手段，而成为这样能轻易操控人心的人正是克鲁耶的梦想。面对如此危机，赛拉斯却总能泰然自若、举重若轻地应对，这是理查德·克鲁耶从来可望而不可即的本事。

“我也认为不应该派伯纳德去。”克鲁耶坚持，可语气中已少了之前的笃定和自信，“他的样子那边不少人都见过，一旦出现必定会被盯梢的人发现。但凡出了半点纰漏，我们都会立马被招去内政部，商议新的替补人选。”他像赛拉斯一样用没什么起伏的音调说话，语气听起来也很轻松，仿佛不是在谈论事关生死的大事，只是朋友间的闲聊，这是英国人在面对危机时惯有的气魄。此刻他正斜倚着球桌，球杆轻推，一颗球滚落球洞，整个过程中房内一片寂静。

“那派谁去？”赛拉斯问，偏过头望着克鲁耶，就像校长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等着班里的后进生回答一般。

“我们已经筛选出五六个符合条件的人。”克鲁耶回答道。

“这些人认识布拉姆斯四号吗？他会信任他们吗？”

“布拉姆斯四号谁也不信。”克鲁耶说，“想必您也知道，想退出任务的情报线人是何种心态。”他收起球杆直起身，下一个轮到布莱特了——后者低头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桌面形势，然后摆开架势，一击而中，球径直落入了球洞。布莱特是理查德的上级，可每次有问题他总让理查德回答，自己倒像个局外人一样——布莱特·伦斯勒就是这样的人。

“好球啊，布莱特！”赛拉斯赞道，“这么说这些人都从未见过他？”他吸了一口雪茄，冲克鲁耶的方向吐出烟雾，“我有说错吗？”

“唯一和他打过照面、一起行动的就只有伯纳德。”克鲁耶老实承认道，顺手脱下外套搭在旁边的椅背上，“我连他最近的照片都没有。”

“布拉姆斯四号——”赛拉斯抓了抓他的大肚子说，“和我年纪差不多大，你们知道吗？我和他早在柏林还没分成东西两部分时就认识了。我俩一块泡妞、一块喝酒，烂醉如泥。我跟他的关系和对他的了解堪比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柏林！我真的爱那座城市。”

“这些我们知道。”克鲁耶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尖锐。他集齐所有球重新放回桌上，又把它们沿着桌边滚到一起。

“一九四六年末，布拉姆斯四号曾想杀掉我。”赛拉斯无视克鲁耶的语气继续说，“他守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外，一见我出来就朝我开了一枪。那时我正好背对着酒吧门口的灯光，目标十分明显。”

“他打偏了？”克鲁耶的语气里有恰到好处的担忧。

“是的。我这么大个子，又背对着光源，就算随便放一枪也该打得中，结果那个蠢王八蛋却打偏了。幸好当时我的司机也在，是个军警，从我抵达柏林起就一直跟着我——毕竟得有个正儿八经的军人教我如何穿军装、扎腰带、何时该行礼之类的。总之，我的司机立刻抓住他痛扁了一顿，要不是我拦着，恐怕得打残了——主要是那位军士以为枪是冲他开的，又惊又怒，气得要死。”

赛拉斯喝了一口餐后甜酒，又抽了一口雪茄，沉默地看着我十分业余地打出一杆。克鲁耶则乖乖捧场，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

“俄国佬听到枪声立刻围了上来。有军人、有宪兵，一共四人，都是身材魁梧粗犷的男人，一看以前就是干农活儿的；他们穿着脏兮兮的靴子，脸上胡子拉碴，上来就想把布拉姆斯四号拖走。当然，那时候他还不叫布拉姆斯四号，这个代号是后来才有的。即便当时柏林墙还没建起来，亚历山大广场也归俄国人管辖。我说他是名英国军官，喝醉了耍酒疯才会乱开枪。”

“他们信你的话？”克鲁耶问。

“不信，可俄国佬谁不是从小就习惯了听谎话？他们虽不相信，却也没特别打算拆穿我，只是象征性地上前拽了一下。我和司机不由分说便抬起布拉姆斯四号塞进自己的车里。那些俄国人哪敢碰有英国军队标识的车，他们可以想象若有人公然挑衅俄国军官的车，会有什么下场，因此我们才得以把他救回西德。”

