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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王敦呢？
东晋开国初期，司马睿和侨姓士族寄江东士族篱下，根基不稳。王敦先后消灭华轶、杜弢，一步步控制长江中上游的江州、湘州、荆州，利用地缘优势有力地震慑了江东士族，在客观上对东晋政权的稳定和南北士族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王敦在客观上有功，但他在客观上酿成的恶果——使东晋丧失了北伐的最佳时机——也足以抵消他在客观上的功劳。东晋开国初期，侨姓士族思念故土，一时适应不了南方的风物人情，同时也因为受到江东士族的抵制，基本上都是支持北伐的。
由于王敦旺盛的权欲，刘琨死于白绫之下，祖逖魂断黄河，周访含恨离世，陶侃放逐岭南。时日迁移，侨姓士族在江东置办产业，渐渐站稳了脚跟，北伐柱石凋零摧折，偏安局面日渐稳固，大多数人也就安于现状，不再提北伐这回事了。《晋书》把王敦与桓温合传，这是有失公允的。王敦两次举兵向阙，挑衅朝廷，桀骜不驯；桓温同样有不臣之迹，藐视朝廷。但我们来看看桓温的功绩：用时一个多月消灭成汉；一次北伐打得前秦胆战心惊，十几年后还心有余悸。二次北伐气贯长虹，收复故都洛阳；三次北伐打得前燕举国震惊，几乎迁都以避其锋。这么威武的功绩岂是王敦能比的？
对于江东士族，王敦二次叛乱是一个转折点。
自从皇室南迁，南北士族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前文已述，江东士族可以分为文化大族和武力强宗两类。前者比较容易对付，后者却相当棘手，而在后者当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就是周家和沈家。第二次叛乱之前，在钱凤和沈充的挑唆下，王敦消灭了周家；第二次叛乱之后，沈家也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失去了这两大武力支柱，本来是地头蛇的江东士族就只能渐渐沦落，受制于侨姓士族了。
朱雀桥南岸腐烂的人头上挤满了闻臭而至的鸦群，司马绍面前的案头上堆满了弹劾王敦的奏章。按大多数官员的看法，应该把王敦的亲族革职除名。
内乱结束的时候，东晋下辖诸州当中，豫州由祖约掌控，广州由陶侃掌控，荆州、江州、徐州、湘州由王敦的堂兄弟掌控。朝廷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仅有扬州一地。把王敦的亲族全都革职除名，就相当于对高层进行大清洗。司马绍否决了大家的提议，他不是不想打压琅琊王家，而是这事不能操之过急。
不久，司马绍颁布了一道诏书，下令清退所有曾经为姑孰军府效力的官吏。为此，温峤与郗鉴发生了争执。温峤认为，对王敦的旧部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棒子打死：有些人是真心追随王敦，应该严惩；大多数人只是迫于无奈的胁从，不应惩罚过重。郗鉴则认为，官吏最重要的是操守，即使大多数人是迫于无奈，可他们既不能制止王敦的阴谋，又不愿割舍功名利禄，按照君臣大义，必须给予严惩，绝不能姑息。
温峤在姑孰军府有过任职经历，对王敦的幕僚组成很熟悉。的确如他所言，王敦的部下不全都是附逆者，很多人是迫于无奈。郗鉴的说法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一刀切难免会导致打击面扩大的问题。王敦的部下当中有世家大族，也有刀头舐血的猛将，如果把他们全部清退，谁也不敢保证是否会酿成新的动乱。
司马绍是个很明智的人，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温峤的建议，使原先为姑孰军府效力的很多人倒向了朝廷。当然，这就意味着琅琊王家失势。
作为琅琊王家的族长，王导很不甘心看着家门衰落。有一次他和温峤入宫议事，司马绍问前朝统一天下的原因，他抢着答道：“温峤年轻，不清楚那段往事，还是由臣来回答吧。”他先从司马懿起家说起，说司马懿当初为了夺取权力，大肆屠戮名门世家，最后说到了司马昭弑杀曹魏皇帝曹髦。司马绍大为羞惭，掩面投床：“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司马氏的天下怎么能长久呢？”
按王导的说法，西晋国祚不长，是因为司马氏对士族太刻薄，发家手段不正。他的说法或许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但这并非西晋兴亡倏忽的主要原因，王导这样说，不外乎是借古喻今，为维护琅琊王家而代言。司马绍为什么羞惭呢？恐怕不是因为他的先祖打压士族——因为此时的他正在想方设法削弱琅琊王家——而是因为他们篡权的手段太阴损。
内战结束三个多月后，通过刚柔并济的政治手段，司马绍谋划了一盘很精彩的棋，成功地削弱了琅琊王家，并有效协调了皇权、门阀、藩镇与流民军之间的矛盾。如果司马懿、司马昭地下有知，想必会既欣慰又惭愧，欣慰的是家门后继有人，惭愧的是司马绍是以弱制强，而他们是以强凌弱。
司马绍规划的权力版图分为两部分：地方和中枢。
地方可以分为江南和江北。
首先说江南。应詹接替王彬掌管江州；在岭南沉寂十多年的陶侃回归权力中心，接替王舒掌管荆州；原荆州刺史王舒改任湘州刺史；苏峻镇守建康的西大门历阳，任历阳内史。
荆州位于长江上游，是东晋的战略要地，王敦两次叛乱都是由此顺流而下，直捣建康。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交给陶侃掌管，可见司马绍对陶侃是很信任的。荆州下游是应詹镇守的江州，这是扬州与荆州之间的缓冲地带，必须交给可靠的人，忠于皇室的应詹正是合适的人选。荆州和江州之间是王舒镇守的湘州。司马绍原打算把王舒安排到广州，王舒以身体不适为由，不愿到广州上任。经过王导的游说，司马绍做了一定的让步，改派王舒出镇湘州。不过王舒被陶侃和应詹夹在中间，有异心也掀不起风浪。
