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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早期人的思维虽然尚处于原始认识阶段，但中医药却不断积累着朴素的经验，并随着语言形成而相互传递着，不断扩展着。医药之经验积累虽然仍在不断丰富中，但由于社会分工产生了职业巫医并不断壮大，医药却成为巫医垄断的专利。随着社会思维方法的进步，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巫的方法论、认识论及其防治疾病的方式，由逐渐动摇到公然决裂，这是中医药惊天动地的一次大进步。这个大进步当然是建立在数以万年计的经验积累与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
关于人体解剖之认识，可惜在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甲骨文的描述而知其大概。甲骨文虽系商周文字，但它是数千年前人们对自身认识经验积累的总结，没有这些积累，也就不会有如此总结认识而形成的文字。体表之解剖认识可以来自不断的观察，造以形象之字以表示之。而头颅骨、脊骨与内脏之心等，如无剖视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形象认识的。下面例举几个有关体表解剖、骨骼与内脏解剖的文字，考其当时造字蕴含的人体解剖知识，分析其认识水平。
头：有多种表示头的文字，如：
、
等。
目：有多种表示目的文字，如：
、
等。
眉：有两个表示眉的文字，如：
、
。
耳：有多种表示耳的文字，如：
、
等。
鼻：有多种表示鼻的文字，如：
、
等。
舌：有多种表示舌的文字，如：
、
等。
齿：有多种表示齿的文字，如：
、
（龋）等。
颅骨：有多种表示颅骨的文字，显而易见是由解剖观察而造出的，其字为：
、
，未经解剖观察，是不会用颅骨之间的纹理表示其特点的。
脊椎骨：写作吕，亦由解剖观察而造出，单靠揣摩是不会有此形象的表示的。
心：也有多种关于心之造字，一方面说明解剖内脏是多人多次而有不同造字者；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除心之解剖认识外，对其功能也有所表示。如
为心字，而
则表示心中有血，
为恙字，示心主忧之意等。
甲骨文中有关人体解剖部位的名称是比较丰富的，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这就为我们探索原始人认识自身的过程与历史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原始人认识自身，除来自十分久远的体表观察经验积累外，确曾进行过人体“解剖而视之”观察，其经验、知识积累既有可能来自人体，如原始社会存在的相互残杀，甚至杀死食用，另一方面很可能来自剖视观察食用动物的知识积累。
生理认识：这比之解剖当更高一个层次。范行凖先生认为：解剖、生理知识的开创人不是医生，而是渔猎时期的劳动者，他引用《尔雅·释鱼》“鱼枕谓之丁，鱼肠谓之乙，鱼尾谓之丙”，特别是篆书、甲骨文中之丁写作“”，乙写作“
”，丙写作“
”或“
”，说明范老之意见很有依据
。范老还认为《内经》之天癸，寓有男子之精子、女子之卵珠等内分泌生理之认识。他认为《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之全，作“朘”，一作“
”，即精液。认为《老子》的这句话，即两性本不知交配之事，但因“天癸至”标志着两性成熟而内分泌腺刺激才有性交之冲动。以下我们仍可通过剖析甲骨文，来探索原始人对生理知识的认知水平。例如：
泪：甲骨文中作“
”。
见：甲骨文中作“
”。
听：甲骨文中作“
”。
嗅：甲骨文中作“
”。
涕：甲骨文中作“
”。
乳：甲骨文中作“
”。
男性生殖器：甲骨文中作“
”。
孕：甲骨文中作
《吕氏春秋》记述商纣王之暴虐无道：“截涉者胫而视其髓”“剖孕妇而观其化”“剖比干妻以视其胎”“杀比干而视其心”“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纣死后“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犹未肯止”。
从这些记载中虽然反映的是商纣之残暴，却也说明中国人在商纣及其以前，对人体解剖与生理已有了很正确的认识。例如，一人善涉水，纣与时人知其与胫之骨髓相关，为了证明竟斫断双腿，观察胫骨髓与常人有何不同？为何能耐于寒冷而善涉；他们为了观察胎儿在母腹之形态变化，竟将孕妇之腹部、子宫剖开，观察胎儿发育变化的情况。比干见纣过于暴虐无道，不怕杀身而死谏，商纣竟怒而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这里一方面说明远在商代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心脏之形态与内部结构已有所认识，同时也暴露了刽子手于此时曾以活体解剖而观察人之心脏形态与动脉静脉相连之孔窍。