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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客观存在的，是什么原因或什么条件促使原始人去观察与认识，这是研究原始生死观与疾病观的重要课题。
人类早期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还处在神秘互渗之概念中，认为自己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乃至山、石、土、风、火之类一样消长，这种荒唐的认识，却正是后来自然哲学医学观产生的基础。
人之所生，从何而来，当原始人观察到人之生系自男女交媾，故有男性生殖器崇拜之产生。在肉体生命与灵魂方面，对其所生之源，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传说故事，其认识虽有观察猜想，但基本上属于神秘互渗思想之推断。例如，《诗经·小雅》中“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的意思是父亲给予我生命（灵魂），而母亲给予我肉体并加养育。这种推断以其长期观察与经验总结为基础的。另一类对人之所生就完全出于神秘互渗思想之推演了，他们认为人之始生源自卵生，如认为简狄吞卵生契，禹、后稷娩出为卵形等等，这或许与观察恐龙、巨大鸟类之卵生而推演有关，借以宣示其生之非凡。卵生之思想认识甚至演化为求子送蛋的民俗至今流传民间。陕西有民俗：送红蛋以求送子娘娘，并口念祷词，“手捧金蛋入房中，王母娘娘下凡庭，贵子送怀中，定心定心。”求子妇女红蛋抱于怀中，并答曰：“多谢娘娘恩宠。”反映了原始人对人之生源于卵生的认识，并一代一代相传成为民俗之一种。
人类早期对死亡现象由毫无所知的状况，向着逐渐有所认识的状况前进，此刻当系人们有了原始思维之后，对死亡从观察中逐渐形成了认识，其认识之启蒙当与观察、总结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生之死的现象相连接，即形成“神秘互渗”之思维方式，扩大对自然界诸般生物生生死死的联想、互渗，以形成对人的死亡的原始认识。
人的生，有肉体，有灵魂。人的死，自然也包含着肉体与灵魂。在原始人看来，肉体可以死亡、腐朽，化为灰烬，但灵魂是不死的。他们认为，人肉体死亡之后，其灵魂约有5个归宿，即：回老家、升天、安息九泉、转生投胎、游魂在人世间。因此，回老家之说，促使人死外乡者，多愿“送回故乡安葬，入土为安”；升天之说又叫“归天”，此多为帝王将相之有功德，或一生潜心修炼者、贤者，死后予以神化，乃为升天、归天；安息九泉之下，俗称黄泉路上无老少，多数正常死亡的一般人死后多数都是走这条路；转生投胎，人死后其灵魂转投孕妇之胎而再生；游魂，多指横死恶鬼，或屈死冤魂而转生无着游荡不定者。
上述种种不死的灵魂，往往成为原始人在神秘互渗之联想中概括出来，又从中设想出用以为解释死亡之原因、生病之原因等，借以自己恐吓自己，从而形成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观念。
鬼魂之最为人所不齿者，为恶鬼，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凶神恶煞。在古代活着的人几乎无不对鬼魂存在一种畏惧心理，这些原始社会一直流传下来的生死观，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甚至为其所制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死观、疾病观、医药观等，这也是在此简述原始人对生与死认识过程的原因所在。
原则上讲，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疾病。但就认识疾病、探求病因以求治疗疾病，则要晚许多许多时间。在中国，对疾病的认识，最初大约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出于实际观察的写实；一种是出于万物有灵的神秘互渗而推演的鬼神致病论。
观察写实疾病观：今天我们能有确凿依据者，当仍显现于先民有关各种疾病的文字创造上，这些疾病“字”的创造，生动地表现了原始社会晚期学者求实的思维方法，以及对各种疾病病因、症状的认识水平。例如：
“疾”字，甲骨文作“
”，或作“
”“
”，有多种书写，
、
为床，
为人，
表示汗滴。但归根到底，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的形象，或认为那些点滴为血或其他分泌物。这就代表了原始人对“疾”之认识，以及其对“疾”病状之形容。金文在甲骨文基础上，由
发展演变为
，《说文》中小篆的“
”，便形成了后世对疾病的总称。
关于外伤致疾，甲骨文写作“
”“
”，
、
表示人体，表示箭镞，前者表示伤腹背部，后者则指示箭伤腋下部。此字正是原始人对“疾”的生动描述，即“疒”字头，下为“矢”镞而构成疾字。《说文》作
两相结合考虑，原始人对构成疾病的病因、症状已有了相当客观的描述，充分说明他们在此认识水平上已表现了客观的观察、分析能力，并有了很出色的表达能力。
再如，“
”“
”两字的上半部鼻字，下半部为从鼻孔中长出的肉赘。一个字就生动形象地论述了“鼻息肉”的疾病特征。
还有，“
”字，即今之龋字，造字者在前人认识龋齿是由齿内生有蠹虫所致的基础上，才能造出该字，认识龋齿之疾病观、病因观，并没有半点神秘鬼神观念之影响。
还有，“
