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中，中医学思想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甚至可以认为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这次，我们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被动的。
其实，类似课题的重要性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认识到了。那时，我曾受中医研究院领导的委托，赴大连参加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召开的“自然界辩证发展研讨会”，会议就如何编撰这一大规模学术丛书进行了讨论与说明。这次会议上，我代表中医研究院接了《中医学辩证发展》的编研任务。不料此项重要的工作，刚刚起步，仅作了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就因“文化大革命”而被长久地搁置了。20世纪80年代中，我的朋友，中医学家，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欧阳琦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我同住一个客房，闲谈中议论到中医学思想史很值得研究，我们很自然就得到了共识。可惜我当时正忙于中医药学大、中、小型系列辞典的编纂工作，尚无暇顾及思想史研究工作的落实。欧阳老因政务、诊务繁忙也未能深入研讨这一课题，直至他心怀遗憾过早仙逝。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选择了《学科思想史文库》这一课题，并特聘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副院长为总主编，分工负责自然与社会两大学科思想史的编写。他们邀请我承担自然科学卷之一《中医学思想史》的主编工作，我虽然有上述经历与思想活动，但出于对自己学术专长与知识结构的自知之明，不敢贸然应允。因为我虽然学过西医，又学过中医，从事医学史研究数十年，但对哲学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这是真实的思想，在这一任务面前感到困难重重。因此，我真诚地希望他们另选高明。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此项任务十分重要，应当有人牵头，发动学者精诚合作去完成。我表示自己乐意承担部分研究任务。不料数月之后，现任中国科技馆馆长、时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渝生博士以编委会（筹）秘书长的名义找到我，称：“经研究，《中医学思想史》由您主编最合适，请勿再推辞了。”我正是在如此矛盾的心情下走马上任了。
工作一开始，便不是很顺利，全书的提纲设计便历经整整的两年时间，稿凡七易。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提纲的过程中，与众多的专家及编委进行探讨，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进行此项课题研究之前，弄清两个理论性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学思想史应该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即中医学、中医学思想、中医学思想史，三个概念的层面关系是递进的。那么，首先必须界定的是，什么是中医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为“中医学”所做的解释虽然不能十分令人满意，但毕竟是集中当代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与临床家的共识完成的，是20世纪的权威——“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部分为中医学，是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并在中国古代文化——天文、地理、物候以及阴阳五行等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科学”。
其次是“中医学思想”。粗略地说，思想是世界观，是主义，是信念，而中医学思想则专注于作为中医学研究前提的自然观、社会观及方法论，亦即确立怎样的研究对象和如何把握对象的方法，包括影响和指导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以及中医学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原理、原则等等。具体来说，包括中医学的生死观、疾病观、健康观和各种中医学说等等。中医学思想的发展必须要有载体，因此，谈论中医学思想，离不开中医学家、学派群体，肯定会有主线旁支的交互与嫁接，正反面的影响与对立。
接下来“中医学思想史”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思想史就是世界观的历史、主义的历史、信念的历史；中医学思想史就是影响和指导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以及中医学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的发展历史。作为一项史学研究，并不是史料与相关理论的简单罗列，而应该以中医学发展的史料或理论为基础，通过哲学思考和概括，总结该学科理论创造过程中的思想轨迹、认识规律与逻辑过程。总的来说，中医学思想史要以阐释中医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主线，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医家们在认识人体、认识疾病、防治疾病、增强健康、延长寿命等等活动中的思想智慧，其叙述的重点是医学家们的医学认识论、医学方法论和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必须探讨历代医家在同疾病作斗争中通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如何从感性认识飞跃为理性认识；又如何形成一家之学的观点与看法，进而再逐渐形成学说、学派与理论演变，并有效指导中医科学的继续发展与进步，或是产生着相反的结果的历史。思想是无数认识点，多倾向有一个个体局限，或是一个局限问题的某种论点；然而思想史则应当是相对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思想脉络，即由点串联出的线索，应当能够看出中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思维方法、学说与学派、理论等的创立、发展、演变的思想发展轨迹，或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可遵循的客观规律。
