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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住建康的局势之后，王敦迫使司马睿颁布诏书，命令甘卓、陶侃、司马承偃甲休兵。如此一来，眼前的军事威胁就解除了，可这还不够，王敦还要做一件大事——废除太子司马绍。
司马绍的母亲荀氏是燕代人。燕代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以及东北地区南部，是鲜卑人的势力范围。鲜卑人的体貌特征比较特别，须发呈黄色。不知道是因为荀氏本身就是鲜卑人，还是因为她有鲜卑人的血统，司马绍的外貌有些特别，和鲜卑人比较像，王敦就在背后蔑称他是“黄头鲜卑奴”。
司马绍的性格刚强英武，与其父司马睿截然相反。朝廷军队在石头城下被王敦击败之后，司马睿困坐愁城，一筹莫展。司马绍极为愤怒，披甲上马，要率领侍卫与叛军决一死战。温峤认为这样做于事无补，拔剑斩断了马缰，极力劝阻，好不容易才让他打消与王敦拼命的念头。在王敦看来，司马绍太扎手，不容易控制，为了防患于未然，最好是现在就把他废掉。战后不久，王敦再次将百官召集到石头城，商议废太子之事。
关于此次会议的记载，《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略有出入。
《世说新语》的说法是这样的：王敦打算以不孝之罪废除司马绍的太子之位，召开会议当天，王敦一件件地数落司马绍的不孝罪状，还说：“这是温峤告诉我的，他曾经在太子手下任职，后来到我手下担任司马，所以我对这一切很清楚。”过了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正襟危坐，带着暗示性的口气问道：“太子为人如何？”温峤答道：“小人无法揣测君子。”王敦严厉地问：“太子哪里好？”温峤说：“太子深谋远虑，钩沉致远，这不是我等凡人所了解的，但是他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在孝这一方面没有问题。”
《晋书》的说法是这样的：王敦大会百官，声色俱厉地问道：“太子有何德可言？”温峤从容不迫地说：“太子深谋远虑，钩沉致远，这不是我等凡人所能理解的，但是他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在孝这一方面没有问题。”
温峤确实在王敦手下当过司马，但那是司马绍称帝以后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以《晋书》的说法为准。
按照《晋书》的记载，温峤提出反对意见后，百官纷纷随声附和，王敦于是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仅看这简短的记载，我们难免有疑问：温峤为什么帮太子说话？难道因为温峤一句话，王敦就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
温峤的玩心很重，是个童心未泯的大顽童，一辈子总是嘻嘻哈哈，难得正经一回。可一旦他正经起来，就总是能做出让人侧目的事，比如当初他受刘琨的委托来江东劝进，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那一番演说，就让百官为之心折。
东晋王朝的权力运作模式是门阀政治，国家是门阀与皇帝共治。温峤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王敦起兵初期，他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说王敦这样做并不过分，司马睿也有错——没有处理好与门阀的关系，以至于授人以柄（司马睿为了组建军队，抢夺门阀大族的奴仆充军，王敦起兵的旗号之一就是维护门阀大族的利益）。他在关键时刻替司马绍说话，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他是司马绍的好朋友；其二，他对时局洞若观火。
温峤很清楚东晋权力运作模式的关键所在——平衡，即门阀内部的平衡，以及门阀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虽然门阀内部和门阀与皇权之间的绝对平衡不可能存在，难免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但是整体上的脆弱平衡是不能破坏的。如果现在任由王敦废太子，连皇位继承人都由王敦指定，那王敦跟皇帝还有什么区别？谁又知道你王某人独揽大权之后还会干出什么事！
温峤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他人也能看出来，所以温峤一发言，众人立刻随声附和。大家的意思很明显——王敦你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来，君侧已经清了，你也该收手了，废立大事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大家跟着温峤一表态，王敦就知道废太子不可能了，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充王家的势力。在他的安排下，王导重新入居中枢，执掌机要，他的几个信得过的兄弟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分别控制扬州、荆州、徐州、湘州、江州等军事要冲。此外，王敦还对朝廷的征兵权限设定限制，要求朝廷按月汇报禁军的兵力变动情况。
