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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坚称他们是在婚礼当晚才第一次见面的。她的家人试图劝说她看一看新郎的照片，但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既然命运无法逃脱，她能做的唯有屈服——如果除了嫁给那个男人以外别无选择，看照片又有什么意义呢？
故事的开头就是这样。尽管每一个认识我母亲的人都曾上百遍地听她说起过这则逸闻，但这仍有可能只是她编造的“故事”。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如果这个故事足够精彩离奇，她就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述它，直到它真的变成一桩不容置疑的事实。
还是回到婚礼上来吧。
哈丽达-可汗-古沃丽，这位气势与名字一样令人生畏的女性，就是我的“阿咪”（母亲）。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巴基斯坦拉合尔，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相当独立的女性。在收到父亲提亲的那一年，刚满二十六岁的她已经担任拉合尔女子学院的院长之职长达五年之久。很少有二十来岁的年轻女性能高居如此要位，管理一群比自己资格更老的教职员工，除非她确实精明强干、手段非凡。
母亲有一种罕见的威严。她的个子很高，身材干瘦，却有一副跟父亲与姑母一样的大骨架：肩膀宽阔、大手大脚，更叫人想拿些什么填上她嶙峋的身体。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垂到腰际，编成一条绷得紧紧的大辫子。她有一双明亮的杏眼，一只小巧坚挺的鼻子，丰润饱满的嘴唇总是抿成一道沉稳严肃且拒人千里的线。
她生性不苟言笑，这是家中的六个弟妹和父母都知道的事。她独占了二楼唯一的一间卧室，鲜少与家人交流。每天早上，鸟儿一样勤劳的外祖母会将早餐放在托盘上，送到这位女院长房门口。用过早餐后，她就会乘上一辆专门为她准备的“坦戈”（一种带遮阳的双轮单座轻马车）到学校去。每天供给她的早餐里都少不了一份纯酥油煎鸡蛋，这是其他弟妹都不敢奢望的。
晚上下班后，她便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待用托盘送来的晚餐。晚餐通常是棕色的浓郁汤汁炖精肉，配上当天晚餐留出来的米饭，摆在精致的蕾丝餐垫上一同送上楼。这顿肉同样也是大家庭中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然而她依然感到喘不过气来。这不仅是因为那六个吵吵嚷嚷的弟妹，更是因为家里总有亲戚常年络绎不绝地登门造访，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甚至能厚着脸皮在这个本就拥挤的家里一打地铺就是好几个月。
母亲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也对婚姻制度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熟识的女性，她的姨妈、表姐妹、闺中密友乃至她自己的母亲，如何在三姑六婆和生儿育女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乃至彻底丧失了自我与自由。
因此，虽然已到适婚年龄，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各路提亲。
我的外祖父母当时正绞尽脑汁地思索应如何向母亲提起父亲的求婚；她的顽固让他们忧心忡忡。
不过这一回，事情有了转机。
我的“那那阿布”（外祖父），一名高大威猛、虎背熊腰的副警司，恰在此时生病了。长年累月的高糖摄入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但即便是来势汹汹的糖尿病也未能让他戒掉嗜甜如命的坏习惯。他为自己的口腹之欲活着，也将为这口腹之欲而死。
外祖父当时刚刚出院，尚在居家休养，但情况已不容乐观。如果他的长女再不同意这门婚事，他就很可能会在没看到任何孩子结婚的情况下撒手人寰了。
于是他将长女哈丽达唤到病榻旁。母亲听着外祖父不断告诫她，不要再抗拒结婚，尤其是眼下的这门婚事。曾经踏破门槛的追求者与日俱减，二十六岁的母亲已然成了众人眼中的老姑娘。她等不起了，她的父亲更等不起了。外祖父循循善诱道。他这里有新郎的照片，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母亲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他的房间，但这一次，她没有拒绝。
她以沉默勉强应允了这门婚事。
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没什么可欣喜的。她对新郎一鳞半爪的了解不足以让她产生任何兴奋或喜悦。她只知道这位未婚夫今年三十二岁，是个鳏夫，来自城镇另一头的旁遮普中产大家族。
旁遮普人？她嗤之以鼻。她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要嫁给一名旁遮普人。
尽管她从小在旁遮普省的中心城市拉合尔出生长大，但那只是因为 1946 年印巴分治的风声四起，她的家庭便像许多穆斯林家庭一样离开了德里。1947 年 1 月，这一家人带着即将出生的母亲踏入了八个月后正式划归巴基斯坦的地界。
印巴分治前，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已持续将近两百年。东印度公司以贸易发家，凭借一支私人军队占领了南亚次大陆的大片土地。他们与荷兰人、葡萄牙人展开竞争，搜刮印度的自然资源，掠夺并出售产自印度的香料、棉花、丝绸、茶叶、靛蓝染料和其他商品，并借此不断壮大，最终控制了全球一半的贸易。
