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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持续三年多的杜弢之乱落下帷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局势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匈奴人刘渊去世之后，他建立的汉赵政权很快出现了分裂迹象——中原西部，依然为匈奴人所有；在中原东部活动的羯人石勒名义上受汉赵节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立的力量。
自永嘉之乱过后，为了争夺对江东的控制权，南北门阀的斗争一直连绵不休，此起彼伏的流民动乱则使局势更为动荡不安。随着周勰之乱和杜弢之乱的先后平息，南方的局势终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如果坐镇长江中上游的王敦有匡时救世的雄心大志，此时利用地理优势震慑下游的江东门阀，再配合王导处理好南北门阀的关系，然后集中力量挥师北伐，则并不是没有收复中原的可能。
东晋皇权不振，受制于权臣的皇帝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大作为，而把持朝政的权臣却在涉及国家尊严的北伐问题上，有大动作的不在少数，如庾亮、桓温、刘裕都曾经发动过规模不一的北伐。王敦却是个例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北伐的意愿，或许这就是他在东晋权臣当中评价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吧。
当年为了击败杜弢，王敦对陶侃百般拉拢，甚至不惜公然抵触司马睿，强行任命陶侃出任荆州刺史。随着杜弢的战败，王敦打起了荆州的主意，想把荆州从陶侃手里夺过来。于是他以召开军事会议为由，打算借机对陶侃下手。陶侃料到王敦必有所图，部下也极力劝阻，认为此去必然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决定单刀赴会。
陶侃不来，王敦肯定不开心；陶侃来了，也被扣押了，王敦的心情还是不愉快，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忘了陶侃的亲家公——手握雄兵的周访。
陶侃被幽禁期间，他的部下联名致信王敦，呼吁释放陶侃。王敦断然拒绝，陶侃的部下于是在荆州发动兵变，意图动用武力胁迫王敦放人。一时间，长江中上游地区剑拔弩张，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局势再次走到了动荡的边缘。
王敦没有被陶侃的部下镇住，以为这次兵变是陶侃在幕后指使。兵变发生之后，他紧急调动军队进入荆州平乱，并打算亲自动手，杀死陶侃。
不久之后的一天，幽禁多日的陶侃被带到了王敦的公署。一进门，他就察觉到了强烈的不祥气息——王敦如临大敌，端居座上，全身披挂，手执长矛，像一个准备扑向猛虎的青铜武士。
陶侃知道王敦是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虽然内心惊惧，但强作镇定，没有流露出丝毫畏惧。除了王敦和陶侃，在座的还有一些王敦的高参，他们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唯恐陶侃之死会激怒周访，引发更大的动乱。只是王敦杀气腾腾的姿态使他们噤若寒蝉，不敢出言相劝。
王敦一开始确实是想杀死陶侃的，可就在要下手的时候，陶侃的镇定自若令他犹豫不决。他好几次暗中告诫自己不可优柔寡断，但当他拿起长矛的一刹那却又总是莫名其妙地泄气。如此往复数次，陶侃察觉到了王敦内心的挣扎，不动声色地说：“阁下雄毅果断，能裁决天下事，怎么今日反而如此犹疑？”说完就以如厕为由，离开了席位。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王敦做过一个一针见血的评价，说王敦是个“妄人”，凡事喜欢争先，不甘心落于人后，往往为了赌一时之气而不计后果。换言之，王敦是个自尊心过于强烈的人，把面子看得很重。你勇敢，他就要表现得比你更勇敢；你聪明，他就要表现得比你更聪明；你大度，他就要表现得比你更大度……陶侃云淡风轻，气度不凡，如果王敦再下杀手，在气度上就落到了下风，跟仗势欺人的流氓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陶侃当众揭破王敦的心事，表面上是让王敦难堪，实际上是利用王敦好面子的心理争取生机。陶侃这样做也是在暗示王敦的高参——你们的主将已经动摇了，快给他找个台阶下吧。
