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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史官一般都带有政治倾向或者个人好恶的形象描写。如果我们相信史书记载，王敦的形象有些骇人——蜂目豺声。眼睛大，眼白多眼黑少，眼角的线条很锐利，声音如同豺狼，沙哑低沉。
王敦出自琅琊王家，成年后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按照纨绔子弟的发展轨迹，他这一生完全可以纸醉金迷，骄奢淫逸，但他是个异类，对终日无所事事而奢靡浮华的生活很排斥。关于这一点，从他的审美品位上就可见一斑。
司马炎曾举办过一次豪华的文艺宴会，讨论歌舞伎之类的娱乐项目。王敦耐着性子，一脸厌恶地听了一会儿，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自己擅长击鼓，请当堂表演。大鼓搬来，他挽起袖子，撩起衣衫前摆，别在腰带里，拿起鼓槌奋臂疾挥，打得行云流水，铿锵雄壮。
由于对浑浑噩噩的贵族生活的厌恶和对权力的渴望，王敦从进入仕途初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务实精神。然而，有务实精神并不代表人正直。事实上，此人具有半狼半狐的性格：既有狼的凶猛和冷酷，又有狐的狡诈和城府，他是一个机敏灵活的实用主义者。
八王之乱以前，琅琊王家属于一流士族；八王之乱愈演愈烈时，族长王衍左右逢源，苦心经营，动乱结束后，琅琊王家百尺竿头，跃升为顶级士族，王衍也变成了司马越的头号心腹。司马越构筑收拾旧山河的战略防御体系，希望稳定内部、驱逐胡人时，就对他非常器重。可是司马越有梦想，没能力，把本来就混乱的局势搞得更加混乱，给胡人入主中原造成了可乘之机。当司马睿和王导南下时，江北只有王浚控制的幽州和司马越的根据地徐州比较安定。
大王马“攘外”没能力，“安内”没手段，但他们的战略重心始终是死守正朔所在的华北，即使是在江北大部分地区已经难以守御的情况下也没有迁都南下的意图，而是打算收缩防御战线，撤到大本营徐州，把这里打造成发动反攻的桥头堡，并把荆州和扬州打造成发动反攻的两翼和广阔的战略大后方。
荆、扬两地当中，扬州靠近桥头堡徐州，这里的局势如何，与大王马的战略反攻计划有直接的关系。小王马南下之后，一直没有打开江东的局面，随着北方局势的恶化，这必然会引起大王马的重视与忧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敦于永嘉三年（309年）被派到了扬州。王敦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身份尊贵，在北方的军界也颇有声望。孙吴灭亡之后，江东门阀的一些头面人物曾经或北上游历，或在朝中为官，对王敦并不陌生。大王马把王敦派到江东，给小王马助威开场，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王导是王敦的堂弟，虽然同为王家子弟，自小接受的家族门风熏陶相同，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大为不同。
多年以前，以富可敌国著称的石崇设宴邀请名流做客，命令婢女给客人敬酒，哪个客人不喝就杀死敬酒的婢女。当时王敦和王导都去了，轮到王敦的时候，他漠然无视，惊恐万状的婢女面露哀求，但他依然无动于衷。轮到王导时，虽然他平时滴酒不沾，但不忍心婢女丧命，还是喝了，回家以后王导说处仲（王敦的字）残忍冷酷，如果他将来身居要职，恐怕难有善终。
虽然性格不同，但王敦和王导毕竟是堂兄弟，久别重逢，自然是分外欢喜。相比之下，司马睿就有些落寞，王导是他的发小，性格含蓄内敛，对他很尊重，但是王敦不善于更不屑于掩饰真实的情感，他能清楚地感觉到王敦言谈举止中的轻视意味。司马睿知道自己既没有什么声望，也没有什么功绩，被派驻江东只是因为有皇族血统，所以只能默默忍受。
王敦到达江东的第二年（310年），匈奴大举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司马越急令王敦和钱璯（kuài）率军北上支援。军队还没有过江，风闻匈奴人兵力雄厚，钱璯改变主意，密谋袭杀王敦，拥立孙权的后人为王。王敦匆忙逃回建邺（今江苏南京），请司马睿派兵攻打钱璯，但司马睿的本部兵马畏惧钱璯人多势众，迟迟不敢应战。这时候，周玘再一次号召江东大族联手出击，消灭了钱璯的叛军。
