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北方的冬天比南方的冬天要来得早一些，且更加寒冷。
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的冬天，一个叫甘卓的官员离开北方，郁郁寡欢地踏上了南下的归乡之路。
甘卓是孙吴名将甘宁的曾孙，他的家族在江东势力比较大。永兴元年，张昌残部流入扬州，周玘号召江东大族群起而攻之，甘卓也参与了平乱行动。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周玘拒绝接受，甘卓却北上出仕，接受了朝廷的册封。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人，此前他对北方的局势了解不多，这一次北上实在是让他失望至极。他万万没有想到，北方的局势居然混乱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能保住性命就算万幸，根本不敢奢望有仕进的空间。因此，他只在北方待了一年多，就舍弃官职，匆匆南归故乡。
走到历阳（今安徽和县）时，甘卓遇到了陈敏。一年前，他追随周玘消灭张昌残部的时候，与陈敏有过短暂的接触，不过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本来只是偶遇，寒暄一番即可擦肩而过，可是基于对北方局势的相似看法，两人的这一次邂逅，却掀起了一场席卷江东的飓风。
在这次会面中，陈敏第一次对外人袒露了他那个已经构思了很久的宏大而危险的计划——趁着北方战乱，割据江东。
甘卓优柔寡断，不是敢于冒险的人，可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这个做事向来瞻前顾后的人，投下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注，决定追随陈敏，并与陈敏结成了儿女亲家。
诱使他冒这么大风险的原因何在呢？按照崛起时间的先后来划分，江东门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老派门阀，早在汉代他们就已经家世显赫了；另一类是门阀新贵，在孙吴政权建立后才形成气候。甘卓的家族属于后者，与江东的老派门阀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如果他能帮助陈敏建立一个政权，那他就是开国元勋，甘家的地位自然会水涨船高，成为新政权当中的一流门阀。
经过秘密商议，回到江东老家的甘卓谎称自己此次归来是为了传达朝廷诏令，册封陈敏为扬州刺史，并积极斡旋，为陈敏争取江东门阀的支持。诏令是真是假，这并不难搞清楚，但是江东门阀集体装聋作哑，基本上都默认了诏令的合法性，先后有四十多人接受了陈敏的委任状。
几年之后，提到这段往事，甘卓和江东门阀的一些头面人物都很尴尬，说当初参与陈敏之乱只是虚与委蛇，可这并非真相。当时，东海王司马越和河间王司马颙在北方僵持不下，为江东割据制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甘卓和陈敏看到了这一点，江东门阀也看到了这一点，彼此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否则大家就不会默认诏令的合法性。或者说，为了防止北方的混乱冲击到南方，江东门阀已经产生了割据共识，甘卓和陈敏的出现只是顺应了潮流。
永兴二年（305年）的冬季还没有结束，得到江东门阀支持的陈敏就公然举起叛旗。西晋朝廷派驻江东的官员见势不妙，纷纷弃官北逃。其中有一个官员叫王旷，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儿子，叫王羲之。
东海王司马越麾下有一个叫华谭的南人高参，得知江东发生剧变，他给江东门阀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件原文保存至今，被完整地收录在史书里。
洋洋洒洒的长信里，华谭大量引用了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国效忠的典故，委婉地谴责了同乡不应该助纣为虐，分裂本为一体的南北山川。他知道同乡支持陈敏的目的是重回孙吴时代，拥戴陈敏成为另外一个孙坚（或者孙策），所以他在信中回顾了孙吴的历史，说孙氏父子才略过人，国祚也不到百年，陈敏的才智不及孙氏父子，追随这样一个人有何前途可言？此外，他还指出朝廷已经准备派遣大军南下平乱，请各位同乡务必认清形势，万万不可为虎作伥。