在英国人到来的一百年后，这支私人军队中的一场印度士兵起义迫使东印度公司将对印度的统治权移交皇室，从此正式开启了“英属印度”的时代。1876 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封印度女皇。那之后的第十年，印度人民成立了国民大会党，呼吁推翻殖民者的统治。
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印度民间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圣雄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等民心所向的政治家的领导之下，印度独立终成现实。但与摆脱英国统治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种呼声，那就是要求实施分治，为占印度人口 20%的穆斯林建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1940 年，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慷慨陈词，即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英国人终于清楚地意识到，若不建立巴基斯坦，就不可能平稳地实现印度独立。
因此，英属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同时也是声名卓著的海军将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受命将印度一分为二，并监督其在 1948年 6 月前平稳过渡，实现独立。
但蒙巴顿将军并不想拖那么久。
由于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蒙巴顿决定加速计划，在六个月内完成印度独立。在抵达印度仅仅三个月后，蒙巴顿就沿议定的雷德克里夫线划分了这两个新生国家的边界，史称“印巴分治”。
这条分界线横穿了当时的多个省份、城镇和村庄，在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中间引发了惊人的暴动。同年 8 月，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同时宣布独立，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境人口迁移开始了。
当时共有超过 1400 万人越过印巴边境，约有 100 万人死在这场漫长的迁徙途中，成为该地区群体暴力事件的牺牲品。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离开巴基斯坦前往印度，他们的位置立刻被印度北部迁徙而来的穆斯林填满。
对于这场不可避免的灾难，母亲一家早已有所预见，他们决定在两国正式宣布独立前尽快离开德里。在血腥的暴乱开始前，他们就搬到了旁遮普省的古城拉合尔，而最后旁遮普地区也被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分两半。到 1947 年 8 月两国正式宣布独立时，母亲一家已经在拉合尔安顿下来，家中无人在那场暴乱中丧命。
对于德里的居民来说，拉合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更多人选择径直穿过旁遮普省，在更为繁华的卡拉奇定居。但母亲和家人不得不在她父亲的现驻地安家。
拉合尔将成为他们新的家乡，可这一群穆哈吉尔人
却感到自己仿佛从时髦的国际大都会沦入到了旁遮普的穷乡僻壤。穆哈吉尔人和旁遮普，听上去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穆哈吉尔人以说乌尔都语为荣。乌尔都语是莫卧儿王朝的大都市德里与勒克瑙的主流语言，它高雅优美，是文学与诗歌的语言，是智识与贵族的语言，是礼节与庄重的语言，它有着丰富的词汇、复杂的语法与精妙的修辞。
相形之下，旁遮普语在我母亲听来就是乡巴佬的土话了，正如她一度认为无论那个人信仰印度教、锡克教还是伊斯兰教，只要他是旁遮普人，那他就是乡巴佬。旁遮普语带有浓重的喉音与明快的节奏，还有尖锐如狗吠的刺耳音调。什么人才会说旁遮普语？农夫、村民、暴乱分子、叫卖牛奶的摊贩，还有对女孩吹口哨的街溜子。你不会听错旁遮普人的口音的，即使他们说乌尔都语，也改不了那一口格格不入的古怪腔调。也许这种不拘一格的随性语言自有其可爱之处，比如它可以让异乡人也感到熟稔亲切，可这始终是一种粗鄙、低级的语言——至少对母亲来说如此。
印巴分治后，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那些说乌尔都语的穆斯林，也就是穆哈吉尔人，他们被视为这片土地的外来者，并且永远是外来者。
说乌尔都语的穆哈吉尔人。
这种文化冲突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平息。从媒体、政治、娱乐、社区生活到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这条鸿沟始终存在，有时甚至表现为赤裸裸的怀疑、蔑视和厌恶。
两种文化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也坚如磐石。
旁遮普人——乡巴佬、没教养、吵吵嚷嚷、大老粗。
穆哈吉尔人——抠门、自以为是、靠不住、势利眼。
我的父母分别来自两个族群，这些话我小时候听得太多了。
而在当年，母亲听到的刻薄话比我只多不少。从窃窃私语的表亲到插科打诨的叔婶，每个人都在取笑她将要嫁给一个旁遮普人。当时，母亲一家已经在拉合尔生活了数十年，就连她自己也经常因为那副瘦高的体型而被错认为旁遮普人，可一关上家门，他们就大肆嘲笑邻居那群“傻蛋”。
食物也是个大问题。
母亲出生于德里，莫卧儿帝国的美食之乡，源远流长的宫廷菜肴兼采来自广袤帝国的无数香料、作料和调味品。在这里，光是肉类就有几十种做法——烤肉串、煎肉、浓汁山羊肉、整夜慢炖的牛腱子、包着煮鸡蛋的碎肉丸子，以及用大块美味鸡肉与印度香米一同烩制的香饭。可旁遮普人呢？养活他们只需一把扁豆和一把青菜。他们吹嘘自己的美食“萨格”（绿叶菜泥）
和“达尔”（扁豆汤）
时，仿佛那不是农民的口粮，而是国王的珍馐。
牲口才吃那玩意，母亲心里想。