比干死谏，为何要剖视其心，而不是其他脏器，因其时乃至数千年来，医学家们一直认为心是思维器官，是主宰人体思想、意识活动的，甲骨文的材料说明在商之前的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对自身内脏的认识已达一定水平，尽管其命名与实际并非尽合，但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医学史上从人们认识疾病之始，一般而言，似乎很少认真为其通过研讨而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事实上这个确切的定义犹如医学之定义一样，是很难用短语给予完整科学的界定的。《说文》释疾：“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是说人有疾病时必会依坐躺息，不能劳动而病痛。《内经》：“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给疾病所作的定义是：人卧床不起与有所不安为疾病。这种认识，基本反映了两三千年前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深刻水平。从甲骨文中反复卜问“有病？”“无病？”“病是否为初萌？”“病迁延转移？”“病久久不愈？”“其死？”“不死？”等等。所有这类卜问之辞，清楚表明在殷商及其以前，已经十分关注何之为有病？何之为无病？何之表现为疾病的最初症状？疾病为迁延不愈或转移？为何久病不愈？甚至十分关注疾病之预后，能否治愈不死？何为而死？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医家、病家对深入认识各种疾病病因、病理、诊断、治疗及其判断预后的迫切心情。这种心情之要求是绝非卜辞所能予以正确回答的。我以为正是这些客观的期望，促使医学从巫术中解脱。
其实，甲骨文中有关疾病之文字，生动地反映出原始社会晚期认识与叙述疾病病因与病证的科学态度。尽管甲骨文中所反映的治疗几乎全是求神、问鬼或祈祷祖宗保护与宽恕等巫医之理论，但其表述有关疾病的文字本身，却很难看出鬼神致病的痕迹。例如：
、
：此两字为疒、为疾，形示病人发烧汗出，或大汗淋漓之疾病表征或形象，并不涉及鬼神。
、
、
：此三字均释为疾，形示病人因中箭镞而受伤，为外伤之疾病，病因、体征十分清楚。今“疾”字即由此演变而来。
、
、
：此三字均可释作疫，《说文》演为
、
，释作“民皆疾也”。甲骨造字者将广与役相联结，对叙述之特点意义深刻。虽然疫多被释为鬼神作祟，甚至有五瘟神使疫灾之种种传说，但甲骨之疫字，却借用统治者之徭役（人多难免）予以定位，在造字上也丝毫没有星点鬼神作祟之痕迹。
：此示怀孕妇女因病卧床，为孕妇生病的生动写照。
、
、
：甲骨文中的这三个字也很有意思，前两者为蛊毒的蛊字，后者为龋齿的龋字。蛊，被《说文》释为“腹中虫也”。《周礼》甚至记载有专门管理“除毒蛊”的官员。古文献对蛊颇多论述，蛊，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为蛊；热毒恶气而害人者；毒蛊而害人者；使人蛊惑祸乱之疾；鬼疰、阴蚀虫蛇所伤者；近女室疾者；枭磔死之鬼也……或更认为蛊乃人工培养之毒虫而害人者。虽然也有杂以鬼神使人致病之说，但归结种种认识，主要还是指带有毒物质之虫类、毒药为致病因。例如蛊胀，甲骨文“
”字，虽释文尚有分歧，但认为是腹中有物之形，似无不同意见，有一种意见释为腹内痞结之征。此字很符合《说文》释蛊为“腹中虫也”的观点，而此腹中虫能引致如此胀满，当系后世所讲的蛊胀之病。再说龋字，为齿生虫，龋齿至今在民间仍被视为虫牙。
：甲骨文中之此字被释为“眢”，为目不明。
：甲骨文中之此字，示人以两手抱头之状，似头部剧烈疼痛。
总之，甲骨文通过象形、会意，已对不少疾病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反映了商代及其以前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水平，他们的观察能力与经验总结能力，使之已能比较正确地反映不少疾病的病因、证候。
针灸治疗思想与技术积累：针灸医疗当源于新石器时期砭石之打制及应用，曾有人释为原始人偶然碰伤身体某部位，意外发现人体某疾病或某部位疼痛由此而获愈的经验积累，从而开始在此总结、提高意外碰伤经验，从而主动以砭石刺其某部以治疗或减缓疾苦的互渗实践，自然之砭石从而也过渡到人工的打制。捕猎或战争用的矢镞，也就成为此期最好的由砭石过渡到石针的最佳用针。
在远古时期，弓箭是人类狩猎、作战不可缺少的工具。弓与箭、矢镞组合成为复合工具，是生产工具、武器的一大进步，这是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交替的中石器时期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或较晚时期，骨镞日益增多，特别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恩格斯对人类发明弓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之与不同时期之铁剑、枪炮的发明相比。这是原始人聪明才智的一次集中表现。这一发明改进与应用范围之扩大，也间接促进了砭石、石镞过渡到石针。其发展与改进的动力，是生产与医疗活动的需要。甲骨文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原始医疗技术中的针法与灸法实际。