“他为什么想杀你？”我问。

“我这白兰地味道不错吧？”赛拉斯说，“在木桶里酿了二十年呢，这种陈年佳酿如今可不好找。啊，是了——他那时跟踪了我整整两天，说是听到风声，那个把好几名西德联邦情报局人员抓起来的幕后黑手就是我，而他的挚友在搜捕时受了重伤。不过后来我俩聊起往事，很快就解开了误会。”我只是点了点头。如此笼统又模糊的解释是赛拉斯礼貌提醒我少管闲事的方式。

于是我们仨都盯着布莱特·伦斯勒打球。他精准地量好位置，只轻松一击，一颗红球便滚落球洞，而白球则恰好回到球杆顶端；接着，他稍微调整姿势又进了一球。“自一九四六年以来他就一直听你指挥吗？”我看了一眼赛拉斯又问道。

“不、不、不。”赛拉斯连声否认，“我可让他离我们赫姆斯多夫的人远远的。当时我有资金，于是把他送回了东边，命令他按兵不动、低调行事。“二战”期间，他在德国帝国银行工作——他的父亲是股票经纪人，而我认为将来无论那边的制度变成什么样——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会迫切需要拥有顶尖银行业经验的人。”

“这么说，他原本是您在那边的一笔投资？”克鲁耶问。

“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我是他在这边的一笔投资。”赛拉斯回道。大家的出杆速度逐渐慢了下来，每个人都在比画着寻找最佳击球位置，心里却琢磨着别的事。克鲁耶瞄准了一颗球却没打中，轻声咒骂了一句。赛拉斯接着说：“我们本打算就这样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互照应的，这点自不必多说——他率先找了一份税务局的工作。话说你们思考过集权国家是如何集权的吗？那可不是秘密警察的功劳，而是税务部门——执政党利用它疯抬税率，员工越多的公司要交的税也越高，就这样拖垮了私有企业，只有那些员工不足十几人的小公司才能勉强存活。东德摧毁私有企业后，布拉姆斯四号又跳槽到‘德意志发行和清算银行’——当时正值货币改革时期。”

理查德朝我投来胜利的微笑，然后对赛拉斯说：“后来那家银行变成了现在的‘德国中央银行’。”猜得好、猜得妙，理查德，你可真聪明——我在腹诽道。

“他潜伏了多长时间？”我问。

“很久了。”赛拉斯答道，然后微微一笑仰头饮尽了杯里的甜酒。“这甜酒真带劲。”他赞道，举起酒杯对着窗户，透过日光观察玻璃杯上残留的酒色，“可惜该死的医生只允许我一个月喝一瓶——‘请你一个月只喝一瓶’……是啊，军情六处被叛徒搅得不得安生的时候他一直潜伏着。那时局里有内鬼，把咱们的工作事无巨细全部泄露给克里姆林宫。他算走运，或者说足够聪明，也可能兼而有之——他的档案被层层加密，谁也看不到，因此最终在这场混乱里活了下来。后来，天地良心，好不容易平息了内鬼之乱，我又指示他重回一线。毕竟当时局里元气大伤，布拉姆斯四号的情报十分重要。”

“就您一人？”理查德·克鲁耶显得十分震惊，“您和他单线对接？”他一边说着一边换了根球杆，仿佛之前失了准头是因为原来的球杆不好。

“这是布拉姆斯四号提出的条件。”赛拉斯回答，“那时候局里很多情报线都是这种情况：他只向我一人汇报，这样让他觉得更安全，对于我来说也是件好事。”

“那您被调离柏林以后他怎么办呢？”我问。

“没办法，我只能把这条线交给新的主管。”