然而，真正对母亲的自尊造成致命打击的是另一件事：她那被人尊称为“安瓦尔·哈克·乔德里医生”的未婚夫，压根儿不是什么正牌医生。他是一名兽医。这意味着他整天都要与浑身恶臭的大型牲口厮混在一起，双腿埋在齐膝深的粪沼里，双臂探进一起一伏的牲畜肚子里助其分娩。这个男人的职业和他的患者一样缺乏体面。她简直无法想象自己的丈夫每天下班回家之后身上都是什么味儿。
母亲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毕竟巴基斯坦人没有饲养家庭宠物的习惯，猫狗通常都是在街头以残羹剩饭为生的流浪动物，人们不欢迎这些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小乞丐。这里的人不养闲散的宠物，只养有利可图的牲畜。养鸡是为了鸡肉和鸡蛋，养奶牛和水牛则是为了牛奶。不过，母亲一家只会去商店里买牛奶，而绝不会在自家院子里拴一头可怜兮兮的奶牛。
只有没教养的底层才饲养家畜呢。
可她不知道的是，这位安瓦尔·哈克·乔德里医生虽然不用照顾养尊处优的小猫咪和贵宾犬，可他也不必整天在牲口堆里打滚。实际上，他是国家动物园的首席医生，他的患者是大象、熊和老虎。这一切她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拒绝与他本人及其家人会面，即便这位未婚夫的姐姐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来访，令她不堪其扰。
没错，这五位未来的大姑子会在某一天身披彩色布卡罩袍
突然造访，打他们全家一个措手不及。依照传统，母亲的父母、弟妹和堂亲们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布置茶会来接待她们。一个弟弟捧出一盘新鲜热炸的“萨莫萨”（咖喱角）
，另一个弟弟飞奔去取冰镇的可口可乐，她的父亲则急吼吼地命仆人飞奔去街边的糖果师哈尔瓦伊氏
那里买一份热乎乎、脆生生、甜滋滋的“扎勒比斯”（油炸糖耳朵）
，浸满黏糖浆装在棕色袋子里快快送来。
比母亲还小十岁的妹妹，同时也是她唯一的妹妹，这时也会和外祖母一同挤进狭小的厨房，急匆匆地将鸡蛋投入沸水，用肉末和扁豆馅制作沙米烤肉饼
，再小心翼翼地量出几勺乌黑干燥的散茶叶，倒进大茶壶。厨房里只有两个小煤气灶，要在片刻之间准备好这些茶点，首先，煤气罐不能是空的，其次，她们必须掐着时间腾挪各种锅具，确保所有餐点都能差不多同时热腾腾地端上桌。
冷肉饼配热茶，热鸡蛋配冷茶，无论哪种都堪称灾难。
主人家会端上一副托盘，上面摆出家里最好的瓷杯、瓷碟和半月盘，还有在小碟子上摆成一圈扇形的小巧茶匙；古旧的银器微微发黑，即便几经擦拭也不复昔日的光彩。
母亲就这样独坐在房间里，听着楼下的喧嚣和繁忙。她知道她们每次上门都要耗费家人多少时间与金钱，知道她们每次离去后家人又要清洗多少锅碗瓢盆，知道她的亲弟妹和堂亲们会如何危坐一旁，贪婪地盯着贵客们大快朵颐——那是他们鲜少享受的美味。母亲家并不穷，至少孩子们从没饿过肚子，可也谈不上多富裕，毕竟家里养着六个大胃王——她那熊一样魁梧的父亲，还有五个弟弟。一到青春期，五个弟弟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壮，每个人都轻轻松松地长到了一米八，胃口也随之水涨船高。
其中一个外号叫“帕米”的弟弟，从小就是个贪吃鬼。他刚学会走路，就发现了家里用来装全麦面粉的大箱子。他每天都要“检查”那个箱子好几次，然后缠着外祖母问剩下的面粉还够不够给他做烤饼吃。随着帕米越来越大，外祖母不得不将他轰出厨房，省得他总以帮厨为由在厨房转来转去，却悄悄把手指伸进咕嘟咕嘟的炖锅里偷吃肉羹和蔬菜。他看上去总比其他兄弟更为敦实，青春期的几次“抽条”抹不掉他那圆滚滚的肚皮，也不能使他免受家人的斥责与玩笑。
除了帕米以外，这个家里没有胖子。因为真正让人发胖的食物，例如用来招待五姐妹的美味佳肴，都是平常吃不到的。糖果和汽水要等到贵客登门时才匆匆去买，要么，就只有等到婚礼或节庆时才能一饱口福。
又或者，孩子们可以分食一些客人留下的干净食物。然而这些未来的亲家姑姐从来不会留下半点残羹，每次上门总是浩浩荡荡地带着六七个孩子，等她们终于拍拍屁股离开后，盘子里就只剩下面包屑了。
母亲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完全可以想象自己的弟弟妹妹如何乖乖坐在一旁，眼睁睁地瞧着面前一群小邋遢鬼狼吞虎咽地享用盐煮的鸡蛋、舔舐手指上的糖浆，心中祈求他们多少能留下一点吃的。
按照母亲的说法，这五姐妹会把剩下的食物全部用餐巾包好，收进布卡罩袍的暗袋里，什么也不会留下。
“按照母亲的说法”——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母亲的说法并不总是可信。
如果说她未来的婆家在她心里还存有一丝体面，那么至少在那时，这一丝体面只和两位年长的男性有关——她未来的公公与大伯哥。未来的大伯哥阿卜杜勒·哈克医生高大魁梧、器宇轩昂，身长一米八有余（令她那只比新娘高三厘米的未婚夫相形见绌），嗓音洪亮，总是穿着一身挺括的三件套西装，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大伯哥肤色白皙，甚至常被当作外国人，可她自己的丈夫皮肤却黑得像烧煳的米饭。最最重要的是，这位阿卜杜勒·哈克医生，是 一位真正的医生 ，而不是兽医。
至于她未来的公公，虽然块头只有长子的一半，但十分英俊潇洒、气度不凡。三十年前，他的妻子撒手人寰，给这位当时才四十出头的男人留下了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只有八岁。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始终没有续弦，真叫人难以置信。像他这样中年丧偶但有权有势的男人通常都会再娶，哪怕只是为了找个人帮忙打理家务。
母亲为此而非常尊敬他。
可让人恼火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正是促成这桩婚事的始作俑者。他注意到这位美丽迷人、雷厉风行的院长每天都像发条钟一样准时地乘着马车来到女子学院，便四处打听她的消息。当他得知母亲已年近三十而仍旧待字闺中，便立刻认定她与自己三十二岁的小儿子乃天赐良配。