陈敏之乱始于永兴二年（305年）冬季，江东门阀直到一年多以后才与陈敏决裂。由此来看，公开信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但为什么会有江东门阀与陈敏决裂的结果呢？我们应该来看看当时的局势变化。
陈敏的根据地在扬州，他起兵之后，调动大军西进，进攻荆州。如果荆州沦陷，那他就差不多恢复了孙吴时代的版图，江东门阀也会因此对他更为信服和支持。可是，因为刘弘镇守荆州，陈敏的军队刚到达荆州边境就遭到了顽强的抗击。
陶侃是陈敏的老乡，有人认为刘弘太过倚重陶侃，担心陶侃与陈敏勾结。陶侃得知此事，把子侄送到刘弘军中作为人质。刘弘拒绝接受，并托人给陶侃传话：“匹夫之交尚且不会互相辜负，何况大丈夫。”
在陶侃阻击下，陈敏出师不利，只好回师扬州。陈敏凭借剿灭张昌残部期间表现出来的杰出军事能力，追随者一度对他寄予厚望。相应地，因为西征荆州的失败，追随者对他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这也印证了华谭在信中所说——他的才智不及孙氏父子。
陈敏还是那个陈敏，他的能力还是那么大，只是时运不济，他遇到了更为强劲的对手而已。
西征荆州不利，是陈敏走向败亡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制定的对外战略也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江东门阀拥立他的终极目的，只是为了割据一方，防止北方的战乱波及江东。但陈敏的胃口太大，欲以江东为根据地，北上逐鹿中原。如此一来，江东势必被卷入战乱，而这恰恰是江东门阀最不愿意看到的。
光熙元年（306年），陈敏和江东门阀都进退维谷。同舟共济？前途并不乐观。分道扬镳？似乎为时过早。
亲信曾建议陈敏屠戮门阀大族，以安定内部。考虑到这样做会激化内部矛盾，陈敏没有采纳，只是在一些重要职位上安插了自己人。虽然这同样不是好办法，但站在陈敏的立场上看，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当然，在江东门阀看来，陈敏这是在过河拆桥。
光熙元年年底，压垮陈敏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北方的八王之乱即将尘埃落定，东海王司马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将成为皇族内讧的胜利者。江东门阀很清楚，一旦北方的战乱结束，朝廷就会腾出手来收拾江东乱局，继续追随陈敏实在凶多吉少，所以他们决心集体反水，抛弃陈敏。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年初，经由周玘牵头，江东大族再次起兵，共讨陈敏。甘卓奉陈敏之命率军抵挡，却于两军对垒之际临阵叛变。陈敏仓皇北逃，在逃亡途中被捕，斩首，灭族。为了嘉奖周玘的平乱之功，司马越代表朝廷再一次给予他封赏，周玘的回应则是再一次拒绝。
江东门阀通过诛灭陈敏，向司马越传达了弃暗投明的诚意，也间接展示了他们不容小觑的武力。作为八王之乱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既往不咎，没有追究江东门阀曾经依附陈敏作乱的责任，而是采用怀柔政策给予安抚，并决定把琅琊王司马睿和王导派遣到江东。
大致来说，让司马睿和王导南下的计划是这样达成的：王旷首倡其议，其堂弟王敦和王导推波助澜，通过裴妃（司马越的妃子）和王衍进行游说，促使司马越拍板定议。至于司马睿，他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永嘉元年秋天，司马睿和王导南下，来到了暗潮汹涌的江东。从根本上来说，江东门阀接受司马睿和王导是因为北方的皇族内讧结束，司马越正在部署收拾旧山河的战略体系，对江东门阀有一定的威慑力。
也就是说，司马睿和王导能不能在江东站稳，取决于司马越的经营成果能不能成为坚强的后盾。遗憾的是，因为用人不当，司马越构建的战略防御体系很快就崩溃了，北方再次陷入了汉人政权与胡人政权僵持不下的局面，江东门阀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司马睿和王导采取观望态度。所以，南下之后的一年多里，司马睿和王导并没有打开局面，直到永嘉三年（309年）王敦到来，江东的局面才出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