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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始人化石的发现，已有50万年前的北京人，70万年前的蓝田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最近又发现200万年前的繁昌人，雄辩地说明中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中国原始人语言、思维、意识、观念的产生，是与其物质生活活动、劳动、物质交流等实践密切相关的。
“北京人虽然已经摆脱一味盲目适应环境的动物本能状况，对自己的行为的目的性有了一定的自觉，知道使用不同的石器工具能得到不同的效果，甚至知道使用和保存天然火种，烧烤兽肉以熟食，或用火来防御猛兽侵袭。但是，北京人的思维水平，还只能说是走出动物界不久（或是超出古猿不久）的原始人的意识。”
人类学家研究认为，北京人平均脑量约1059毫升，大于现代猿脑量415毫升的一倍以上，只有现代人脑量1400毫升的2/3。根据其下颚骨、牙齿等之特征，认为其“语言音节简单，表达意愿仍需借助手势和动作、表情”。
虽然已能思考，但思考的对象往往离不开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他们尚不具有概括能力，不能推断周围或较远的事物。或认为其思维约相当于婴幼儿的“感觉动作思维阶段”。
山顶洞人距今约两万年，脑量已与现代人近似，下颚、牙齿已失去北京人的特征，说明其语言、思维能力明显提高，这与他们生活、劳动和工具创造有关。在装饰品方面可以制作出相当精美的物件，其钻孔、刻纹、染色已十分精细，说明山顶洞人已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有了相当的创造力。砭石、骨针虽然还主要用于生活、生产，但已过渡为医疗保健工具。
灵魂观念已经产生，生老病死现象已引起思考，原始人思维逐渐进步，认识自然的最初意识，形成了“万物有灵”思想，把自然界的生生杀杀、灾害疾病都归之于神秘的自然力的支配。原始人的思维通常从自身体验与主观感受出发，用自我类比去比附和想象这种神秘的自然力，并用以理解或释疑万物的多样与变迁。万物有灵就成为其时最高的思想，通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这种思维方法指导下，万物有灵、图腾崇拜、鬼神观念逐渐成为人们解释自然的主要思想方法。生老病死均被视之为上天的安排，其苦痛也就依靠祈求祖宗、鬼神、上天予以解脱，并逐渐在此认识与思想指导下，运用着原始的保健经验积累与祈求上天的方法，谋求胎儿的顺利诞生与健康，疾病的康复。
从中国原始人体质与脑的进化来看，先是四肢骨骼关节的进化，然后才是头颅的进化，也就是原始人体力劳动先于脑之运用，思维活动较肢体劳动滞后，北京人化石对此规律反映得尤为清楚。这说明北京人已能自由运用两手，若将北京人与蓝田人、元谋人作一番比较，则更能说明原始人进化的特点。
北京人的股骨最小直径部的左右径大于前后径，此与猿股骨相似，而与现代人相反。然其大小、形状、比例、肌肉附着点等，则与现代人相近。据研究北京人身高男约162厘米，女约152厘米。现代中国人男高168厘米，女高160厘米；山顶洞人之体质有所发展，男高约174厘米，女高约159厘米；半坡村人男高平均169.5厘米；大汶口人男高平均172.26厘米。从身高来衡量，中国原始人与现代人相比并不很矮。
根据面部骨骼与肌肉附着点及脑壳形状分析，北京人已有了语言能力。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认为，“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语言看得过于简单”。确如所言，北京人用火、控制火的历史已经很长，吃熟食的生活经历也很久，这对促进其智力发育、思维能力与语言等，也是可以肯定的。北京人头高97.4毫米，比蓝田人（87毫米）显著高起；颅骨壁厚为7—9.9毫米，也比蓝田人颅骨壁（16毫米）要薄得多；下颌角前倾58—63度，比蓝田人（前倾55度）也已见收缩；鼻子、颧骨、嘴、下颚等均较蓝田人进化。山顶洞人的短颜面、方眼巢、高颧骨、广下颏等，更接近现代中国人。
中国原始人思维之发展，主要从脑容量的发育增长可以看出。古猿的脑容量平均为450毫升，北京人脑容量平均为1059毫升。而蓝田人脑容量平均为780毫升，但山顶洞人脑容量平均则增至男1500毫升，女l380毫升，已与现代人脑容量1300—1500毫升一致。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之发育、增长与其思维、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这从他们的阶梯性增长已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重要的还要看其脑回、脑沟及脑细胞等之发育，才能作出更科学的结论。