他的小儿子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婚后不久，年轻的新娘便死于一场神秘的疾病。在弥留的数月里，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便由娘家接回照顾，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她还怀着身孕，未出生的孩子也与她一同死在了娘家。
四年过去了，这位前妻在家中的痕迹消磨殆尽，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的儿子早就应该续弦了，老先生想，而哈丽达就是他一直在为儿子寻找的完美新娘。
和母亲家一样，“阿布”（父亲）一家也在印巴分治中毫发无伤。当时，印度要按宗教信仰重新划分疆界的谣言四起，大批难民为了躲避战乱背井离乡，迁到后来成为两国边界的地方安营扎寨。当时，父亲的大哥阿卜杜勒正在拉合尔的医学院攻读学位，与那时的许多年轻医生一样，他也深入难民聚居点，帮助照料那些因饥饿与疾病而陷入困苦，因跋涉与恐惧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难民。
如此一年多后，印巴分治正式落地，巴基斯坦宣告建国。联合国的官员询问这位年轻的医生，联合国是否能为他做些什么，来报答他尽心尽力的帮助。他说当然。他请求联合国官员帮忙护送自己一家前往新的国度。
当时只有七岁的父亲、他的五个姐姐和他们的母亲居住在旁遮普的霍希亚布尔，而他们的父亲作为地区邮政局长驻扎在北方的阿扎德克什米尔，无暇顾及家人。霍希亚布尔被划入了印度的版图，他们的亲戚已经动身前往拉合尔，但这一家妇孺不敢冒险独自上路。
两国之间的跨境列车仍在运行，但车上的乘客并非总能安全抵达。有时，一列“幽灵列车”驶入车站，车厢中满载着七零八落的死尸。暴力团伙恐吓、杀害并洗劫这些乘客，因为他们是企图逃离的“叛徒”，是他们的敌人。开往印度的列车上装满了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尸体，开往巴基斯坦的列车上则是倒在血泊中的穆斯林。
联合国官员的善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他为大伯一家预订了一整节车厢，并派出了四名警卫全副武装护送他们前往拉合尔，一直送到阿卜杜勒·哈克医生的家门口。不久之后，我的祖父也获得了安全通道的优待，他们终于在新的国度、新的家乡拉合尔团聚了。他们从旁遮普出发，跨过国境，但依然还在旁遮普。从来没有人说他们是穆哈吉尔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旁遮普人。
母亲和父亲都不知道他们从小就在相隔只有几公里的地方长大，两家人都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带着他们所能带走的所有家当，在这个新的国度开始了新的生活。各路亲朋好友、安葬于地底的先祖、传家的古宅以及一切过往，都留在了国境的那一边。
1973 年 8 月的婚礼过后，母亲就搬到了距离自己家不远的父亲家中。从沙姆讷格尔到桑特讷格尔只有短短十分钟的路程，这两个地方都是拉合尔近郊古老幽静的街区。父亲的家庭是个复合家庭
，这一传统保留至今。女儿会在出嫁后搬出娘家，可儿子从不离家。在他们结婚后，儿媳也将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年轻的妻子将在男方的家中养育下一代，照顾垂垂老去的公婆，并在他们去世后成为新的一家之主。这是一种方便实用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合理安排——它为年轻的夫妇提供支持，也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照护。这种大家族模式建立在相互帮扶的责任与义务之上，它保障彼此的生存，尽管这个过程中总免不了种种龃龉。
这种情况尤其常见于有许多儿子的家庭，因为所有儿子都要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而房子总不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
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父亲只有一个兄弟，而这个兄弟在二十年的婚姻中只养育了一个儿子。哈克医生是兄长，他们一家三口住在这栋房子的顶楼，包含一间起居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和三间卧室。我的父母住在房子的一楼，包含一间浴室和两间大卧室。
其中一间卧室属于我的“达达阿布”（祖父），他确实是一个开明的老人。传统上来说，儿媳在结婚后就应当承担家务，但哈丽达是一名职业女性，没有人要求她在婚后辞去工作，做全职主妇。不过，即使不用照顾其他家人，她至少应当照顾自己的丈夫。于是外祖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楼下为二儿媳新建了一个小厨房，让她可以在那里为自己和丈夫做饭，与此同时，大儿媳也只用顾好自己一家三口的餐食。这样一来，两个儿媳都不会成为彼此的负担，只需轮流准备公公的饭菜即可。
就这样，我的母亲与这位大嫂默默较劲，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厨艺战争。大嫂生性沉默寡言，但为人温柔可亲，她比母亲年长数十岁，而这几十年的时光，她多半是在炉灶前度过的。
我叫她“塔亚阿嫲”（大伯母）。“塔亚”是对大伯的敬称，“阿嫲”则是妈妈的意思。在我和弟弟妹妹看来她就像一位更年长的母亲，而从我仅存的记忆来看，她没有辜负我们叫她的这一声“阿嫲”。大伯母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军官，同时也是我父亲一家的远亲。可自从她嫁给我那不近人情的“塔亚阿布”（大伯）哈克医生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伯生性古板、不苟言笑，婚后没多久，他就向大伯母坦言他早已心有所属。早在祖父替他们敲定婚事之前（祖父甚至没有问过大伯的意见），大伯就已经与心爱的姑娘私订终身，而他偏偏又是个言出必行的男人。