：释为尹，形象示人之手执针之状。
：释为伊，形象示人之手执针以刺人背部之状。
字，在鬼神观念浓厚，医疗几乎完全掌握在巫医手中时，醫字是以“毉”为特点表现的。而醫字之初文，也就是在“毉”之前，醫字的书写则为“殹”，形象示人以手执矢镞（↑）之形器以刺胸腹机体。在甲骨文中“殹”被造字者作“
、
、
、
、
、
”等形。如此多的甲骨“殹”字说明并非少数人创造了象形的医字，这些不同形象的医字，在形象上虽然大体相似，但手持矢、↑、1，以刺胸腹部位的中心要点则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该医字之创制，几乎都源自原始人用砭石、石矢、石针治病的大量经验积累。还有一种对“殹”这个医字初文的解释，他们认为殹中之左半医为人中矢镞之伤，右半殳为兵器之伤，甲骨文作“
”或作“
”形，《说文》作“
”，示人手持兵器为受矢伤病人进行医疗之状。
“殹”与“殷”有一体二化之解。同样，殷也可作为针刺治病解。殷字之甲骨文作“
”，金文作“
”，均形象示人以手执针刺腹之状。从殷字之释义上看，《尔雅》“中也，正也”，应是治病之中正方法。又“血色久则殷”，殷红与殷作为砭刺原意相关。《广雅》又训殷“痛也”。《尔雅》有病用砭，故“殷殷，忧也”。砭刺治病须周到殷勤。由上引证，也可证殷字之本意，确曾包含有砭刺治病之意。
再让我们剖析一下敍字，敍字在甲骨文中也有多种书写之形象。例如，
、
、
、
、
等，学者训释中多有“本意为锐首有炳之器”，抑或用以为砭针治病。《释名·释典艺》曰：“叙，杼也。杼泄其实，宣见之也。”从甲骨文：不孽，叙。意为：没有恶化，还要砭针治疗吗？还有商器文癸卣有“
”字，学者训释其意虽有小异，但均谓其为病人卧于室内床上接受医疗。所不同者：有的释为医者用按摩器作腹部按摩医疗；有的则认为是用砭针及火进行医疗。从字形所示，作针刺火灸即针灸疗法确似更切实际。
总而言之，3000多年前的古文字反映了史前医疗救治经验。没有如此众多的经验积累并代代相传，绝不会有如此聪明的相关文字的创造，反映了此时期我国针刺医疗技术已相当进步。
关于灸疗法：灸疗之原始恐更为古老，或自然火之应用熟食祛寒除湿，或进而人工取火之进步，即可能被逐渐运用于祛寒除湿，火烧石以热熨，借燃草（艾）以灸疗之。火熨灸疗之法，从其始初之被用以为一种医疗技术，或更富有本能性治疗、救助行为的色彩。
人体受寒，或因疾而寒慄，自然要近火取暖祛寒，故谓其为本能使然，因此认为火熨、灸疗或源于此。为了探索原始人至商时期人们对其认识发展过程，分析我国现存最早之文字，仍然是富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下请允许我们逐字剖析几个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字。
：象形示人之腋下有火灸、火熨之形状。
：象形示四处火灸人体膝关节部位周围之形状，释为灸字。其火灸之形，颇像艾灸炷之状，含义深刻。
：象形示人之两手持有一“
”形物体，学者释“
”为
字，即艾字。《说文》作“
”，释作冰台也，《说文通训定声》注艾作“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乾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可知上古用艾绒作取火者。金文艾字作“
”，或作“
”，可知殷商及其以前用艾，人们对之已有比较深的认识，用以作为火灸之材料，已掌握了艾易燃不易熄灭的特性。甲骨卜辞中治疗疾病也已有广泛应用艾灸的资料记录，例如：
巫妹
（艾）子？卜问是否用艾灸治疗子疾？
丑贞：子又（有）
（艾）？卜问子有艾灸吗？
戊午卜，贞：妻又（有）
（艾）？本月（夕）？……妻
（御）父戊，良，又（有）
（艾）
又（有）
（艾）？本月（夕）？……月（夕）又（有）
（艾）？
以上两卜辞均系卜问妻病用艾灸治疗之情况。
取
（艾）每（母）？
此卜辞之艾母与前卜辞之巫妹，可能均属其时专司艾灸治疗疾病之医者，或巫医，或专管艾灸之小官员。
、
：两字均象形人手持加热而灸熨人背之形状，其熨灸之物似热石，或为示火之燃物，我以为该字可释为熨疗法比较切合实际，熨疗法与灸疗法在上古似无严格之区别。
（甲骨文）、
（金文）：释为燮字，甲骨文字很似手执燃烧着的艾条，而金文所示很像手执燃烧着的针刺向人体。形象示人以灸疗施治，或进行火针刺疗之状。
：训解为
，《说文》中此字作
，仍可看出其渊源关系。
字被释为“热”字的省文。全字形象示人以手持束扎的草炷灸灼人的身腹状，很似《内经》之灸焫之焫字。唐代王冰次注《内经》谓：“火艾烧灼谓之灸焫。”
灸疗法，与人类本能反应自救有关而发展为一种治病方法，看来它可能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最早的医疗技术之一，从其创造灸的原始面貌，也令人钦佩先医与造字者合作，借以表示其认识过程的一番苦心与巧妙之构思。这给我们探索此一历史时期原始人用火、取火，以及用火于人体疾病的防治方法演变发展脉络，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这是中国形象、会意字独具的史料价值。