“是谁？”我继续追问。

赛拉斯注视着我，仿佛在思考是否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可答案早已确定，一切也早已安排好了。“接任我位置的是布莱特。”此言一出，在场三人齐刷刷地转头盯着布莱特·伦斯勒，这位身着黑色西装、年约五十有五、发际线稀疏的美国男人则紧张地对众人笑了笑。有些美国人很乐意被人当作英国人，而布莱特正是其中之一。被英国军情六处招募时，他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拿着罗德奖学金，多年以来早已成为忠诚的亲英派，曾在英国布局在欧洲的多个情报站服役，后被选为“欧洲经济组”副主管，也就是如今的“经济情报委员会”，并将之变为其一人独大的王国。如果布拉姆斯四号这条线断掉，布莱特·伦斯勒的王国必定土崩瓦解，真难怪他看起来如此紧张。

该布莱特出球了。他调整着球杆角度，仿佛在衡量重量、寻找平衡点，然后伸手拿起松香块说：“我作为单线对接的上级，已经接管布拉姆斯四号很多年了，一切都和赛拉斯当年保持一致。”

“你和他见过面吗？”我问。

“没有，我从不曾去过东德。据我所知，他也不曾离开过那边，只知道我的代号而已。”终于抹好了松香，布莱特顺手把松香块放在计分板的支架上。

“你沿用了赛拉斯的代号？”我紧追不放，“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你一直假装成赛拉斯和他联络？”

“自然。”布莱特说得好像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在外执勤的特工痛恨更换上线，而秘密更换更是令人深恶痛绝，便是局里的内勤人员也尽量回避提及这种操作。布莱特迟迟不愿出杆，他平静地看着我，只是语速比之前略快了些，明显带上了些许辩护之意：“布拉姆斯四号和赛拉斯之间的羁绊是任何新上线无法企及的，不让他知道上线已经换人是更稳妥的决策。”他说着俯身击出一球。这一杆堪称完美，紧接着第二杆也一发中的，可惜第三杆却打偏了。

“就算赛拉斯不管了……”我说，同时往旁边挪了挪，好让赛拉斯看清桌面，选择要打的球。

“我也不是全然放手不管了！”赛拉斯越过我身边恼怒地说，“我一直跟他保持联络。布莱特也来这里和我商讨过几次。我经常给他寄些东德买不到的东西——只有我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一看便知是我买的。”

“可自从去年大换血之后，他的态度就变得有些冷淡。”布莱特·伦斯勒难过地说，“情报交接一时有一时无。虽然我们仍旧能收到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但总不像从前那样完美，而他却开始不断索要更多钱。钱倒不是重点——我们愿意付钱保住这条宝贵的情报线——可我们怀疑他这么做恐怕是起了退出之心。”

“而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了？”我问。

“或许吧。”布莱特回答。

“也有可能这只是他用来索要更多钱财的手段。”赛拉斯说。

“那这手段也太复杂了。”布莱特显然不怎么相信，“搞出这么多事只为多要点钱？不，我认为他这次是真的想退出。”

“他要那么多钱来做什么？”我问。

“这一点我们也始终没弄明白。”布莱特老实承认道。

“甚至连尝试打探都无处入手。”克鲁耶怨恨地补充道，“每次刚拟出计划便总会被高层的什么人否决。”

“冷静点儿，理查德。”布莱特宽慰道，那是只有上级对下级才有的温和劝慰，“如此宝贵的情报线，就算费尽心思去查，反倒得罪了他——若他不过是包养了个情妇，或是乐意在瑞士银行开个秘密账户累计些钱财，那可得不偿失。”

这些内幕究竟能让我知道多少赛拉斯自然早有决断——“这么说吧，我们的钱打进了一家慕尼黑的银行，再从那家银行汇入一家从无任何经营活动的出版社账户。”赛拉斯说。若真要派我去执行任务，他们一定会确保我了解足够多信息——但仅限于他们希望我了解的信息。这是这份工作的常规操作，大家都心知肚明。

“嗨，他想找个由头花花自己的钱呗。”我说，“这也没什么所谓，对吧？”

赛拉斯转头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一贯的刻毒。“是没什么，只是他手里握着咱们迫切需要的情报，伯纳德，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就都很有所谓了！”他把球网里的球一一拣出来，狠狠抛到球桌上，力道之大甚至让球撞到桌沿又弹了回来。他的态度隐含着一种残忍的拒绝，我曾不止一次领教过。

