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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坐多久了？”我问，顺手拿起旁边的双筒望远镜，打量前方玻璃岗哨站里那名形单影只的美国士兵。

“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吧。”沃纳·沃尔克曼双臂枕在方向盘上，耷拉着脑袋，下巴搁在手臂上说，“我们第一次来这执勤、竖着耳朵等狗叫的时候，那个大兵还没出生呢。”

狗叫声——残存的阿德龙大酒店院子里养的狗，它们通常是最先察觉到异样的。狗的反应可以说明另一边是否有情况。从引起狗群的骚动到驯狗人前去查看，中间往往还要好一会儿，为此我们特地开着车窗，好听清楚所有动静，但也因此几乎被冻了个半死。

“不仅那个大兵没出生，他手里那本间谍小说也还没写出来呢，而我们都以为柏林墙不出几日就会被推倒。那时我俩还是愣头青，日子却比现在好过，你说是吧，伯尼？”

“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好，沃纳。”我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查理检查站的样子一点没变——其实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一间小屋、几幅标语，上面写着“跨过这里就离开了西德地界”之类的警告；对面的东德却早已建起了层层高墙、重重围栏、厚重的大门和各种屏障，地上还画满白线，指示不同的交通线路。最近，那边又建了一个封闭式检查区，所有外来车辆进出都必须接受盘查，不仅里里外外被搜个底朝天、悄悄装上窃听器，还会有一脸苦相的工作人员推着带镜子的小推车，把每辆车的底盘都查看一遍，以防有东德人藏在车底逃跑。

检查站从无安宁。东德那边功率强大的探照灯一直“嗡嗡”作响，那个声音仿佛酷暑白日下成群结队的昆虫飞舞。沃纳抬起头，调整身体重心。我俩都在屁股底下垫了个海绵胶垫，这是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学到的重要生存技能之一。另一个技能就是用胶带把车门开关粘上，这样每次开关门，车里的灯就不会跟着亮。

“不知道泽娜会在慕尼黑住多久。”沃纳说。

“我可受不了那地方。”我说，“说真的，我看不惯那些巴伐利亚人。”

“我也只去过一次。”沃纳说，“为了帮美国人办一件急差。当时我们有个成员被人打成重伤，当地警方却毫无头绪。”我和沃纳从上学起就认识，他说的英语还是带着浓重的柏林口音。如今沃纳·沃尔克曼已经四十岁，体形敦实、留着一头乱糟糟的黑色短发和络腮胡，双眼总是透着疲惫，很容易被认作住在柏林当地的土耳其人。他伸手擦了擦挡风玻璃上的玻璃窥视孔，透过它望着对面耀眼的灯光。在灯光的映衬下，查理检查站只剩一道幽深的轮廓，背后东德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却明如白昼。“不，”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慕尼黑。”

就在前一天晚上，喝醉酒的沃纳跟我坦白，说妻子泽娜跟一个给可口可乐公司开货车的司机私奔了。那之前的三天，我都在他家借宿，夜里就睡在一张坑坑洼洼的沙发上。沃纳的小公寓位于柏林达勒姆区，就在格鲁内瓦尔德森林区域的边缘。不过，刚开始处于清醒状态的沃纳跟我说的是，他妻子走亲戚去了。

“有人来了。”我说。

此时，沃纳正仰头靠在椅背上，根本懒得动，只说：“是一辆棕褐色的福特车吧。它会通过检查站，在前面再过去一点的位置停下；里面的人会喝一杯咖啡、吃个热狗，然后回东德去，届时恰好午夜刚过。”

我盯着那辆车，一切正如沃纳所说，一辆棕褐色的福特牌小型运货车，车身没有任何标记，车牌是西柏林的。

“他们平常就停在我们现在的位置上。”沃纳继续说，“这些是土耳其人，找了个东德的女朋友。那边法律规定非东德人员必须在午夜前离境，所以他们出来，等午夜过后再回去。”

“好家伙！这女朋友得有多美啊，让他们甘愿这么折腾！”

“在东边，一件韦斯特马克牌的厨具就能为你换得到不少好处。”沃纳说，“这你又不是不知道，伯尼。”一辆警车缓缓驶过，里面坐着两名警察。他们认出了沃纳的奥迪，其中一名警察抬手略行了一礼。警车离开后，我再次举起望远镜，目光透过检查站后的围栏和障碍物，落在东德边境上跺着脚取暖的守卫身上。今晚真是太冷了。