概念在理论上进行限定的问题似乎比较容易解决，而事实上，研究范畴的把握远不是这么简单。什么是影响和指导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什么是中医学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原则？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有关中医学思想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开始比较晚，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方较明显地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文章面世。如早期的有金尚德的《试论〈黄帝内经〉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天津医药杂志》1962）、王义明的《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广东中医》1963）、邱仁宗的《1963年国内医学哲学问题论文评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才真正发展起来，公开发表的论文也很多。但大多是从现代视域出发，将中医学思想当作一个体系已经比较稳定的对象，去探讨它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特色与优势等等。当然，相对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学者的工作任务来说，这种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历史学者的工作与此却颇为不同，史学研究中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动态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构活动者所遇到的问题的情境，以使活动者的行为适合于问题情境，从而达到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具体到中医学思想史的研究，医学史史料甚为丰富，而有关医学家的哲学思想、世界观、思维方法、认识论、方法论的资料却十分缺乏，给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研究者就必须将各时期的中医学理论放在各时期的具体环境中，去分析其哲学思维与方法论。研究者不仅要了解某一时期有哪些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医家，或医学流派，他们提出了什么理论，有什么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仔细地阅读他们的原著，综合地了解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对所有的材料进行哲学思考，才有可能从中分析探讨他们的自然观、社会观与方法论，回答诸如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内由这一位医家提出这样的医学理论；他是在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导下、用什么样的认知手段、什么样的思维方法而产生如此的学术观点；他的这种理论在中医学发展中，甚至人类医学发展中有什么样的意义等问题。更进一步，要将各个时期无数个此类问题串联在一起，才有可能去发现中医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所以，思想史讨论的内容是较深层次的东西，是需要透过医学事件、医学人物与医学著作的表层内容去进一步挖掘发现其深层的东西。思想史要回答的问题，不能仅仅从医学著作中找答案，而必须是结合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意识形态、主流思潮，并与医家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教育状况等等相关。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甚至是不易实现的理论水平要求。这大概也就是此项研究在医史学科各分支都蓬勃发展的今天仍然如此滞后的真正原因。
有时候，医学家的思想虽然在同时代的思想框架之中，却往往具有超越同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的某些东西，如明代吴又可的戾气病因假说，人痘接种法所包含的免疫学思维等等，应该都属于这样的东西。揭示这些超时代的成分，指出它们有什么超时代之处，为什么是超时代的，也是中医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而困难的任务之一。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医学史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东西，而中医学思想史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比较生僻的话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充分地加以澄清，那么在进行中医学思想史研究的时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用中医学史的内容来取代中医学思想史的内容。
科技史学者董光璧先生在一次《学科思想史文库》编委会上论及“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困难”时指出：“一般把科学史区分为内史（科学理论史）、外史（科学社会史）和思想史。内史是‘发现史’，作为发现史的科学理论史，不论是专题史、分科史，还是综合史，都是专注于科学家的科学业绩。外史是‘活动史’，作为活动史的科学社会史，不论是专题史、分科史还是综合史，都是专注于科学活动的社会环境分析。科学思想史是‘信念史’，作为信念史的科学思想史，不论是专题史、分科史还是综合史，都是专注于科学思想。这三者，科学理论史是科学史的骨骼，科学社会史是科学史的血肉，而科学思想史则是科学史的灵魂。”以他的这个观点来区分理论史、社会史与思想史是比较清楚的。相对于本专业来说，着重于医学家实绩、理论、技术与成就的中医学学术史是中医学史的骨骼，着重于医学家活动的社会环境分析的中医学文化史是中医学史的血肉，而中医学思想史则是中医学史的灵魂。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思想是需要通过观点、学说、行为、理论等等来体现的。所以，在中医学思想发展史的撰写过程中，如何安排以下两项内容：①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发明、发展和创立的有关基本概念与范畴，即学术思想与理论；②在思想和方法层面上的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内容，即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如何合理把握此二者在文中的比例，是十分重要，也是相当困难的。