“明白。所以你们想说服我，因为只有我才能见到他本人、和他好好谈谈。”我总结道，“我猜今天这场聚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说错了吗？”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赛拉斯，后者略带歉意地笑了笑。

“你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布莱特的语气明显没什么自信，剩下两人都没出声。他们心里很清楚，除了我没有更好的人选了。费心安排这场聚会就是为了让我明白，这是他们的一致决定。理查德·克鲁耶举起手里的雪茄放到嘴边却没有抽。布莱特接着说：“派你去无异于派了一整个英国卫兵队去，宣布‘伟大的不列颠在此，尔等还不臣服！’——那会把布拉姆斯四号吓坏的。换谁都会害怕吧。你一旦踏上东德的土地，必定少不了被跟踪监视。”

“我不这么想。”克鲁耶反驳。他们这讨论的架势仿佛我并不在场；我甚至有种感觉，要是哪天我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住或是杀了，他们大概也会这样讨论一番。克鲁耶接着说：“伯纳德对那边的情况了如指掌。再说这次也不需要待太久——只要找到他当面谈谈，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想的，再说明我们真的很需要他再多干两年，仅此而已。”

“你怎么想，伯纳德？”赛拉斯问我，“你一直都没发表过意见。”

“听上去这事必须得有人去办。”我说，“还必须是他了解信任的人，才有可能套出真实的情况。”

“而且，”布莱特语带歉意地说，“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也不多……你是这意思吗？”

克鲁耶说：“上个月我们才派了个传信的人搭旅游巴士去过，装作普通游客、乘观光大巴去了又回，什么事也没有。”

“现在西德的游客也能中途下车观光了吗？”赛拉斯问。

“噢，当然。”克鲁耶回答，一脸开心，“今时不同往日了，赛拉斯。他们会去瞻仰红军纪念碑，还能停下来喝咖啡、吃蛋糕——东德政府缺钱得紧，巴不得多赚点西德的钱。另外一个适合见面的地方是佩加蒙博物馆，西德的观光车也会经过那里。”

“你有什么看法，伯纳德？”布莱特摩挲着手上的印戒问，眼睛却盯着球桌，仿佛在认真观摩克鲁耶即将打出的高难度角球。

我对他们如此轻易揣测感到恼火：这种事本该计划周密、反复盘算的，然后写一大堆申请文件和报告，多得能淹没整个情报局。于是我说：“我怎么看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可不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而是学识丰富的长者，有一份体面且重要的工作。我们需要知道他的婚姻是否顺利；身边有没有关系亲密的好友，好到能邀请来参加他孙子辈的生日宴并发表演讲的那种。或者他是否过得不如意，孤身一人、愤世嫉俗；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是否需要先进的医疗看护……还有种可能，他不过是找了一个青春年少、身材姣好，又对他崇拜得不得了的小情人。”

布莱特轻笑了一声说：“两张去里约热内卢的头等舱机票，外加无限制的香槟特饮。”

“除非那个小情人其实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间谍。”我补充道。

布莱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问：“那么，把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送过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伯纳德？”

“如何潜入一事，我并不打算和各位商议。我唯一想说的是，我不需要这边做任何特别的安排：不要任何文件或提前准备，不需要紧急联络线，也不需要当地支援——什么都不需要。我希望一切能全权由我自己来安排和执行。”这种独立行动计划通常不受情报局待见，我本已做好准备迎接众人的批判，然而却意外地无人反对。

“你说得很对。”赛拉斯说。

“我还没同意去呢。”我提醒他。

“决定权在你。”赛拉斯回答。球桌上的灯光如此明亮，将剩下两人的脸隐藏在周围的阴影中，只依稀可见他们同时点了点头。克鲁耶的手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苍白，仿佛两只巨大的蜘蛛盘踞在桌上。他挥出一杆却没打中。他的心思压根儿不在台球上，我也一样。

看见克鲁耶打偏，赛拉斯故意皱起一张脸，抿了一口甜酒。“伯纳德，”他忽然开口道，“我想我最好——”然而话音未落，他却突然止住了话头——波特太太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房间，手里拿着一只切割精致的玻璃烟灰缸和一张抹布。赛拉斯目光一凛，直视着她的双眼。