在中国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生活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用火之灰烬。火的应用对人类进化意义巨大，是人类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并最终将人与动物分开。火的应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的健康保障及自身的进化，提高了人类体格与大脑的思维能力，并最终从自然火的应用，逐渐过渡到保留火种与人工取火的发明——钻燧、钻木取火。据研究，北京人时代已能人工取火。《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使民熟食，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由茹毛饮血过渡到熟食的历史时期。钻木取火之发明，虽然有其偶然性，但离不开经验积累与思维方法的进步。炮生为熟不但使食物易于消化吸收，更能为人体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有着重要的营养价值。
陶器之创造直接源于应用火之启发，从而改善了熟食的器物条件和方法，使食物结构也在不断变化。除肉食、野果等大自然所给予者外，原始农业已有黍、稷、麦、菽、麻五谷，还有稻。从而使中国人食物发生了变化，逐步过渡到以植物蛋白为主的结构，这对中国人的体质、体格、智力发育不无影响。副食也日渐丰富，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与之密切相关。凿井而饮，比饮用河湖水的卫生条件大大改观。饮开水与饮茶，更是中国人思维方法进步，善于总结卫生保健经验的一个生动的例证，据《茶经》追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或谓“以茶解日遇七十二毒”者，这一发明既与陶器之广泛应用相关，也与原始人寻求植物类食品不可分割，煮茶是原始社会末期中国人一次杰出的创造。
酒的发明，一般认为始于果酒，由含糖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用五谷酿酒，其历史可推至7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因为那时已有粮仓贮存
。《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其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可见酒之发明也是来自自然发酵之中国原始人思维与经验总结。此后酒之种类在原始社会由于耕作进步，余粮日丰，制酒经验不断总结扩展，能用以酿酒之原料也多，酒的种类及用途也逐渐增加，《内经》强调“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酒为百药之长”，可推知酒在原始人生活与卫生保健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甚至，造医字者，也把“醫”从酉，以肯定其医疗中不可缺无的历史过程。
中国原始人类居处最初栖息于大自然洞穴或树穴之中，尚谈不到建筑居室，其意识尚存有防风雨、避寒暑的本能，与动物还不能明显区别。原始人的思维进步，经验总结能力的提高，洞穴的改进，树巢的改进，使之在居处方面与禽、兽的利用自然洞穴等逐渐明显区别，主要表现为原始人已有保健卫生之要求，经验总结能力提高，促成人类居住条件的改进。
由于原始人类思维的进步，由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改善居住条件以适应防兽害、防风雨、避寒暑、除潮湿等保持健康意识之增强，栖息自然洞穴、树穴之居处，一步一步改进为干栏式房屋、半穴居房屋，进而发展为接近现代的房舍、殿堂、厅馆。《韩非子·五蠹》总结了原始人思维进步与经验总结改善居处方面的进程，指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这是中国原始人为求改善居住条件而创造建屋的生动写照。
河姆渡遗址是约7000年前浙江余姚的民居，已是技术水平很高的干栏式建筑遗迹。房屋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锲口密拼，这说明建造者有了科学的设计知识，并达到成熟的技术水平，他们的思维能力、总结前人经验并予创造发扬的思想方法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与这座建筑遗址同时发掘的还有大量生产工具如农耕骨耜、生活用釜、钵、罐、盆等黑陶，大量稻谷及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也证明此时之中国在居住与食饮等生活保健方面的先进水平。