按摩治疗思想与技术积累：按摩治疗思想之原始，当与人类之本能反射性保护思想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无论人体任何部位受到外来伤害，或因内在疾病表现出来的疼痛、胀满与不适，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呈现出某种本能反射性保护，而这种保护性反射最常出现者，几乎都是按摩一类之动作、手法，如按压、揉、搓、抚、摩……这些按摩动作最初是个人自己的救护，同伴、亲朋也会在有受害者痛苦时，作出相同的反射性保护与救助性按摩。
原始性按摩随着原始人思维之进步，其间的思想方法与认识总结也就会不断进步。语言是开创其经验交流很有效的手段，而文字，特别是中国的象形文字，无疑在解此困惑中独具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般认为即金文之
，于省吾释为“古文殷字，人内脏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谓之按摩术。以甲骨文之字形，其象形示人以病人腹胀满卧床上，医者以手按摩腹部。而金文之字形，无床，只显病人腹胀，腹内有物（或可释为虫蛊症患者）为患，医者非徒手按摩，而是借以按摩器之类提高按摩效果。金文显现出字体简省与按摩技术之进步，符合文字发展规律，也能清楚说明作为原始按摩医疗技术在观察、总结等思想方法指导下，逐步得到了改进与提高。
被释为殹字的多种书写（已如前述），从其字形所示，释为徒手按摩，或持器按摩，也并非没有依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远古之按摩与针灸，在原始之初可能是十分密切的，彼此不甚分别的。
：学者多认为其形象示人以手抚摩腹部之状，是抚或摸字之初文，近又被释为付字，是拊之初文。按《说文》书写为“
”，解释：拊，循也。段注：循者摩也，古作拊循，今作抚循，并有抚也、击也、拍也等释意，视拊为按摩者应是有道理的。
、
：此二甲骨文被释为“抑”字，《说文》中“抑”字书写为
，其渊源关系是明显的。按抑字，有释为按者，而按字又有被释为抑者，其关系示有一定之相关性，这也说明中国在造字之初，对远古流传下来有关按摩相关字之表述上，仍然是多元的，在3000多年前尚未统一。
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个较常用的字，即“
”，被释作“疛”。其形象示人以病人仰卧床上，有医人之手触摸其腹，释之为腹部按摩，即以腹部按摩治疗腹部疼痛之复合文句，不无道理。甲骨卜辞中，既有单拊字出现者，也有疛拊合词出现者，这都为我们现代人了解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学者在造其相关字词时，对医疗技术的了解，表述其确切性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认识水平，提供了相当直接的史料依据。且看相关卜辞中之运用：
甲申卜，争贞：尹氏（氐）付（拊）子？
贞：尹弗其氏（氐）付（拊）子？
辛亥卜，宾贞：
（勿）取臭
（暨）付（拊）？
贞：疛付（拊），龙（宠）？
（勿）疛付（拊）？
（骨）？
丁酉卜，争贞：乎（呼）
，克？
以上7条甲骨卜辞，前3条是单问按摩的，或可理解为无病的保健按摩，其中勿取臭则似为不要薰香沐浴，从而也可推知当时有用薰香沐浴并按摩之保健者；其第四、第五之“疛拊”，则表现了有腹疾、腹痛诸般不适的治疗性按摩；而“疛骨”或可释之为腰背部疼痛之骨部按摩；至于“”似乎很有意义，或能说明当时已有专职之女按摩师。
草药治疗思想与技术积累：草药，准确讲应是植物药。植物药用于医疗，特别作为内服药可能较晚些，其经验之积累与认识作用被人们口耳相传，当始自原始人采集食物的全过程，此类口耳相传而后经古文献记述者十分丰富，譬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更明确指出：“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通鉴外记》还指出：“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农业出现时期，距今六七千年。分析这些追记性论述，其内容确实生动地反映了其时人们在寻求食物、药物方面的认识水平，其经验积累始自实践的真实史貌。同时，不难看出其朴素的思维方式以及强烈的寻求医疗技术的愿望，使之置于与寻求食物以同等的地位。
一代一代的传说如此，现在再让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现见的最早文字的有关内容。虽然在药字的创造上，用食物作为药用以治疗疾病上，其内容在甲骨文中尚不丰富多样，但也能以真实的历史事实、认识水平，确切地反映3000多年前对药、药疗的思考方法。
，或作