布置好这一切，王敦收剑归鞘，耀武扬威地返回大本营武昌。从兵戎相见直到班师回营的这段时间里，王敦一直停留在石头城，始终没有到近在咫尺的建康见司马睿一面，所有的事务都是通过他人代为转达。回到武昌，席不暇暖，他就对司马承和甘卓发动了残酷的报复。
为了确保大本营的安全，王敦控制建康不久，就迫使司马睿命令司马承、甘卓和陶侃放弃抵抗。当时，陶侃的军队正在半路上，接到停战诏书就掉头返回广州；甘卓原先就战意不坚，见到诏书也决定班师回营；司马承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始终没有屈服。
在铁骨铮铮的虞悝手里，叛军吃了不少苦头，破城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屠灭虞家。虞家子弟跪在虞悝面前号啕大哭，虞悝坦然无畏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遗言：“人都有一死，我们虞家都是忠义之魂，何憾之有！”此后，司马承被扔进囚车里押赴武昌，途中被杀。
如果当初甘卓果断一些，攻占王敦的大本营，司马承和虞悝或许就不会惨遭屠戮，建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许就不会惨遭叛军的杀掠。对于东晋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内战，甘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并非一无是处。
很多人一说到东晋，津津乐道的就是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没错，那个时代是以风度和风流著称，但这只跟门阀士族有关，对于东晋的下层草民，门阀士族的压迫是很刻薄的。如果你是一个草民，而不是门阀士族出身，那就等着受苦吧，哪还有什么闲心谈论风度风流？你能拥有的，基本上也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地和几间四面透风的小草房，而这在下层社会已经算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了。你推开门一看，外面都是物产丰富的山野湖泽，但都是有主的。比如，你到被门阀大族据为己有的湖泊里钓了一条鱼，哪怕只是一条小泥鳅，他们会先没收你的渔具，再把你关起来毒打一顿，然后就是等你家里来赎人，代价是十匹布。且不说一个普通的家庭能不能负担起十匹布，就算砸锅卖铁凑够了，那也和破产没什么区别了。
在对待下层百姓这一点上，甘卓很不一样。他出身大族，又是地方大员，但镇守襄阳期间，他善待民生，开放山野湖泽，屡次赈济贫民，深得民心。如果生在太平年代，他应该是一个可以造福一方的好官员。可惜他生不逢时，一次次被卷入深不见底的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因他的优柔寡断而一步走错步步错。事实上，接到朝廷的罢兵命令时，他还有击败王敦的机会。乐道融苦苦相劝，可他再次错失良机。乐道融忧愤交加，不久撒手人寰。虽然甘卓撤退了，但王敦已经被他的反复无常吓怕了。回到武昌，王敦暗中收买了甘卓的部下，唆使他们刺杀甘卓于卧室之中，并杀光了甘卓的儿子。
到这里，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故事就说完了。在东晋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内战，既是藩镇与朝廷之争，也是门阀与皇权之争。
门阀士族形成于汉末，并非东晋所独有，作为西晋创立者的司马家族本身也是门阀，只是他们的地位凌驾于其他门阀之上，掌握着军政大权。
一个大家族要想昌盛不息，最为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人丁兴旺。人口基数大，出人才的概率才相对大一些。经过八王之乱，司马氏的宗族子弟被摧折殆尽，缺乏足够的人才占据机枢要冲；司马睿只是皇族疏亲，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永嘉之乱过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虽然南北士族互相敌视，但为了防备胡人渡江南下，他们也急需联手抗敌。司马氏的势力虽然此时江河日下，但也是正统政权的象征，这块金字招牌是其他士族难以取代的，所以在南北士族的共同妥协下，撞了大运的司马睿登上了帝位。但金光灿灿的皇位只是一个装饰品，司马睿是依靠士族的支持才登上皇帝宝座的，军政大权不落到士族手里才怪。
为了重振皇权，司马睿登基之后重用刘隗等亲信，推行了一系列打压门阀士族的措施，这就是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刻碎之政”。什么叫“刻碎之政”呢？这跟王导有关。
东晋开国初期，依赖于把持军权的王敦，王导顺利地掌握了内政决策权。往好听了说，王导的为政措施是施政以宽、无为而治；往不好听了说，就是姑息纵容，对作奸犯科的门阀士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能明白“刻碎”这两个字的含义了。顾名思义，刻，就是刻薄。因为司马睿推崇的是法家的为政理念，相对于门阀士族，王导当然会认为司马睿的为政理念很刻薄；碎，就是零碎、不成系统。因为司马睿忌惮王敦，不敢全盘推翻王导的为政举措，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比如，司马睿屡次声明要以法治国、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可他根本不敢触及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只能做一些小改动。