迫于祖父的压力，大伯与大伯母完婚了。宗教法律允许男人迎娶最多四名妻子，但父亲家并没有这样的先例。大伯成了家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同时拥有两名妻子的男人。
大伯完成了对爱人的许诺，可自那以后，我的祖父和父亲都不再与他说话。他们憎恶一夫多妻的做法，也绝不肯让另一个女人踏进这个家的大门。
大伯原本以为同时娶了两位姑娘才能皆大欢喜，可这么做实际上令所有人都深感痛苦。大伯很清楚一夫多妻的代价和条件，这也是绝大多数男人不愿多娶妻子的原因——他们必须对所有妻子一视同仁，不得厚此薄彼，这包括时间与金钱的绝对平均以及感情上的不偏不倚。大伯严格地履行这项身为丈夫的义务，他将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天住在大伯母的家中，第二天则住在另一位妻子家里。
不过，由于诊所和医院的工作繁忙，大伯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即使回家，他也与大伯母分床而卧。一方面是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伯母的体重已经超过了 136 公斤。
她并非打一开始就那么胖，我猜正是多年来困坐顶楼的孤寂岁月才使她愈发臃肿。她独自养大了她与大伯的儿子拉赫曼，那是一个与他的父亲一样英俊魁梧，但也同样忧郁肃穆的男孩。在大宅压抑的沉寂中，拉赫曼与她相依为命。母子二人都对哈克医生敬而远之，多数时候他们互不干涉。
由于体重超标，大伯母无法长时间保持站立。于是她在厨房的地上搭建了一个新的灶台，她就坐在炉旁的一张编织大脚凳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是她的王座，她对仆人发号施令的指挥台。在那里，她可以透过一扇小小的石窗眺望楼下的花园和一角蓝天，或许还能吹到一丝清风。她在烹饪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一切，包括搅拌碗和搅拌勺、木臼和碾槌、用来给饼子翻面的长柄钢钳“齐木塔”，甚至一尊用来手工研磨肉末和马萨拉香料
的石板“希尔瓦塔”，都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以便她随时取用，而不必费劲地站起来。
清晨，她为家里的“大医生”（她总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准备万年不变的早餐：两个煎蛋、两片黄油吐司和一壶热茶。尽管巴基斯坦的传统早餐应该是辣味煎蛋饼配上口味更丰富的帕拉塔煎饼，但大伯似乎对那些不感兴趣。在大伯出门工作后，走街串巷的小贩就来了。他们叫卖的蔬果决定了家里这一天的菜式。大伯母会从二楼的窗户探出头去，仔细检阅搭在自行车架或吱吱作响的木板车上摇摇欲坠的菜筐。
“今天有什么新鲜货？怎么卖？”像所有主妇一样，大伯母开口问道。谈妥价格后，她就会派一名仆人下去取回刚买下的秋葵、甜豌豆、菠菜、芥菜等各类应季时蔬。
然后，她又慢悠悠地挪回自己的脚凳上，开始备餐。“大医生”喜欢吃用盐和胡椒清炒的豌豆，于是一周里总有几天，也就是他住在这个家里的那几天，大伯母会剥好新鲜豌豆留作他的晚餐。但是在那之前，她首先要在正午前做好热气腾腾的午饭，再配上一大壶热奶茶，打包送到诊所。送完午饭后，她就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晚餐上了。她会派仆人下楼买几磅
肉、一把生菜、几颗大蒜和生姜，还有一小包热乎乎的碎青椒——因为家里没有冰箱，大伯母的食材也只够做当晚的一道主菜。
冷藏新鲜食材或隔夜剩菜的想法简直大逆不道。谁愿意用冰箱里放了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肉和蔬菜做饭啊？现宰现切的肉类、带着晨露的蔬果，这些都是不可亵渎的美味。至于剩菜，嗯，还是布施给道旁饥肠辘辘的穷苦人吧。
无论她本人是否愿意，为家里的三个男人——她的丈夫、儿子和公公——准备三餐已经成了大伯母每天唯一的事情。二十年后，我的母亲搬来了，大伯母终于有了新的消遣。老宅里的新娘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注入了新的活力。终于有人可以在夜晚和周末与大伯母闲聊几句家长里短，终于有人可以为她分担一部分赡养公公的义务了。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个新来的“职业女性”到底会不会下厨。
而哈丽达也正打算一显身手。
母亲的烹饪手法与父亲家早已习惯的烹饪方式大相径庭。她为这一群口味朴素的旁遮普食客奉上了德里风味的佳肴，不绝于口的赞美简直令她有些飘飘然了。在她看来，旁遮普的主妇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处理肉类。她们只会往锅里一气扔下十几种香料，倒入成吨的油和洋葱炖煮，熬出来的肉汤又浑浊又油腻。她们不知道什么叫食不厌精，只知道吃饱就行。可我的母亲就能用煎洋葱和炖番茄做底，把一磅又老又硬的山羊肉煨出清甜可口但骨香浓郁的肉汁，再撒上一把孜然、香豆蔻、丁香和姜蒜，你可以端起碗将它一饮而尽，也可以将汤汁浇在松软的米饭上或蘸着烤饼吃。
当母亲第一次将这道菜端给祖父时，他先是咬了一口吸满羊汤的烤饼，呆愣片刻，缓缓舔了舔手指，然后提高嗓门朝正倚在二楼栏杆上向下张望的大儿媳叫了起来。
“快来！”他叫道，“来尝尝这个！学学怎么做汤！”
母亲得意扬扬地捧了一碗汤送上楼，她很高兴能够证明自己在操持家务方面不输给任何人，尤其是在烹饪方面远胜这群 乡巴佬 。
母亲新婚的第一年就在这一道道令人惊喜的菜肴中过去了。
紧接着，我出生了。
尽管父亲的五个姐姐早已生了十几个孩子，可桑特讷格尔的乔德里老宅却只养育过一个拉赫曼。奶瓶、尿布和婴儿的啼哭，这栋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热闹了。因此，当母亲宣布自己怀孕之后，全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
祖父又是期待、又是自豪，全心全意要确保他的宝贝儿媳在怀孕期间得到最充足的营养，健健康康地度过孕期。