：此甲骨文字之释，尚存不同看法，一种意见释为像人卧于床上，以一撮草敷之，或释为灸治；一种意见则释为像病人卧床上，以草药进行治疗，该字应释为药字，当是药字之初文。其实两种意见并无原则之分歧。甲骨文中之两字，皆从病、从木，所不同者，前字象形示人以人卧床上腹部作胀满状，而后者则省去腹部胀满之象形。然其所用草木以敷贴，或施揉抚以治疗疾病者，似无明显之不同。《说文》释药为：药，治病草，从草乐声。甲骨文之
，或
字，则从疒从木，实则与治病草木之意无异。所以，学者释甲骨文中之
字为药字之初文，药是
字的后起形声字。这个文字之演变过程，给予我们研究、理解药起之思维与认识水平以宝贵的启发。以下引用几条甲骨卜辞，借以帮助对该时期人们思维方式、认识水平的理解。
贞：
（有）
（药），龙（宠）？
……不其
（药）？
以上两条甲骨卜辞，都是卜问用药是否可以，或卜问是否可以不用药。
丙戌卜，贞：疛，用鱼？
□□卜，宾贞：……疒，王秉
（枣）？
甲戌卜，贞：
（有）
（疟），秉
（枣）？
疛，为小腹病，卜辞问该病痛可否用鱼治疗，卜辞则同用枣作为药物治疗。
《诗经》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一部民间诗歌总集，其中也曾记述有用鱼类作为药用者，如
鱼、鲤鱼、鲂鱼以及鳣、鲔等。《山海经》不但记述更为确切，而且大大丰富了，总计竟多达28种之多。例如：鯥……食之无肿疾；
鱼……食之无蛊疾；滑鱼……食之已疣；箴鱼……食之无疫疾；鱼……食之不眠，等等。可见甲骨文中所记述用鱼于医疗或保健是有价值的，帮助我们对上古人探索疾病治疗，寻找药物之广泛实践经验总结，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过程，富有重要的意义。动物药、鱼鳞类药在寻求可食性、可药性的认识过程中，在有益经验积累相传过程中，均不乏原始人探寻药用价值思维方法之体现。
关于用枣，在医圣张仲景的医疗经验中，乃至历代医学家中无不重视枣在临床医疗中的应用。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岣嵝神书》资料，生动反映了上古巫医使用枣为人治疟的情况：“咒枣治疟。执枣一枚，咒曰：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优他或优降。或劈火烧之。念七遍吹枣上，与病人食之，即愈。”这段记述虽然晚出，但其内容与甲骨文中用枣治疟，却是那么一致。相信《岣嵝神书》之资料，其原始资料必然来自民俗这个载体，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口耳相传。两相印证，不难推知甲骨文卜辞中所反映的用枣治疟，必是一个源头。
酒的治病思想与经验积累：酒，起源甚早。酒作为一种饮料及医疗用药，约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旧石器时期，酒类之发现尚处于非人工制造之天然酒时期。这种天然酒在晋人《断酒戒》中已指出：“盖空桑珍味，始于无情，灵和陶醖，奇液特生。”又《酒诰》亦称：“酒之所兴，乃至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生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明确指出酒之发现乃出自自然发酵所成，并非人工发酵使然。说明酒是无意中发现自然界野果自行发酵，而后被作为饮料，发展为药用的。而果品、粮食之人工发酵造成酒类当比天然酒不知要晚出几千年甚至万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酵母菌之应用还要更晚。通过原始人的无数次观察、总结和模拟试验，才有可能模仿发酵制出美味芳香的果酒、鬯酒……至于认识酵母，并能造出酵母，则是人工制酒的认识水平与制酒技术跨出了一大步。
《战国策》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当是人工制酒，或已掌握了酵母技术。此期之酒已是一种很甘美芳香的饮料，是故禹才有担心统治者或因贪酒而亡国之忧虑，此时或尚未被用于医疗者。鬯酒，可能是最早用于医疗、尸体防腐处理的药酒。
甲骨文中有：
丙辰卜，贞：福告吴病于丁，新鬯？
鬯酒：鬯，甲骨文有多种写法，如
、
、
等，鬯酒，祭祀所用之香酒，以郁金草酿柜黍为之，所以降神也。显然，已完全过渡到人工发酵之阶段。《周礼》已设鬯人以管理鬯酒之事。鬯字，从
，器也，中像米，则鬯酒为
黍由芳草以煮而酿造者。《诗·大雅》曰“
鬯一卣”。
黍，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芳香条鬯也。条鬯即条畅。由此可知，鬯酒一则用以祭祀神祇、宗祖以求平安无疾；一则降神以求心畅神怡，祛疾除痛，还有则用以洗浴尸体以求不腐技术之一种，这一习俗在《周礼》《礼记》中都有记述。
酒的甲骨文也有多种写法，如
、
、
等，酉为盛酒器形演变而来。《说文》中作