《晋书》当中关于钱璯之乱的记载不过短短几十个字，但通过记载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司马睿的实力很弱。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局势没有明朗之前，江东门阀对朝廷还是有所顾忌的。对于他们而言，接受司马睿是最好的选择。虽然胡人此时已经在北方占据优势，但司马越还掌握着西晋朝廷的主要兵力。司马越并没有把政治中心迁移到南方的意图，他掌握的西晋军队主力后来在宁平城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当时的江东门阀并不知道后面发生的这一切。钱璯和周玘一样，也是江东的武力强宗。如果江东门阀追随钱璯作乱，而司马越放弃北方，大举南下，到时候江东门阀就会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
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马越以进攻在华北地区兴风作浪的羯人石勒为借口，率领西晋主力东归大本营徐州，途中暴亡。四月，晋廷主力在宁平城附近遭到石勒和王弥的截击，全军覆没。六月，守备空虚的洛阳陷落，晋怀帝沦为匈奴人的阶下囚，中原士民纷纷背井离乡，南下避难。
对于仰仗江东门阀的庇护才能勉强立足的司马睿来说，北人的南下固然有助于他壮大声势，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但怎么安置南下的北人也是一个棘手难题。这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割，很容易引发南人和北人之间的纷争，而一旦冲突爆发，则会给胡人南下带来可乘之机。在急需促成团结以求渡过难关的关键时刻，王导在司马睿背后出谋划策，为调解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导是怎么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呢？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经济矛盾。
永嘉之乱过后，南迁的中原士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等士族，第二类是普通百姓，第三类是中下等士族。
高等士族是司马睿重点拉拢的对象，需要优先照顾。江东本土门阀主要聚居在扬州境内的丹阳郡、吴兴郡和吴郡，他们的田产家业也在这里，如果南下的北方高等士族要在这三个郡内置办家业，必然会跟江东门阀产生冲突。在王导的调停下，江东门阀势力比较弱的会稽郡被划分出来，专门用来安置北方高等士族。
普通百姓是弱势群体，南下之后基本上沦为高等士族的奴客仆役。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南下的中下等士族。这一类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既不是司马睿政权的重点拉拢对象，也不容易被高等士族吸收，主要被安置在荒凉的晋陵郡。
晋陵郡被丹阳郡、吴兴郡和吴郡夹在中间，原名毗陵郡。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叫司马毗，死于永嘉五年（311年）的宁平城之战，为了避他的名讳，毗陵郡更名为晋陵郡。在整个东晋时代，晋陵郡一直是出强兵猛将的地方，在淝水之战当中挫败强秦的北府兵就诞生在这里，一代名将刘牢之和金戈铁马的刘裕也是从这里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
高等士族被安置在会稽郡，中下等士族被安置在晋陵郡，普通百姓被高门大族吸收，南人和北人之间的经济矛盾就这样被解决了，剩下的是更为复杂的政治矛盾。
前文已述，按照崛起的先后年代划分，江东门阀可以分为两类，即形成于汉代的老派门阀和形成于孙吴时代的门阀新贵。按照所属性质的不同，江东门阀还可以分为家学源远流长的文化门阀，以及兵力强盛的武力门阀。文化门阀有软实力，没有硬实力，武力门阀缺乏软实力，但是有硬实力。
面对复杂的政治矛盾，王导的手段很巧妙。他对北方门阀的态度很明确——安抚、团结；对于江东门阀，他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对文化门阀尽量拉拢，对武力门阀敬而远之。这样做有利于拉拢文化门阀，但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武力门阀也会成为不安定因素。王导不会不清楚武力门阀的存在意味着什么，结合后续事态的发展来看，他对此并不是很担心，因为他已经构思好了铲除武力门阀的策略，只是要达成必须假手于王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