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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玘离世的第二个月，在与北方胡人政权的斗争中，一直处于守势的江东政权发动了第一次北伐。北伐的主帅，是刘琨的好友祖逖。
在中国历史的恢宏画卷里，祖逖北伐是一幅慷慨激昂、苍凉悲壮的英雄画面。如果说祖逖北伐是一部雷霆万钧的史诗大剧，那么这部大剧的开幕却让人有些扫兴。
两年多以前，胡人攻占西晋国都，晋怀帝沦为俘虏，他的侄儿司马邺侥幸逃过一劫，随后几经辗转，来到关中，被拥立为皇太子。不久，晋怀帝被匈奴人处死，皇位空悬，司马邺登基称帝，这就是西晋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晋愍帝。为了避司马邺的名讳，建邺由此更名为建康。
为什么继位的是司马邺，而不是江东的司马睿呢？因为司马邺是皇族血亲，司马睿只是疏亲。虽然就实力而言，司马睿更有称帝的资格，但血缘关系是个很难迈过去的坎儿。
晋愍帝登基的时候才十三岁，这个少年皇帝对风雨飘摇的西晋缺乏清醒的认识，错误地以为麾下依然有百万大军，弹指一挥就可以把胡人政权碾为齑粉。他登基之后发布了一道口气吓人的诏书，命令关中地区发兵三十万、并州的刘琨和幽州的王浚发兵三十万、江东的司马睿发兵二十万，共同围剿胡人。
经过八王之乱的祸害和胡人的扰掠，关中地区早已残破不堪；刘琨有勤王的意愿，然而实力微弱，自顾不暇；王浚有些实力，然而野心勃勃，图谋割据一方；司马睿正忙于处理内部矛盾，无心北伐。无论从主观意愿上来说，还是从客观实际上来说，晋愍帝的诏书都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
幸好，每个时代都有英雄的存在。
祖逖给司马睿上表，主动请求出师北伐。这就让司马睿很尴尬。拒绝？不合适。司马邺毕竟是名义上的皇帝，驳回祖逖的北伐之请，就相当于公然与皇帝作对。批准？也不合适。因为实力有限，还得集中力量对付江东门阀。仔细掂量一番后，司马睿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同意祖逖北伐，只调拨一些少得可怜的军用物资，不给兵器，也不给兵。
祖逖是个英雄，不过不是高大光正的英雄，而是一个有几分匪气的英雄。当初，洛阳沦陷，北方大乱，祖逖率领宗族乡亲南下，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安排他的宗族乡亲居住在晋陵郡。晋陵郡的治安很糟糕，经常有江洋大盗出没，别人见了这些大盗躲都来不及，祖逖却煞费苦心地与他们结交，还亲自率领这些强盗到富人区打劫。有时候几天不出去抢，祖逖甚至主动问他们要不要出去再抢一票。有一次，王导到祖逖家里做客，惊奇地发现屋里放着许多奇珍异宝，就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祖逖淡定地说，昨天晚上又到南塘（建康周边的一个富豪区）抢了一票。
虽然司马睿给予的支持很有限，但这并不能阻止祖逖北伐的雄心。过去的一两年里，他招揽江洋大盗，就是在等待北伐的这一天。
莫道征途路漫漫，愿效江水去不还！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八月，祖逖率领当初数百家宗族乡亲和被招揽的江洋大盗，义无反顾地渡江北上，踏上了北伐的艰苦征程。船队行到大江中央，热血澎湃的祖逖迎着猛烈的江风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祖逖走了，江东权力斗争的波涛依然翻滚不息，祖逖北伐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至少王敦没有对此发表什么看法。还得再过几年，他才能意识到祖逖的分量。
王澄死后，接替他出任荆州刺史的周顗刚刚上任，就遭到了杜弢的猛烈攻击。幸好陶侃及时派军救援，他才脱离险境，来到王敦的军营里避难。随后，陶侃策划了一次伏击战，重创杜弢，扭转了荆州的局势。
王敦很自负，很少褒奖别人，接到前方传回的捷报，他却难得地对陶侃赞不绝口，说如果没有陶侃，荆州的局势真是不堪设想。为了拉拢陶侃，他派人给司马睿送去书信，建议由陶侃出任荆州长官。周顗的本意是在王敦这里避避风头，等消灭了杜弢再到荆州上任，而王敦推荐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显然是没有再让自己回到荆州的打算。
出于对王敦的厌恶和提防，司马睿并不满意由陶侃出任荆州刺史，可他正需要利用王敦压制江东的武力门阀，只好接受现实，然后以北伐需要用人为名，命令周顗回建康听候调遣。
北地震荡，胡人猖獗，江东政权不思北伐，却一味执着于派系门阀之争。周顗对内讧不止的江东政权已经厌恶透顶，对于被王敦强行夺走的荆州刺史一职，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在他看来，与其留在江东看这些丑恶的权力斗争，不如渡江北上，为光复大好河山尽一份力。