，已与现代字形相当。酒因原料之不同，逐渐有了不同种类，在医疗保健之用途上也日益广泛。其间，自然有着认识上的不断提高，酿造方法上的不断改进。《礼记·射义》在总结前人经验与认识水平时指出：“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再看医字古写作毉，也是医疗与酉密切关系的生动体现。《说文》在释医时指出：“医，治病工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也给人关于酒在医疗上重要地位以很好的说明。所以《内经》视酒为“百药之长也”，“其见大深者，醪醴主治，百日已”。酒之作为药用，或用以助药性，或用以为保健养生，御寒增力等，确实非常广泛有效。而嗜酒成癖，或沉迷酒色，也是诸般祸害之根源。
手术治疗思想与技术积累：在奴隶社会及其以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氏族战争、刑罚是非常残酷的，《周礼·秋官·掌戮》记有五种刑罪，即“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剕者使守积”。甚或砍头、割耳、剖心、剖割子宫视胎等。所有这些刑罚之类，特别是割鼻、断足、割去男子生殖器等，还必须要求被刑罚者能恢复健康，并继续为统治者守护服务，如此，则从一个侧面证明对如此残酷的刑罚，掌戮者必须有较好的止痛、止血技术，对局部解剖也相当熟悉。原始人早期以肉食为主，其炮生为熟，对动物之解剖、切割，必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代代相传，在奴隶社会，屠夫、厨师多出之奴隶，他们对禽兽之解剖多能熟练掌握，所谓后世之“庖丁解牛”即此。战争中之杀戮，某种“食人之风”，以及解牛知识之互渗，或多或少对人体之解剖有其启迪意义。
、
：甲骨文中的这两个字，虽形象略有差异，且刀之部位有左右之别，但均为“
”字。、
为刀。
为男性阴茎，表示了割去男性阴茎之“宫刑去势”。
、
：甲骨文中的这两个字，均释为“刖”字，《说文》中作
，释为绝也、断也。《广
》作去足。《周礼》作断足也。为五刑之一。从甲骨文形象可以看出，特别是后一字所示：为掌戮者手持锯在断其奴隶之左脚。
：甲骨文中该字象形所示，为掌戮者以刀割鼻之状。
：甲骨文中该字被释为颈字。
，甲骨文中此字被释为以刀断其颈者。
：甲骨文中此字被释为以刀取敌之耳。
：甲骨文中此字被释为以斧砍头。
、
：甲骨文中该两字，前者为妇女之孕，后者之象形则示人以掌戮者持刀剖解孕妇之子宫，使胎儿肢解之状。
上述各字，是对原始社会或奴隶主残酷杀戮、残害奴隶的血泪控诉。同时，这些血泪斑斑的文字也告诉我们此期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解剖知识与手术技巧。前曾提及原始社会解剖知识积累，讲过商纣王暴虐无道，《吕氏春秋》记述“截涉者胫而视其髓”，“剖孕妇而观其化”或谓“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等等。由于纣过于暴虐，比干死谏，纣怒而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杀比干而视其心”。所有这些实例，都是在活人体进行之解剖。在此，仅就“吾闻圣人心有七窍”而言，可知远在商纣之前我国学者对人体心之解剖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些认识必然来自大量之实践观察，这些观察的确还是相当仔细的，也是比较正确的。现代解剖证实，人心确有上下腔静脉孔，左右房室孔、肺动脉孔、静脉孔与主动脉孔。心有七窍（孔）之正确认识，至春秋时期之名医文挚，仍以之为据诊断心窍不通之病证。谓：“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治之遂愈。”
很可惜，这些手术都是反映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残酷暴虐，并无以此手术而用于疾病治疗者。甲骨文多为卜辞，也未能以文字分析而能知其治疗手术者。但稍后之记载，还是可以说明一些情况的。举几例以说明：
《周礼》记述周代医学分科中有疡医一科，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很明显外科之分为四科，绝非于西周一时形成的，它必然是西周前数千百年经验的积累，其理论知识与医疗技术达到如此高度，始能有此分工医疗之必要，不可能是空想而成。无此经验之大量积累，也不可能空想出如此合乎实际的科学分科。再就其金疡、折疡而言，显然是由战争、械斗而引致者，其副、杀固然可释为刮去脓血、去除腐肉，但施行手术治疗也是肯定的。《史记》记述黄帝臣踰跗治病以“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联系到《列子·汤问》描述的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二人，因疾换心之故事：“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之神药，既悟如初。”这个手术故事虽然富有神话色彩，其手术之水平被扩大了，但与踰跗之传说等等印证，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手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确曾施用于疾病之治疗。这些手术治疗之施行，也是在人体解剖、止血、麻醉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大多掌戮者，特别是医学专职之疡医，他们通过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知识与技术，通过实践之事不断有所创新，最终形成了如文字创造者所示，如古文献追记下之有关传说与故事，所反映出的手术治疗思想与经验积累。同时也反映了一代一代人的手术思想、认识水平接近实际，以及他们思想方法的进步。