即使是零敲碎打，门阀士族也是很反感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顺流东进，门阀士族也对兴兵犯上的王敦普遍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不愿意献计献策，也不愿意出兵出粮，巴不得有人出头敲打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司马睿，致使司马睿重振皇权的努力和梦想烟消云散。
随着以司马睿为首的帝党势力的垮台，王导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虽然他为政宽纵，以维护南北门阀的相安无事为第一要务，视其他事务为旁枝末节，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其他事务一无所知。事实上，政治中枢往来的一切公文和奏折他都会亲自过目，上至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下至基层官员的任免，他都了然于心。
重回中枢后的一天，王导从档案处调来过去几个月的公文和奏折，想看看在自己被司马睿疏远的那段时间里，有没有发生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件。忽然，一封笔迹很熟悉的奏折进入了他的视线，凭借直觉，他马上就认出那是周顗的笔迹。他痛恨周顗，至今依然认为周顗死不足惜，可他还是鬼使神差地拿起了这封奏折。一看开头，他立刻如雷轰顶，读完散发着淡淡霉味的奏折，他泪如雨下：“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这份奏折的内容是周顗给王导求情，请求司马睿念在王导辅政多年的分儿上，赦免王导及其族人，不要因为王敦而牵连无辜。奏折的呈交时间，恰恰是在王导被赦免的前一天，也就是王导在宫门前求周顗代为进言，而周顗漠然视之的那一天。
周顗当天进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王导求情，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给司马睿进言。当天他对王导不理不睬，是因为王导的处境太敏感，皇宫内外到处都是司马睿的眼线，一旦司马睿知道他与王导有过接触，难免会以为他们通过气。所以，周顗不理睬王导是个明智的选择。那天下午进宫之后，他与司马睿谈了很久，还喝了一些酒，所以出宫的时候酒气醺醺。可他没有醉，经过王导身边时说那句杀气腾腾的话也只是为了避嫌。当晚，回到家里，他又写了一份奏折——也就是王导看到的这个奏折——请求司马睿赦免王导。然而除了司马睿，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一切，从始至终，周顗也没有给别人提过这件事。
周顗搭救王导，是看在朋友一场，就算他不搭救，那也说得过去，这不是他的义务。王导好歹也是搞政治的，是干大事的人，心胸应该比普通人开阔，可是在处置周顗这件事上，他实在是做得不光彩，说卑鄙可能有点儿过分，但至少是很没品。他有难的时候，周顗以明智的沉默救了他的命，周顗有难的时候，他却以阴暗的沉默要了周顗的命。
周顗死后半年多，自王敦叛乱之后形同傀儡的司马睿也走到了人生尽头。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就是一个新王朝的设计者，他铺设什么样的轨道，后人基本上就沿着什么轨道走。整个东晋时代，皇权一直处于弱势，受制于门阀，这就与司马睿有很大的关系。
经营江东的这些年里，司马睿的实力确实比较弱，但并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大多数都是马上皇帝，在军界很有声望，比如刘邦、刘秀、曹操、刘备、刘渊、石勒、慕容垂……这些人上过战场，出生入死，能压住场。杜弢之乱期间，王敦无力平乱，焦头烂额，亲信建议司马睿亲临前线，身冒矢石，在军中立威，趁机取代王敦，收归军权，可司马睿不以为然，终于使军权被王敦鲸吞蚕食。
从登基称帝直到去世，司马睿只是在建康附近举办过几次虚张声势的阅兵仪式，致使兵不识帝，帝不识兵。对于前线士卒来说，不出深宫内苑的司马睿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并不像大将军王敦那样真切可感。司马睿有统揽大权的想法，但碍于严峻的局势和个人能力，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实现梦想，致使门阀的势力逐日稳固，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而门阀政治一旦形成，变成基本国策，后来人再想进行改动就千难万难了。
当然，我们做这些总结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站在司马睿的立场上来看，该做的他已经做了，该尽的力他已经尽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后世的事会怎么样，那就交给后世人去解决吧。为了防备王敦再次图谋不轨，临终之时，司马睿用尽最后一滴心血设了一个局，至于这个局有没有用，只有天知道。
这个局，就是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