“有您的电话，先生。”波特太太解释道，“伦敦打来的。”

她没说是谁打来的，因为她认为只要说是伦敦，赛拉斯必定知道是谁。实际上我们的确都知道或者说能猜到是谁——迫切需要知道今天商谈结果的人。赛拉斯搓了一把脸，转头看着我说：“伯纳德……那瓶白兰地你要是喜欢，就再喝一杯。”

“多谢。”我应道，心里却觉得刚才赛拉斯想说的绝非此事。

赛拉斯舅舅家的周末总是遵循着同样的流程：非正式的周六午餐，台球或桥牌游戏，下午茶及盛装出席的正式晚宴。这个周六晚上总共有十四位客人：除了我和菲奥娜、克鲁耶夫妻俩、伦斯勒和他的女朋友之外，菲奥娜的妹妹特莎也来了——她丈夫不在家，是特地过来陪赛拉斯舅舅的。此外，还有一对美国夫妇，丈夫名叫约翰逊，专门来英国收购古董，再运回美国费城的古董店售卖；还有一位年轻时髦的建筑师，擅长把农舍改造成“梦中情屋”再转卖给有钱人，赚得盆满钵满，不仅换了个聒噪的新老婆，还买了辆聒噪的法拉利跑车；最后是一位红鼻头的当地农场主和他鸡窝头的妻子，整个晚上就说过两句话，还只是为了叫妻子给他递酒。

“今晚你可逍遥了，”好不容易一切结束，我们回到阁楼的小客房整理床铺时，菲奥娜赌气地说，“换我坐在理查德·克鲁耶旁边，听了一晚上关于他那艘豪华游艇的事。他说下个月要去法国。”

“理查德连主副帆都分不清，早晚死在海上。”

“别这么说啊，亲爱的。”菲奥娜出言阻止，“我妹妹特莎也去呢。还有里奇——就是那个年轻英俊的建筑师，和他那个有意思的妻子克洛特。”她的语气有一丝刻薄，看来不怎么喜欢这些人。除此之外，她还在为白天被关在台球室外一事耿耿于怀。

“嚯！那得是一艘大船。”我说。

“能睡六个人……如果挤挤八个人也行。这是达芙妮告诉我的。她不去，说是晕船。”

我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菲奥娜：“你妹妹不会和理查德·克鲁耶好上了吧？”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菲奥娜平静地说，听不出半点赞许之意，“只可惜想法已经落伍了，亲爱的。特莎爱上了一个比她年长许多的男人，她亲口告诉我的。”

“她可不是什么好人。”

“可大多数男人都认为她很有魅力。”菲奥娜说，听到我对特莎的批判，她心里不知为何倒有几分窃喜，并很乐意刺激我多骂两句。

“我以为她和丈夫已经和好了？”

“这事可没那么容易。”菲奥娜叹道。

“谁说不是呢。”我点头，“尤其对你妹妹的丈夫乔治而言。”

“今晚你不是一直坐在那个古董女旁边吗——怎么样，她有趣吗？”

“是在古董行业工作的女士。”我纠正妻子的用词，她微笑不语，“她跟我说买梳妆台时要睁大眼睛看仔细了，现在很多梳妆台都是把现代设计的台面和古董桌脚拼起来的合成品。”

“这可真新鲜！”菲奥娜咯咯笑道，“去哪儿能找到这种东西啊？”

“这屋里不就有吗？”说完，我和她一起跳上床裹紧了被子，“快把热水袋给我。”

“哪有什么热水袋——嘿，你抓的是我！天哪，你的手可真凉。”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农场的狗吠声吵醒，很快，河对岸另一座农场里的狗也开始吠叫。我睁开眼查看时间，却发现床头灯开着。此时是凌晨四点，菲奥娜穿着睡衣正在喝茶，见我醒了，她连忙说：“抱歉，吵醒你了。”

“是狗叫声。”

“每次不在家睡我都失眠。刚才去楼下泡了点茶，还给你也拿了个杯子——要喝吗？”