沃纳问：“你确定他会从这里入境，而不是博恩霍姆大街或王子大街的检查站？”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四遍了，沃纳。”

“还记得咱们刚开始当情报员的时候吗？那时还是你父亲管事，一切都和现在很不同。还记得冈特先生吗——就是那个胖胖的、会唱滑稽的柏林卡巴莱歌曲的那个？他用五十马克跟我打赌说建不起来——我是说柏林墙。如今恐怕他也老啦，当时我才十八九岁，五十马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说的是赛拉斯·冈特吧。他就是伦敦的‘指导报告’看太多了。”我说，“有段时间甚至连我都信了他的话，认为你的想法全是错的，包括柏林墙。”

“可你从来不赌。”沃纳回道，用保温杯往纸杯里倒了点黑咖啡递给我。

“但东西德边境关闭的那天晚上，我主动请缨要去东边。那时的我可不比老赛拉斯聪明多少，只不过是拿不出五十马克来当赌资罢了。”

“最先听到风声的是出租车司机。那天大概凌晨两点，一些私人出租车司机就开始抱怨，说跨境时被人拦下来盘查；很快，城里的出租车派遣中心便通知手下们不要再接去东德的单子，紧接着派遣员就打电话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

“而你不让我去东边。”

“是你父亲让我别带上你。”

“可你自己却去了，沃纳，还带着老赛拉斯一起。”原来东西德边境关闭那晚，是我父亲阻止我过去的——之前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是那天早上四点半左右过的境。当时来了好多俄国卡车看守，无数士兵忙着在夏里特医院门口竖起带刺的铁丝网。没过多久我们就回来了。赛拉斯说美国人早晚会调坦克过来把那些铁丝网都压扁、碾碎；你父亲也说过一样的话，对不对？”

“华盛顿那帮人吓得要死，沃纳，哪里还肯帮忙。那帮高高在上的白痴以为俄国佬要打过来占领西柏林了，一听要建墙别提有多高兴了。”

“或许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沃纳说。

“你说得对。”我回答，“他们知道局里管事的是一帮白痴，可惜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沃纳勾起嘴角，露出一丝浅笑：“后来差不多早上六点，人们就听见一辆接着一辆重型卡车和建筑用的大吊车驶过。还记得我骑摩托车载你去波茨坦广场看他们修墙的事吗？吊车把带刺的铁丝网运往广场的另一边。我早就说过这事迟早会发生，那五十马克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真不明白冈特先生怎么会同意跟我赌。”

“他那时才刚来柏林，”我说，“之前在牛津大学工作了一年，讲政治科学和纯属胡诌的所谓统计数据——新人报到时不都要交一份的嘛。”

“我觉得你才应该去那里教书。”沃纳语气里带着一丝讽刺，“你不是没上过大学吗，伯尼？”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种反讽——他接着说：“我也没读过，但就算没上过大学你也一样优秀。”我没有接话，不过沃纳此刻谈兴正浓，倒也不在意——“后来你还见过冈特先生吗？他那一口优美的德语可真是不得了，和咱俩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标准德语’，好听得很。”他说。

沃纳的出口贷款生意十分兴隆，看起来日子过得比我好不少。此刻他正看着我，等我的回答，于是我说：“我娶了他的外甥女。”

“我竟然忘了老赛拉斯·冈特和菲奥娜是亲戚！听说你老婆如今在局里可是颇受器重。”

“她业务能力是不错，”我说，“就是过于勤奋了，我俩平时都没什么时间陪孩子。”

“你们肯定赚了不少钱吧。”沃纳接着说，“夫妻俩都是局里的老员工，你还有差旅费……不过菲奥娜自己也有钱，对不对？她父亲不是什么产业大亨吗？怎么不托岳父帮你在公司里找份轻松的好工作？总比大冷天坐在柏林的僻静小街上冻得要死强吧。”

我看着检查站后的栅栏再次升起又降下，守卫重新回到站岗的小亭子里，说：“他不会来了。”挡风玻璃上又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检查站的灯光逐渐氤氲成童话般的迷离光晕。