苏峻和刘遐参与了平叛，使叛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苏峻为人孤高，飞扬狂傲，难以管束，他一手打造的苏家军的战斗力强悍无匹，而且他喜欢劫掠，在消灭叛军的过程中就有过劫掠平民的劣迹。刘遐的刘家军与苏家军相似，只是刘遐不像苏峻这么野，对朝廷比较忠诚，相对而言容易管束。
一般而言，信得过的人应该放在眼前，不可靠的人应该放在天边，可司马绍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把苏峻留在身边，派刘遐出镇江北。历阳是建康的西大门，委任苏峻镇守此地既是以示器重，反过来看，这何尝不是为了加强控制，防止他在朝廷控制力薄弱的江北扩充实力，反噬朝廷？如果他想在历阳作乱，那他就会遭到两线夹击——西线的荆州、湘州、江州和东线的朝廷军。
长江中上游各州以往都把持在琅琊王家手里，通过上述部署，司马绍既瓦解了琅琊王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又削弱了中上游各州联合起来压制朝廷的可能。因为陶侃、应詹是藩镇势力，王舒是门阀势力，苏峻是流民军势力，他们各成一派，几乎不存在利益共同点。
然后说江北。刘遐接替王邃镇守徐州；郗鉴出镇广陵，统一管辖徐州、青州和兖州。与江南相比，江北的军事部署比较简单。郗鉴是司马绍的心腹，比刘遐的政治立场更坚定，司马绍把他安插在刘遐身边，不能说完全没有监视的意味。
说完了地方，然后是中枢。
因为王敦的垮台和几大地区人事任命的调整，琅琊王家失去了强有力的外援。司马绍采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授予王导荣誉性的虚衔，分割了他的实际权力，重用庾亮。颍川庾家因此迅速崛起，成为继琅琊王家之后的第二个豪门。
此前说过，琅琊王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名门望族，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而颍川庾家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时间只有二十多年。
几十年前，魏晋易代之际，庾亮的先祖通过几次成功的政治投机，巧妙地在权力中心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一次，皇权与门阀讨价还价之际，庾亮再一次抓住了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他是司马绍的好友，妹妹庾文君是当朝皇后，本来就掌握着优质的政治资源。在司马绍的刻意提携下，他很快就风生水起，成了政坛上炙手可热的红人。
司马绍器重庾亮，但并不纵容，主要是利用他制衡王导，达成权力平衡，不允许再出现一族独大的局面。不过，搞平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司马绍的最终目标是扭转门阀与皇帝共治的局面，树立朝廷的权威。庾、王虽有门户之争，但他们同属门阀，有共同的利益交集。所以，为了制约庾、王，司马绍又单独培养了自己的嫡系，即司马羕（yàng）、司马宗和虞胤。
司马羕和司马宗是西晋八王之一汝南王司马亮的三子和四子。虞胤是司马睿皇后的弟弟，按照辈分，是司马绍的舅舅。在司马绍的安排下，司马宗和虞胤分别担任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共同掌管禁军，负责保卫皇城。司马羕的官职是太尉。太尉一职最早出现于秦代，主管军权，之后历经沿革，权限有所下降。我们不清楚这个职位在东晋的具体权力有多大，但是绝不会很低，否则就不足以制约庾、王。
如果说对朝廷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是硬件，那么政策就是软件。东晋的政体是门阀政治。门阀多出香花芳草，难出参天大树，大多数都是尸位素餐的庸人，只要出身好，门第显贵，就能扶摇直上。王导主政时代推行无为而治，优容门阀，给予门阀大量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享其成，何必要胼手胝足地栉风沐雨？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门阀纷纷以务实为耻，以务虚为荣，整天坐而论道，探讨宇宙的本源、天人的关系、崇有与贵无、圣人有情或无情……
对于泛滥成灾的玄学和人才紧缺的局面，司马绍忧在心间。他喜欢诗文，尤其喜欢《子衿》，每次读这首诗，求贤若渴的他都会为门阀当道的局势慨然不已。削弱琅琊王家后，他推行了与王导的无为而治相反的政策，提倡复兴儒学，力图矫正玄学泛滥的习气，以经世致用为选拔人才的准则，责令各级官员为朝廷举荐人才，并拟定了相应的政绩考核机制。此外，他还厉行节约，鼓励农耕，加强江北的边防，为发动北伐而积极扩军备战。
站在风口浪尖上规划大局的时候，司马绍才二十五六岁。要说谋划的这一切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那肯定是夸大其词，但作为最终决策者，他的眼光、胆识、魄力是一流的，说他是个杰出的君主，似乎并不为过。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就能有这样的智慧和手段，确实很了不起。在皇权暗弱的东晋时代，他就是夜空里的一道刺目的闪电、一颗璀璨的流星，摄人心魄，光华烁烁，然而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