”字象征腹中有物，以示人腹部痞结胀满之症状。这一字之造出，至少说明远古医者对腹部胀满之疾病不但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观察，甚至分析研究，很可能还进行过仔细的腹部扪诊检查，否则不大可能造出腹内有物、有虫（蛊）的认识。如此生动例证还可举出很多，说明中国人在原始社会晚期对疾病的思考能力已相当进步，而且已有了综合分析能力。这些字从目前发现是殷商时期的，但其积累过程应当是在殷商之前很久远的时期，当比此类字之通行应用，不知要早多少个世纪。通过分析、辨认这些字，可以肯定这些字的创作，仍然浓厚地保持着客观观察各种疾病的朴实态度，很少沾染鬼神疾病观。
自然界的天灾人祸与疾病之发生，随着生产之扩大与人们交往之逐渐增多而增多。在原始人面前，对其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除了上述种种比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在人们的观念、经验积累、认识水平提高，而慢慢将其认识表现在创造语言文字上，这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与宝贵的依据。但是，必须指出，有许许多多疾病、痛苦，是非原始思维所能客观实际地认识的，特别是巨大天灾造成的伤残死亡，疫疠的流行造成同样疾病证候下大量人员伤亡的现实，他们面对这些残酷的局面，万般无奈，只能归之为“天意”，鬼神作祟，或祖宗作祟……这就逐渐强化了鬼神致病观的理论认识，在这一思维方法引导下，致人疾病、疫疠及伤残的种种神祇、疠鬼、恶魔，不知有多少种名目，这在各民族、各地区的神话传说中比比皆是，在此，没有必要一一予以介绍，但以疫疠为例，由西王母之“司天之疠及五残”，演绎而为“五瘟神”，即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以上五瘟神主管一年四季之瘟疫流行，还有颛顼为“疫神帝”，其三个儿子死而为疫鬼等等，名目繁多，无非均能使人病疫而大量杀伤之。这些疫死之鬼魂，以及非正常死亡之凶神、恶鬼，也要在人间寻找替死者，借尸还魂，这就形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鬼魂世界。这种鬼魂世界当源于社会生产发展而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分离出来之后，巫阶层对如此生生死死，疫疠流行无能为力，在求因中逐渐观念化而形成的理论认识。因此，对诸般传染病的病因，都认为是瘟神、疫鬼有意向人们降临的。对不同季节不同传染病，也都通过神秘互渗之思维方法，想象安排出各种各样的神祇鬼怪作为其主宰，从而完成鬼神疾病观的理论，一种完全虚幻的理论。
原始人在大自然千变万化及人们生老病死莫测的生活中，他们强烈感受到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够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在操纵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包括人们的生老病死。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就成为他们认识人世间一切生生死死与相互间关系的理论指导与依据。人的生老病死都有神祇主宰，或鬼魂操纵，是为原始人解释人们生老病死原因的基本思维方法与理论。在这一思维理论指导下，人们所做的就是去区分鉴别该人生死病因是来自何方的神鬼，或是何魑魅魍魉，或是何祖宗作祟，或是何鬼魂作凶……由此产生了巫医并进而成为医疗疾病的主力。
现今社会已经进步到，人们只要提及巫，就会自然地认为是腐朽没落的非科学的。然而在原始社会，巫之初生则是一股进步力量，是由体力劳动逐渐分离出来最初的知识分子阶层。巫医较之更原始的人类医疗活动来说，其明显的特点是，真实地开创了将人类疾病及其生老病死现象，作为其探索的对象来认识，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神秘理论体系，解释各种病因及其发病之间的因果关联，并用巫术的方式，或“操不死之药”去控制它、治疗它，甚或是预防它。医字，在其时被书写为“毉”，可知医在其时的主流。从这种意义上说，将巫医比喻为原始社会的“科学”，而非“迷信”，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人类医疗发展都必然经过的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认识发展，否则就会割断历史，割断对人类疾病的认识史。
对巫医及其医疗的记载，名见经传的如《山海经》所述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世本》中也记有“巫咸，帝尧时医，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韩诗外传》中称“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踰跗治病，不以汤药，搦木为脑，芒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
巫医虽然“皆操不死之药”，亦即继承了原始社会人们经验积累之药物知识，但皆因其病因上之认识，决定了咒禁、祝由之治疗方式，大傩驱疫，必属首选之缘故，真正能由此而治愈者甚少。其发展及认识上的进步，对巫之能治病的认识逐渐发生动摇，司医之巫开始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