“半杯就好。你在这里坐了多久？”

“我刚才似乎听见有人下楼的声音。这种老房子可真有点吓人，对吧？这里还有块饼干——你要是想吃的话。”我接过茶喝了一小口，菲奥娜则继续说：“你答应他们了吗？去柏林的事——你答应了吗？”可她的样子仿佛在问：我和工作对你而言究竟哪个更重要？

我摇了摇头。

“可昨天下午的台球比赛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反正我是这么猜的。不然赛拉斯也不会固执地不让我们参加。有时我真不明白他是否清楚——我现在已经是局里的高级成员了。”

“他们都很担心布拉姆斯四号的事。”

“可为什么一定要派你去？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除了我还有谁能去呢，赛拉斯吗？”我把昨天谈话内容的重点简明扼要地说给菲奥娜听了。赛拉斯的狗又叫了起来，楼下传来关门声，接着又响起赛拉斯安抚狗的声音。那声音有些嘶哑，语气和对比利及萨丽说话一样。

“我看了伦斯勒写给主任的报告。”菲奥娜压低了声音，仿佛害怕有人偷听，“有整整五页呢。我把报告带回自己办公室，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有些惊讶地望着她：菲奥娜可不是那种敢于公然违背情报局规定的人啊。“我必须知道这件事的情况。”她补充道。

我端起茶杯默默喝茶，心里并不是很想知道伦斯勒和克鲁耶对我做了怎样的安排。

“布拉姆斯四号有可能神经错乱了。”见我不说话，菲奥娜终于忍不住道，“布莱特和理查德认为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言罢等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讲，好让我有时间消化刚听到的信息。“他们认为布拉姆斯四号可能出现了某种精神崩溃，所以才如此着急。谁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报告里真这么说？”我笑道，“我看那只不过是布莱特和理查德为自己开脱的借口罢了。”

“理查德提议找一位权威的专业医生来，根据布拉姆斯四号的报告评估他的精神状况，可布莱特否决了这一方案。”

“确实是克鲁耶才能想出来的‘好’点子。”我讽刺道，“今天让精神科医生来军情六处开会，明天咱们就能上周日新闻的头版头条，评论里还会出现咱们‘自己人’的胡说八道或是错字百出的话。感谢上帝没有让布莱特通过他的提案。他们认为布拉姆斯四号的发疯症状具体是什么？”

“无非是常见的妄想和偏执：怀疑到处都潜伏着敌人，谁也不敢相信；他还问过能不能把所有可以查看他档案的人员名单抄一份给他；问我们知不知道局里高层有内鬼，而这人把他发回的所有信息都泄露了出去……总之，就是人发疯时常想的那些事。”

我点了点头。菲奥娜根本不懂特工人员在外过着怎样的日子，理查德和布莱特也不懂。这帮只会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的家伙什么也不明白。我父亲曾说——“自由的代价就是永无止境的妄想和疑心。光有警惕心是远远不够的。”

“说不定布拉姆斯四号说的是真的呢。”我回答，“说不定那边真的到处都潜伏着敌人。”我想起了那天克鲁耶在办公室里讲的，当年局里为了帮助布拉姆斯四号获得东德政府信任的计划。他一定为此结了不少仇家——“或许他并没有疯。”

“那么，高层安保有漏洞也是真的？”菲奥娜问。

“这种事以前又不是没有过，对吧？”

“布拉姆斯四号要求见你。这件事他们告诉你了吗？”

“没有。”原来昨天台球室里的紧张氛围是因为这个。我小心隐藏起内心的惊讶。

“他不愿再向平时的上线汇报，说除了你谁也不见。”

“我估计这话只会让主任更相信他的确是发了疯。”我喝完茶，把茶杯放在床头柜上，关上了灯——“我得再睡一会儿。”我对菲奥娜说，“真希望我能和你一样，晚上只睡五个小时也能生龙活虎，我不睡饱了可不行。”

“你不会去的，对不对？答应我，别去。”

我咕哝了一声把脸埋在枕头里。我总是趴着睡觉，因为这样会让黑暗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