没过几天，院子的一角就拴上了一只油光滑亮的黑色水牛，静静地咀嚼着成堆的蔬菜与干草。一名仆人负责在每天日出时给奶牛挤奶，把新鲜的牛奶煮开，再将满满一大黄铜玻璃杯的热牛奶送给我的母亲。她每天上班前都要喝一杯，晚餐后也要喝一杯。
祖父选择买一头水牛而不是普通奶牛是有原因的。普通牛奶的品质根本无法与水牛奶相提并论，还会把盛牛奶的容器弄得很滑腻。水牛奶的脂肪和卡路里高达普通牛奶的两倍，蛋白质含量也高得多。一杯纯净无杂质的水牛奶在煮开后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即使撇去奶皮，表面也还漂浮着油星。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忍受水牛奶那过分浑厚、浓郁、异香的口感，它同样让母亲觉得难以下咽，但她还是每天都捏着鼻子灌下两大杯。这是一头专门为了伺候她买回来的水牛，她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好意？他们没有浪费一滴水牛奶。从牛奶表面撇下的奶皮被搅拌成黄油或直接涂在撒了砂糖的吐司上。每周都有一桶接一桶的牛奶被制成浓郁黏稠的酸奶，再搅拌成甜口或咸口的“拉西”
奶昔。
向来高高瘦瘦的母亲一天天丰满起来，到孕晚期时，她的身材几乎可以媲美虎背熊腰的外祖父了。遗憾的是，我的外祖父无缘目睹这一幕。尽管他终于熬到了长女成婚，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外孙女出生，我出生前的几个月他就去世了，但至少他知道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到来。这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一度怀疑我的母亲会因为受不了婚姻之苦而最终逃回娘家，可我的到来无疑巩固了这段关系。
在外祖父去世之后不久，我的母亲就再次见到了——或者说梦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说，外祖父在梦中交给她一只闪闪发光的银碗，银光璀璨如满月，照得她睁不开眼。外祖父对她说，你会有一个女儿。
这个故事我听母亲说过上百遍，只可惜她的口气不像是说“你一出生，我就知道你注定耀眼非凡”，而像是在叹息“不是说这女儿耀眼非凡吗？在哪儿呢？”作为承载了无限期待的宝宝，我的初次露面并没让人失望。母亲告诉我（我决定相信她这一次），产科的护士们都说，我是她们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宝贝。和一般的新生儿不同，我没有因为产道的挤压而脸颊凹陷、鼻子平塌、双眼紧闭，反而一出生就显得红润丰满。她说，我的五官就像工匠雕琢出来的一般精致：挺翘的鼻梁、遗传自母亲的一双流盼杏眼，还有肥嘟嘟的粉嫩小嘴。
失望在几天之后姗姗来迟：我患上了黄疸。奶油般红润的肌肤开始变黄，大大的眼白布满血丝，染上了狰狞的黄色。护士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为我的高烧降温，我的母亲几乎已经笃定我撑不过去了。
在大伯得知新生侄女的病情后，他对那里的医生护士大发雷霆，随即要父母立刻带我出院。一回到家，他就让人送来许多冰块。他把毛巾铺在冰块上，再让我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直到退烧为止。
母亲坚信，若非大伯及时施救，我肯定就夭折了。她还坚信，这场高烧不仅从内部摧残了我的身体，更导致我原本白皙粉嫩的肌肤变得黝黑，好像一张烤煳了的面饼。有人说我的肤色遗传自干豆角一样的父亲，但我的母亲坚决否认这一点。大伯告诉她不必担心，女大十八变，等我长到十六岁时，必能恢复婴儿般的白皙。母亲对此深信不疑，直到我渐渐长到十六岁。奇迹没有发生。
不管怎么说，至少我捡回了一条小命。
一条黑黑瘦瘦的小命。
大人们不怎么关心我有多瘦，但特别担心黝黑的肤色会成为我一生的阴影。和所有那个年代或更早以前出生的女孩一样，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为我开好了一张《婚姻潜力打分表》。
皮肤黝黑的小女孩，从一开始就是“差等生”。
我一定是被什么恶魔之眼盯上了，母亲如此坚信。父亲那群叽叽喳喳的姐姐蜂拥而至，暗暗地打量着我，看我配不配得上成为某一位表兄的新娘（在南亚大陆，且不论好坏，堂表亲结婚是很常见的），顺便对我母亲的子宫评头论足。
每个人见到我都要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女儿。她们的小弟弟，第一胎是个女儿。生女儿算不上罪大恶极，但肯定比不上生儿子：儿子长大后还能照顾父母，可女儿长大后就只是别人家的媳妇；儿子娶回妻子还能多赚一份嫁妆，但嫁女儿就得自己准备嫁妆，真正的“人财两空”。
儿子减轻负担，女儿加重负担——如果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思想，她们自然会对这种说法奉若圭臬。可母亲就是打破这种观念的存在。确实，她在婚后没有对自己的父母提供什么财务支持，但和这些姑姐不同，她有家庭之外的工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她都不是任何人的负担，她也绝不会培养一个成为负担的女儿。
然而，看着我深褐色的肌肤，母亲很明白她的女儿将在二十年后遇到怎样的困难，就像她年轻时一样。白皙的肤色更受欢迎，母亲对此深有体会。相比年幼的妹妹，母亲的肤色更黑，每一个见到她们的人都非要这么说上一句。
没关系，祖父自有妙计。他不仅是某个片区的邮政局长，还是一位略通医术的业余“哈金”
。他从自己的父亲、一位声名远播的专业“哈金”那里学到了不少传统的自然草药疗法。
幸运的是，旁遮普乳制品饮食中的三驾马车“杜德、大喜、马克汉”——牛奶、乳酪、黄油——正是养出健康白嫩肌肤的关键。这三样东西老少咸宜，同时也是治疗枯黄干瘦的妙方。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多吃番茄就会脸色红润，多吃长得像脑仁的核桃就会越来越聪明。喜欢喝酽酽的浓茶？那就别怪你的肤色会变得像茶水一样浓黑了。要想养出细腻透亮的肌肤，那就多吃浅色的乳制品，或者像准备婚礼的新娘那样，直接将腻乎乎的奶油抹在脸上。