沃纳没有说话。我一直没告诉他为何要守在查理检查站外，却在他的车载电池里接上了录音器，遮阳板内还藏着收音设备，甚至借来一把左轮手枪绑在手臂下侧，鼓鼓囊囊的很不舒服。过了几分钟，他伸手擦了擦挡风玻璃上的雾气，露出一块能清楚看见外面的地方，才开口道：“看来局里不知道你来找我。”

我知道他心里有多渴望听我说“柏林情报站已经原谅了你过去所有的失误”，于是告诉他：“他们不会太介意的。”

“他们记性可好着呢。”沃纳不信。

“给他们一点时间吧。”我安慰道。然而事实是，局里电脑上“沃纳”的资料里写着“非关键职员”的加密信息，仅此一条便足以令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任务。毕竟与这份工作相关的一切都是“关键”且重大的。

“他们还没有取消对我的禁令，对吗？”沃纳问着，却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这次的行动根本没有通知柏林情报站，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到了柏林。

“你又何必在乎呢？”我说，“如今你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嘛。”

“我对他们还有用处，局里也可以多帮帮我。这些我跟你说过的。”

“我再跟伦敦那边说说看吧，”我回答，“尽力而为。”

沃纳对我的保证没什么热情。“他们也只会把这事推给柏林情报站而已，最后还不是一样。你也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

“你太太是柏林本地人吗？”我问。

“她才二十二岁，”沃纳伤感地说，“家里是普鲁士移民……”他说着把手伸进衣服内侧口袋，似乎想掏烟，可他心里清楚这是不允许的：一片漆黑的夜里，打火机的火光和明灭的烟头太引人注目了，于是只好又把手拿出来、扣上大衣扣子接着说，“我估计你已经看过放在储物柜上她的照片了——是一个身材娇小、长相甜美的姑娘，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原来那就是你太太。”我说，心里却想着其实我并没注意到那张照片，但这样至少成功转移了话题。我不希望沃纳继续打听局里的事情，他也清楚这样并不合适。

可怜的沃纳。为什么妻子出轨的男人总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明明不忠的伴侣才是那个滑稽可笑的人啊！世事真是太不公平了，也难怪沃纳之前要假称太太只是去探亲了。此刻他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浓黑的眉毛耷拉了下来。“但愿你等的人不会傻到用伪造文件通关。如今那边什么都要拿紫外线灯扫一遍，文件上的标记每周都会更换，就连美国人都不敢再伪造文书了——那简直和自杀无异。”

“这我可就无从得知了。”我回答，“我的任务就是接到他，询问任务执行情况，然后让局里给他安排下一个任务。”

沃纳转过头来，茂密的黑发和深色的皮肤衬得他的一口白牙熠熠生辉，像个牙膏广告模特：“伦敦那边才不会仅仅派你来接个人，伯尼。这种小事他们会找低级职员来做，比如我。”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一杯吧，沃纳。”我说，“你知道哪家安静一点的餐厅卖好吃的香肠、土豆和柏林啤酒吗？”

“我还真知道一个特别符合这个描述的地方。就沿着这条弗里德里希大街再往前走一点，到了铁路桥下、轻轨火车站左边，施普雷河岸边上，有家叫‘加尼米德’的餐厅。”

“这笑话真不错。”我应道。我们和加尼米德餐厅之间可是隔着一座高墙、无数机关枪、带刺的铁丝网和两个营的持枪官兵呢——“快发动你这破车，咱们赶紧离开吧。”

沃纳发动了引擎。“她走了倒还好些。”他忽然说，“谁也不想每次回家都有个女人堵着你问：又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可不是嘛，沃纳。”我说。

“对我来说她太年轻了。我真不应该和她结婚的。”沃纳任由引擎跑了一会儿，好让车里的暖气驱散玻璃上的雾气，“咱们明天再来？”

“不必了，沃纳，今天是最后一次等他。明天我就回伦敦，晚上就能睡在自家大床上了。”

“你妻子……菲奥娜，之前承蒙她照顾了，就是那次我一连好几个月无法行动，只能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我回答。之前有一次沃纳回家时，被两个潜伏在公寓里的东德特工从窗户推了下去，一条腿摔成重伤、三处骨折，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你记得跟冈特先生说，我一直记得他呢。我知道他很早就退休了，但想必你还能时常见到他。你跟他说，要是哪天又想找人打赌、猜东德那帮人打算干吗，记得一定先来找我。”

“下礼拜我就会见到他，”我说，“到时一定如实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