有趣的是，我国山顶洞人有一个女性头骨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后长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的穿孔，按其骨质可以肯定为生前所作，这显然是原始人治疗其脑病所施之穿颅手术遗留下的痕迹，绝非外伤打击所能形成者。青海柳湾1054号墓出土在颅右顶骨中部，有新石器时代曾做过穿颅手术的直径7毫米的整齐穿孔。1995年，山东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土35—45岁男性头骨，其右侧顶骨靠后部有一个直径为31mm×25mm近圆形颅骨缺损。经中央、山东有关专家研究与实验研究观摩，一致确认为“是生前开颅手术所致”，“距今已有5000—5200年”，“该例为开颅手术后长期存活之标本，为中国5000年前实施的开颅手术”
。拔牙手术在远古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医疗手术，从骨化石中可见，在甲骨文中也较多记述：
甲子卜，殻贞：王疒齿，佳易？
甲子卜，殻贞：王疒齿，亡易？
贞，其
（有）
齿，若？
贞，
（祈）氏（氐）之疒齿，鼎龙（宠）？疒齿，龙（宠）？
第一条卜辞是卜问王疒齿是否拔除，第二条卜辞是卜问王疒齿已拔除，第三条卜辞之
字为系字，指以细丝系齿拔下之意，第四条卜辞之
为祈佑，氐为致送，之为出，即祈求送出病齿，亦为拔掉病齿之意。
甲骨文中还有正骨手术之痕迹可寻。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骨折之诊断，但骨字、折字已经出现，而对骨关节脱臼已有叙述，并有了复位手术。例如：王
佳
（有）
？乎（呼）。
？按甲骨文专家研释：
为肘之初文，
即纠字，有正也、合也、缠结等意。由此可知，该卜辞为一肘关节脱臼纠正之复位术记录，推测商代对骨关节脱位已能做手法复位手术。
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驱疫与防病思想：
、
或作
：甲骨文之形象似一手持帚，一手持畚箕，作打扫卫生之状。远在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已十分讲究装饰之美，美与清洁卫生是密切相关的，环境美洁必然对人体健康产生重要的保证作用。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思想认识，指导着原始人群乃至殷商时期人们的环境卫生意识。
：甲骨文被释为盥字，其形象示皿中洗手之状。盥字说明远在商代及其之前很久，人们已十分重视保持手的清洁卫生，这显然对预防肠道疾病有着重要意义。
：沫字，其形象示人以手在皿中掬水洗脸面之状。这是远古人们注意个人卫生的优良传统。
：
字，洗发、洗头也，释为沐。远古人之个人卫生注意到洗头、洗发是一大进步。这一进步自然与人们讲究美容与保持清洁相关联。将洗头发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显然与河浴带给人们的舒适感启发密切相关，经过无数次实践的感受与口口相传，逐步形成了原始人群的共识，形成了卫生习惯。
：湔，洗也，其形象示人在皿中洗足之状。洗足虽然尚不如洗手对饮食卫生那么直接相关，但在甲骨文中已造出湔字，以强调洗足，更能说明商代对个人卫生的普遍重视，也是很有意义的。
：温，此字象形一人在浴盆中洗澡之状，释为温字，还有将水加温沐浴之意，即温水澡。
或有认为殷商时期不但已经形成洗面、洗发的习惯，而且对洗面、洗发之用水还有着特别的要求，例如强调用潘，即用淘米水以增加光泽美观感。更或强调以“汤”（热水）洗足，这种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一直一代一代地传承着，是我国人民远在原始社会晚期至殷商时期，对讲究卫生、预防疾病所作的一次重大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殷商及其以后，更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科学的继承发扬，从而对保持人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大傩与巫术驱疫思想：前已述及，巫之产生是社会进步，一部分人可以脱离体力劳动而转为知识领域的探索。