水牛再次闪亮登场。
祖父要求我的母亲每天给我喂几瓶新鲜的全脂水牛奶，而不是她从医院带回家的婴儿配方奶粉。怀孕期间，母亲原本打定主意要母乳喂养，但最终还是沦陷在当时席卷整个地区的“以配方奶粉代母乳”的健康运动中。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掏出一堆花里胡哨的表格和英文论文，向她力证母乳会导致母婴间的疾病传播，而配方奶粉专为婴幼儿定制，成分干净可靠，富含多种儿童生长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让孩子更健康、更聪明、更强健。
此外，只有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才会母乳喂养。上流阶层的妇女，尤其是欧美妇女，现在都选择喂食配方奶粉。奶粉喂食还能让妈妈继续保持傲人挺拔的身材，日常生活也不再为哺乳束缚。再也不会出现令人难堪的“晃荡水袋”，再也不会因为漏奶而湿透内衣与衬衫了。毕竟，女人不是奶牛，对不对？
这通宣传成效斐然，它不仅征服了我的母亲，也在整个地区蔚然成风。现在我们都很清楚那不过是雀巢公司的一次全球营销，只是为了让母亲放弃母乳，转投配方奶粉。广告奏效了，被告知母乳喂养风险的母亲们，离开医院时带着的都是奶粉公司的赠品奶粉和奶瓶，她们准备像富裕、“上流”的西方父母一样喂养自己的孩子（她们早已对这套说辞深信不疑）。
然而，我的祖父在逐一查看了雀巢罐子背后的配方表后，气呼呼地把它扔到了一旁。“这都是什么鬼东西？”他怒不可遏。这不是来自天然动物的奶汁，不是羊奶，不是牛奶，不是水牛奶，也不是绵羊奶，这是一种用化学物质勾兑出来的、毫无营养的液体。他的宝贝孙女绝不能喝这种垃圾玩意儿。
如果母亲不想喂母乳，没关系，他不会强迫她。但我应该喝仅次于母乳的上等好奶：水牛奶。只要祖父还是一家之主，我就得每天每夜都喝水牛奶。
不过祖父的这种独断并未维持太长时间，因为就在我出生之后不久，我父母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母亲知道，父亲也像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申请了美国签证。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废除了过去偏向欧洲移民的法律，广开国门，招揽全球各地的专业人才。1965 年，国会通过新的《移民和国籍法》，美国不再以种族或原籍国作为是否批准移民的依据，而是更看重你的职业优势，看重你能够为这个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度带来哪些满足其劳动力与专业需求的特长。
当时的美国对兽医专业的移民有很大的需求。他们不缺兽医来照顾全美数百万计的猫狗爱宠，而农业部的上百个空缺岗位在等着他们填补，这也是父亲的同学们赴美后的归宿。
父亲想要移民美国的原因有很多，同为兽医的朋友纷纷离去是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父亲交游广阔，与朋友们情同手足，这常让母亲不满。在她看来，父亲的朋友太多，他在朋友身上花费的时间也太多；社交应酬都是浪费时间，生活中还有更多重要的事值得关注，例如宗教，例如慈善。父亲和母亲的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可母亲始终没能让父亲远离他的朋友。
伊曼纽尔·古拉布医生就是父亲的好友之一，他与父亲的友情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他们一同就读兽医大学的日子。伊曼纽尔叔叔比我父亲更早拿到签证，在父母新婚之后不久，他便携妻子谢拉移民美国。一拿到绿卡，他就立刻为我父亲出具了一份经济担保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对夫妇的帮助，我们一家或许永远无法成功移民。
伊曼纽尔叔叔和谢拉阿姨原本就有一个儿子。1974 年 1 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我未来最好的朋友舒布纳姆在美国出生。六个月之后，我在地球另一头的巴基斯坦拉合尔呱呱坠地。我刚一出生，父亲的签证就获得了批准。
如果你以为拿签证是最困难的一步，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离开一手将自己养大的父亲，离开感情亲厚的姐姐和她们的孩子，离开熟悉的环境、商店与街坊，离开埋葬母亲的土地——这些都是移民海外必须付出的沉痛代价。诚然，大伯可以照顾祖父，但离开故乡就意味着抛掷了身为儿子的赡养责任。
然而，一个前途广阔、如梦似幻的伟大国度正在向他招手。父亲对美国的所有了解全都源于美国电影。笔直的大道、林立的高楼、规整的郊区……处处繁荣而富足，充满机遇与挑战，这就是“美国”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一切。如果他继续留在拉合尔，甘愿做一名大学讲师兼国家动物园的首席医生，那么他的职业道路此刻就已走到尽头，再无新的高峰。
可在美国，人们还养宠物——似乎人人家中都养狗。美国人照顾宠物的悉心程度，比巴基斯坦人照顾家人更甚。他们愿意为家猫家狗一掷千金，在那里，兽医是体面的高收入职业。
父亲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尤其是在当下，他有妻有女，得给她们更好的生活。不过，除非祖父点头，否则父亲不会擅自离开。父亲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他们一同去求祖父，希望得到他的首肯与祝福。祖父立刻同意。他告诉父亲，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几个月后，父亲卖掉了摩托车，母亲卖掉了几件家具，终于凑够了一张飞往美国的单程机票以及五百美元的余钱。这是给父亲的机票，他会先飞到美国，找到工作和房子，站稳脚跟，然后再把我和母亲接走。母亲简直有些迫不及待。她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大家子亲戚，飞到一个谁也管不着的地方，去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了。