回到建康之后，司马睿却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原来，所谓的北伐需要用人只是借口，司马睿根本就没有让他北上抗胡的打算。之所以征调他回到建康，只是想把他留在身边作为亲信，以便于对抗将来有可能图谋不轨的王敦。
周顗确实对飞扬跋扈的王敦有所不满，但他对司马睿也不满意。回到建康之后，他终日痛饮，自我麻醉，以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他没有用武之地的苦闷，言语行径颇为荒唐，甚至沦为时人的笑柄。
周顗回到建康没过多久，扬州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武装动乱，搅起风浪的是周玘的儿子周勰。周家族长原先是周玘，周玘死后，他的弟弟周札接管了周家。周玘之子周勰一刻都没有忘记父亲的遗言，暗中集结了数千人。周家是江东首屈一指的大家族，人多心杂，以周勰的地位和声望，要想在大家族当中做到一呼百应，难度是比较大的。他召集到人马之后按兵不动，似乎说明他对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
建兴二年（314年）冬天，周勰终于等来了机会——在建康供职的周札因病公休，回到老家。建兴三年（315年）正月，周勰集结人马，宣称推举周札为主帅，起兵杀向建康。周札闻讯大惊，急忙派人潜往城外，散播周勰作乱的消息，并声称自己绝不会参与叛乱。
此时，建康的兵力占据优势，但不能倾巢而出，必须留下一部分作为守军，这样一来能够外调的兵力并没有敌军多。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司马睿和王导颇为惶恐。
如果周勰有亡命之徒的气概，硬着头皮攻向建康，说不定真能给周玘复仇。可是，周札强硬的不合作态度使周勰手足无措，接下来一连许多天，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叛军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再拖下去只能等着被动挨打，纷纷作鸟兽散。这一次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碍于周家盘根错节的强大势力，司马睿和王导再一次选择了息事宁人，丝毫没有追究周勰的责任。事后，周札疾言厉色地批评了侄子。周勰羞愤交加，自此闭门不出，终日沉溺酒色，自轻自贱，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表面上看，周札很有大义灭亲的义士之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公贪婪成性，并不在乎司马睿政权的存亡，他真正在乎的只有家族利益。就扬州内部的形势来说，周勰起兵叛乱，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可是盘踞在长江中上游的王敦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王敦和司马睿不和是事实，可王敦毕竟是北方门阀的中流砥柱，即使周勰能够侥幸攻入建康，一旦王敦顺长江而下，碾压周勰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周札“大义灭亲”是因为对形势的认识比较清楚。讽刺的是，几年之后，这个无心为兄长（周玘）和父亲（周处）复仇的老人家，却阴差阳错地报了大仇。
平定了周勰之乱，长江下游的司马睿和王导暂时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王敦也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围剿杜弢的战争到了收尾阶段。
东晋十六国时代，杜弢是个惊鸿一现的奇才，他的对手主要有四个——王敦、陶侃、周访、甘卓。
我们难以确定甘卓的军事才能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王敦、陶侃、周访这三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即使他们同时上阵，遥相呼应、分进合击，杜弢依然支撑了三年多。建兴三年（315年）八月，也就是周勰之乱被平定将近半年的时候，精筋疲力尽的杜弢递交请降书，请求停战，希望能为国效力，或者西征巴蜀，消灭成汉，或者渡江北上，讨伐胡人。
司马睿答应了杜弢的提议，颁布了大赦令，但在前线作战的各位将领贪图战功，拒绝执行。愤怒之下，杜弢倾尽全力发动最后一搏，不幸兵败，从此下落不明。
祖逖北伐，随同他一起渡江北上的兵力只有几百人，而杜弢请降的时候，兵力至少也有万人。况且杜弢也是个文武兼备的将才，可惜江东的派系斗争过于激烈，以至于本来可以为国效力的奇才怆然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