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人们虽然逐渐脱离愚昧而开始探索为什么的时代，万物有灵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山有山神，河有河神，疾病自然为疾病神所掌控，瘟疫之病乃瘟神所为。既然疾病与瘟疫均有神祇操纵，由他们降给人们疾苦灾难，很自然在互渗思想方法指导下，产生祈祷、咒禁……之仪式，以求有关神祇之保佑和免于疾病、瘟疫之灾难。这种“医疗”或寓有“预防”之祈祷方式、手段，曾在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间居于主导地位，但这样的“医疗”模式并未完全取代朴素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人们对非药物医疗技术与药物治疗经验之再认识，甚至在巫神医疗中也往往有着与药物或非药物治疗的合并应用。例如：《周礼》“女巫掌岁时拔除衅浴”。郑玄注“岁时拔除，……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甲骨文确切反映了商、周时期或其以前的有关状况，譬如甲骨文之“
”字，我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之为“小疾臣”，小疾臣即商代专管疾病之小臣，或即小巫。当统治者感受疾病时，就会令小疾臣通过占卜以问神祇、祖宗……寻求卜知吉凶或可否得愈。一般均期望通过占卜以求得愈，但也不乏卜问可否用按摩、艾灸等非药物方法治愈，或问能否用药治疗之。远古人类稀少传染病流行并不频繁，所以流行并不十分严重。但只要瘟疫流行，必然造成比一般疾病严重得多的杀伤力，也最易引起人们的恐惧，也最易将其病因归之为神鬼的役虐作祟，所以按当时之认识水平，在统治者圈子内几乎完全采用卜问、祈祷的方法，寻求疾病之治愈或免除瘟疫之降临，也就并非不可思议。
大傩是远古祈求神祇保佑健康不病的诸种仪式之发展，在统治者认识与思维方法的指导下，逐渐形成规范化制度，每年在一定时间举行大规模驱疫活动，其时间多在每年瘟疫最易流行前的冬春间举办。《周礼》对傩之记述：逐疫除不祥也；《说文》谓“驱逐疫鬼也”。所谓大傩，通俗地说就是巫师组织舞乐、享牲等活动讨好神鬼，使其不祸祟人们。《后汉书·礼仪志》总结前人大傩仪式甚详，足为范式者：“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入鼗。方相氏黄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
，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穷奇腾根共食蛊……持炬火，送疫出端门……设桃梗、郁儡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此举可谓举国上下以求健康无瘟疫之大典，反映了商、周前后相当长时期对疾病、瘟疫病因的思想认识及其对策方法。燃放爆竹之习俗，也即源于驱除疫鬼之仪式项目。前者以舞乐享牲媚神，后者则以爆竹巨响之声恐吓疫鬼恶神。
中医学思想之萌芽，亦即中国医疗保健由愚昧不知之原始状态到人们有了思维认识，从而对客观事物产生了探求因果的要求，从万物有灵、联系互渗到对疾病归因于鬼神作祟，导致对鬼神之献媚或恐吓以求免除灾害与疫病之办法频出，对抗或者顺从祈求免除其疾病或瘟疫灾害。如此原始思维方法，虽然对客观认识水平较低，但其探求未知之意需加肯定。
从理论上讲，巫产生之前人类对疾病之认识虽然十分低下，但克服自己疾苦的尝试，本能反射经验之总结，必定是数十万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过程，才逐渐过渡到巫阶层的产生。巫医随即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他们的理论概括，使鬼神观念主宰了病因的解释与占卜疗疾方法之扩展。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使朴素经验的积累、提高受到了遏制。但从上述史实分析，遏制是存在的，这些思想方法虽然未能得到如同神鬼观念连篇累牍地提供给后世，但从早期神话传说故事中，从朴素经验的积累中，尚不难被识别、被分析而面后。
民俗、传说故事，甚至神话仍是原始医疗思想方法之认识的珍贵载体，是认识原始人医疗思维不可缺少的知识源泉，特别是我国独具的象形文字。因为，这些民俗与文字是多少万年前的经验传承与认识性总结。否则，是不会有商周的认识水平。总结其发展过程，原始人在医疗实践中，已逐步掌握了原始直观思维、推理判断思维、取象比类思维和相对对立及格致穷理思维能力。例如对病因的分析，不单重视鬼神，还重视伤折脱臼……对治疗不单重视祈祷占卜，还应用了按摩、热熨……这些都反映了原始人思维方法的进步。当然，这里所讲的原始人已初步掌握的种种思维方法，也只能是原始思维方法，与现代的这些方法还是有着原则的质的差异。中国原始社会人们在探索人体生理、解剖、病理以及认识疾病、防治疾病中，表现出了出色的认识论、方法论。
（李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