十个月后，父亲终于挣够了我和母亲两人的机票钱。除了装满两个手提箱的行李，母亲变卖或送走了剩下的所有家什，完成了女子学院院长的工作交接，并尽可能抽出时间走访了每一户亲戚，与他们道别。
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已经有一群朋友在北弗吉尼亚州等着我们了。父亲在那里的移民社区租了一套小公寓，我们的邻居有巴基斯坦人、印度人、西非人、阿拉伯人、拉美人，还有一些人来自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在这些人中，母亲只认识伊曼纽尔叔叔和谢拉阿姨。他们在新公寓中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食物、家具，以及他们的女儿舒布纳姆长大后已经穿不下的衣服。
比我大六个月的舒布纳姆那时已经蹒跚学步，看上去脸色红润、憨态可掬。与她相比，在长途飞行过程中饱受腹泻之苦的我看上去则形容枯槁，可怜至极。我蠕动着爬到她的身后，只见那一张小脸上嵌着一对大大的眼睛。
母亲问谢拉阿姨，她要怎么才能把我养得像舒布纳姆那样白白胖胖？当时的舒布纳姆看上去简直就像家里雀巢NIDO奶粉罐宣传画上肥嘟嘟的小模特。
谢拉阿姨是一名护士，她仔细地观察了我的情况，然后胸有成竹地告诉母亲她有办法。在美国，有一种名为“半对半”
的乳制品，它比水牛奶更醇厚，想必很快就能将我的营养补上来。
现在，我已经无从得知当年这两位妈妈的交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这次对话确实对我的一生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年后，谢拉阿姨对天发誓她告诉我妈每天往我的奶瓶里加两茶匙的“半对半”，可母亲信誓旦旦地说，谢拉阿姨明明告诉她，每天要给我喝两瓶“半对半”。
而她也真的这么做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这都得归功于每天两瓶的“半对半”——脂肪含量高达12%，几乎是全脂牛奶的三倍。再稠一点，它就该结成奶瓶都吸不动的奶油块了。除此以外，我每天还要再喝四五六瓶全脂奶。有时，母亲会把装满的奶瓶排在我的婴儿床护栏里，第二天起床时却发现它们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面的牛奶早已一滴不剩。
我开始长牙，锋利的乳牙如同小刀般从牙龈里挤出来，疼得我日夜哭闹不休。母亲远渡重洋，她自己的母亲、姨妈和表姐妹这些通常能给新手妈妈支着的女性长辈都不在身边，在弗吉尼亚孤军奋战的她，只能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寻求建议。她们告诉母亲，可以给我一些冰凉的咀嚼物以减轻牙疼的刺激和痛楚。母亲左思右想，什么东西的体积足以让我啃咬个够但又不会被噎住，容易冷冻，同时又不伤害牙龈呢？
某天清晨，正在准备早餐的母亲灵光一闪，找到了：黄油。长条的黄油。它的大小正契合我的小手，它会在我的嘴里慢慢融化，自然也就没有窒息的风险。况且，黄油很有营养。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牛奶和酥油更适合孩子的食物，那可不就是黄油！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老天在上，每当我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我的嘴里就会再度泛起那种熟悉的感觉：一大块咸滋滋的冷冻黄油在我的嘴里融化成一摊油汪汪的水洼。你一定想知道我从小到大到底吃了多少块黄油才会留下这样的心理阴影，我可以告诉你，“根本数不清”。
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毕竟我每天光从乳制品中就摄入了数千大卡。很快我就比舒布纳姆还要胖了。那时，我的母亲正在帮忙照看舒布纳姆，这也是她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我和舒布纳姆每天都要在一居室的小公寓里玩闹几个小时，躺在同一个婴儿护栏里呼呼大睡。我总是行动迟缓，但舒布纳姆的小腿小脚却灵活得像一道闪电。她不止一次趁着母亲抓紧时间洗漱时爬出护栏、蹬掉尿裤，半裸着身体蹒跚着跑出我家大门。
母亲还记得有时舒布纳姆先爬出了护栏，还不忘转头帮我一把，想带我一起逃跑。我们从出生起就结成了不离不弃的死党，并将终生维持这份始于襁褓的友情。不过，只有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是我们两人中的“小胖子”，自那以后这名号就归我所有，再未易主。
流淌着奶与蜜的国度慷慨地给予她的丰饶，在大开眼界的同时大开胃口的人并不止我一个。我的父母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有这样一个国家，你甚至不用打开车门，就能享受一顿脂香四溢、热气腾腾的大餐。超市、快餐店、饭馆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零嘴小食、果汁汽水全都价格实惠、触手可及。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花样新奇的饼干、薯片、麦片和面包。有了密封包装的预制肉，再也不用每天赶早去屠宰铺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蔬果，无论当季或反季，全都琳琅满目地摆上货架，任君挑选。
原来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富足。当我们踏上回国的飞机，前去探望父母日夜思念的亲友时，这一家三口看上去就像减肥广告里的“减肥前”照片，并将永远烙印在他们巴基斯坦老乡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