果不其然，陶侃离席之后，王敦的高参纷纷建议停止刺杀行动，说陶侃和他的亲家公周访犹如左右手，砍断左手，右手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放过陶侃，可以表现出容人之量；接纳忠言，可以表现得虚怀若谷；更为重要的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与陶侃和解也是一个最为明智的选择。当陶侃再次返回席位的时候，公署内的杀气已经荡然无存，突然间的冰释前嫌虽然使气氛有些尴尬，但总体还算友好。当天，陶侃获得了人身自由。不过，王敦没有让他回荆州，而是派他南下出任广州刺史。
回看这场有惊无险的“鸿门宴”，我们难免有些疑惑：陶侃有兵有将，实力非同小可，还有周访的支持。为什么在明知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还是应约赴会，并对王敦的安排逆来顺受呢？
东晋是一个比较缺乏忠臣的王朝。陶侃作为东晋权臣之一，史官对他的评价同样有负面色彩，说他有不臣之心。史官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陶侃对皇权的态度比较暧昧。人是复杂的，陶侃也不例外。对于百姓，他温和宽厚，无论官居何职，在何处任职，他都能善待百姓。然而，官场上的他却是一个精明狡黠的投机主义者，既不是祖逖那种坚定的勤王派，也不是王敦那种目无君上的野心家。他出身寒门，前半生沉沦下僚，在讲究出身的时代几乎没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幸而有贵人（刘弘、华轶）助力，他才青云直上。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成就，也为了施展雄心壮志，他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门阀与皇权争斗激烈的南方，他必须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他可以效忠皇室，但绝不愚忠，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效忠。
杜弢之乱平息之后，长安的晋愍帝派人南下，接管荆州。这个可怜的少年皇帝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江东政权，可事实上江东政权已经自成一体，并不会把他的号令当一回事。况且江东政权内部也有矛盾，王敦正在挑战司马睿的权威，就算司马睿愿意接纳晋愍帝的专使，王敦也不会答应。
所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一切压力就都落到了陶侃肩上，因为当时掌管荆州的就是他。晋愍帝是名义上的皇帝，如果陶侃和王敦站在同一战线，拒绝让出荆州刺史的职位，那么逆贼的罪名他就坐实了。如果他和晋愍帝站在同一战线，那么无疑会得罪王敦，甚至有可能得罪整个江东集团。
就在陶侃左右为难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想把荆州据为己有的王敦发来了邀约，陶侃则正好顺水推舟，离开了各路势力犬牙交错的荆州。对于王敦的邀约所带来的风险，陶侃了然于心，但是与其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毅然赴约何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至于如何化解赴约的危险，那只能寄希望于亲家公周访的鼎力相助，以及自己的临场发挥了。
周访没有让陶侃失望，关键时刻他还是使王敦有所顾忌的。陶侃的临场发挥也很出色，为自己打开了一条生路。南下广州途中，经过周访的驻地时，陶侃前去拜访周访。一见到亲家公，惊魂未定的陶侃就泪如雨下，说如果不是有你做外援，我这次真是连命都保不住。
陶侃南下广州之后，他在荆州的部下依然拒绝放下武器，最后奉晋愍帝派来的专使为荆州刺史，正式向王敦宣战。这已经不是江东的内部问题了，而是江东政权与长安政权的冲突。
广州在当时还是蛮荒之地，也正因如此，与胡骑奔腾的北方和内讧不休的江东相比，这里反而少了许多是非。远离了权力纷争和鼓角争鸣的生活固然安逸，但也容易使人闲散萎靡。陶侃不甘心在广州度过下半生，真正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遗民泪尽的中原。来到广州之后，每天清晨的第一缕曙光还没有出现，他就穿衣起床，把放在书斋里的一百块砖搬到院子里，到了日暮时分又把一百块砖搬回书斋。有的人好奇，问他为什么来回不停地搬砖。他说：“我志在收复中原，怕生活过于闲适，将来不堪大用。”
陶侃不知道的是，他正生活在一个南北裂口不断被撕开的年代。对于他来说，光复中原注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南北再次走向统一，已是两百多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