约同时期的北方，原始人类也逐渐由自然洞穴走出，建造半穴居以改善居处卫生保健条件，进而设计创建卫生条件更佳的大房屋。这种大房屋遗址在陕西、河南、甘肃等都有发现，可见在五六千年前已较普遍为先民所享有。例如，河南洛阳王湾大房屋遗址，东西长20米，南北长10米，残缺面积已达200平方米。西安半坡村大房屋遗址，东西长10.5米，南北长10.8米，此建筑虽不如王湾大房屋大，但在这座120平方米的建筑内，设有4根立柱，西边分隔为三间居室，只占总面积约1/3，东边2/3约70平方米是大厅，中间为火坑。三间居室之中间一间较大约15平方米，其两旁之居室较小，约10平方米。上述结构之设计建造表明人们已经掌握了建筑的基本奥秘。他们为了防野兽袭击，并如同洞穴能保持夏凉冬暖，加固大房屋周壁使墙体厚达90—130厘米，他们为防潮湿、御寒保暖、美观舒适，对屋内地面、内壁涂以草筋泥，并经陶化处理，使居室的卫生要求，均已有了较好的保证。没有经验总结、比较，没有思维方法的进步，这些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改进是不可能的。
在讨论原始人疾病之前，先看看他们的寿命。判断原始人寿命的唯一依据是发掘的骨化石，这些化石能被发掘和有幸保存至今，是有极大的偶然机会的，因此提供的统计论断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参考。据研究，元谋人只见有两颗牙齿，其咬合面磨蚀程度小，不平滑，证明其寿命短，年龄较小时即夭折；北京人共有40多个个体化石，测定38人，有15人死于14岁以下，3人约30岁故去，40至50岁者有3人，活到50至60岁者仅1人，其平均寿命仅20多岁；山顶洞人共有7个男女老幼化石，60岁以上男性仅1位，两位妇女只有20至40岁，其他为两个小孩、一个少年，平均寿命与北京人无明显差异；新石器时期的人均寿命已见延长，平均可能超过30岁。半坡人成年死亡者多达30岁左右，但小儿瓮棺较多，平均寿命可能比以前下降。
原始人寿命，据以上很局限的资料推知是较短的，虽然并非完全反映实际，但原始人寿命较短可能是实在的。原始人生产能力低下对大自然变幻莫测的灾害防御能力有限，易受到猛兽的袭击，部落之间时常斗殴、战斗，甚至自相残杀等，这些都是造成原始人寿命较短的原因。
疾病是造成原始人平均寿命短的另一重要因素。北京人头盖骨留有生前打击之痕迹，山顶洞人有骨折外伤的痕迹。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曾提供一个女性头骨，其左侧额顶骨之间，有一个前后长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同时其头骨也多处破裂，如此严重的头骨破损，竟有生前愈合黏连的痕迹，说明这位女性死因并非尖锐器外伤之直接结果，而是愈合过程中或愈合后出现并发症而死亡的。山顶洞人7个骨化石中竟有一具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显然因难产而致母婴俱亡。原始人骨上发现带有野兽咬伤、骨镞箭伤或带有多枚石镞者并不少见。此外如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病灶、骶腰椎变异和众多的齿病，以及婴幼儿高死亡率等，都说明疾病是造成原始人寿命较短的重要原因。当然，生活、饮食等条件也是相关的因素。
可以想象，原始人早期之思维还很幼稚时，对生老病死可能尚未有任何思考。随着思维能力的进步，为什么生？为什么会有痛苦折磨？为什么好端端的人会死去？这样的思维促成了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对外伤的防护，对病因的经验总结乃至形成鬼神的崇拜，对尸骨的善待和祈求灵魂不死，对生活居住环境的改善及原始保健卫生之讲究等。人体的伤痛疾苦或发自外部者，其因易识，或有发自内在者，其认识与经验总结则更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在原始人思维发展的过程中，由不自觉到半自觉经验感受，到自觉总结前人的种种感受与经验认识，又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具体联系到对伤病防治之认识，特别是对实实在在有效经验的总结，则更当经过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发展。例如，《吕氏春秋·古乐》所追述：“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应当说这是原始人防治因严重潮湿引致腠理滞着、关节不适、肌肤重膇等病证的一次天才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