换言之，一般的中医学史著作大多是描述性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弄清历史上有什么人物，他们做过些什么，说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著作。而中医学思想史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在做、说、写这些东西时，是怎么想的？某个医学家于何时信奉何种信仰？为什么信奉这种信仰？某个思想体系为什么恰恰在某时某地产生或得到修正？某种医学思想为什么会从另一种哲学思想中产生出来？这些都是更需要说明的东西。因此，中医学史大多要解决“什么”“怎样”的问题，或再对此作一些作用与意义方面的评价，而中医学思想史要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因此，这就决定中医学思想史在体系框架的结构上，首先，不能简单地以具体人物或著作为框架来代替思想，而应该在深入研究这些代表人物、流派和著作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出中医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提炼出中医学思想发展体系自身的框架。其次，不能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本框架，试图在此基础上渗入或突出思想层面的内容。中医学思想史体系不是学科知识体系本身，而是阐释该学科理论体系如何发生、发展，以及在什么思想观点和理论指导下，沿什么方向发展、演变的思想体系。在演化过程的阐述上，不是侧重“知识”本身，而侧重“知识”形成过程的思想根源，即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根源，以及思想动因的演变与启示借鉴。最后，中医学思想史不同于中医学史，不那么注重人物、事件、成果、背景等影响这些基本史实本身的阐述，中医学思想史注重构成中医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论思想，重大成果取得的思想方法基础，等等，而与中医学思想发展关系不紧密的人物、事件、成就等则均不在重点论述之列。
研究中医学思想史必须把学科发展的历史事实及过程与学科发展的思想脉络及进程严格区分开来，跳出学科史框架的束缚，从思想层面来把握其发展历程。所以，应该以学科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进程建构基本框架，从提纲就能看出该学科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逻辑进程。
在我们这个大课题中将中医学思想史认定为自然科学史之一，但中医学史却有一点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史的特点需要略加说明。一般认为，人文学科的思想史不像自然学科思想史那样有严密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人文学科的思想史往往是由一些思潮、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与理论构成。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不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及哲学思想的影响。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该人文学科思想史内在的继承、演变与发展的逻辑进程。中医学思想史由于受到“唯圣”思维与经学方式的影响，带有相当比重的人文学科色彩。因此，人文学科思想史的这些特点，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医学思想的发展史中。
我们的几稿提纲的设计，可以说纵横交错。所谓纵，是以历史时期的发展为主，以体现历史进程为主要目的，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先后明确，毫无参差迂回为主要原则，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一般以时期作为章节的标题。所谓横，是打乱时期的顺序，完全以一种思想观点，或某个专题为提纲，将具有相同观点、相同思维方法的医学历史人物，穿越他们所存在的时代，放到一起来进行讨论。这两种讨论的形式各有优缺点。前者的优点是历史感强，时代的线索非常分明，而缺点是不容易抓住特色与本质的东西；后者的优缺点正与前者互补。我们很希望能扬长避短，因此在第七稿提纲中，我们的原则是：其一，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十三章等等以专题讨论的形式为主，而其他章节则以历史分期为纲。其二，既以历史分期为纲，而又不唯以历史分期为纲。如第九章主要论述明代的中医学思想，而第十章主要论述清代的中医学思想。但是，明代中医学思想的主线是求实革新，而清代的中医学思想的主流趋于守旧，有些医家虽然生活在清代，但具有强烈的革新思想，如王清任，就被归入到第九章中讨论。
虽然我们的提纲经过反复推敲，多方讨论，七易其稿，但我们仍不认为这是无懈可击的。而我们所聘请的作者，在各自的学术专长方面都有着较深的造诣，有着独到的思考。我们非常希望各位作者能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各自的学术优势，使我们这一部著作尽可能完善一点，缺点错误少一点。因此，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把改换提纲与决定如何写作的权力充分交给每一位作者，只要不背离中医学思想史这一宗旨，不疏漏原提纲中已经注意到的重要内容，作者在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范围内，对于提纲有充分的修改权力，可以根据需要在以上两个前提下，作任意地修改，写作的自由度也很大。因此，我们完稿后的提纲与我们的第七稿提纲又有较大的不同，有的作者改动的幅度超过了60％。因此，第八稿提纲，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造成一定的缺憾，那就是全书各章之间的论述体例及文风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思维的伸展与论述的发挥更为自由，我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作者发挥自己的学术水平。对于一部思想史来说，这应该是比文风体例更为重要的东西。
完稿后的提纲在《学科思想史文库》总要求下，分为13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以《中医学思想萌芽》为题，分别叙述了中国原始人的思维，原始生死观、疾病观与鬼神巫医思想；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包括人对人体自身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疾病防治思想与技术的积累。认为中医学原始思维具有直观思维、推理批判思维、格致穷理思维、相对对立思维与取象比类思维等特征。
第二章以《中医学思想基础》为题，论述了医学目的——医乃仁术；中医医学观溯源，包括“以气为本的人体观”“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正邪相争的病因观”“应时顺气的养生治疗观”；论述了阴阳、五行、术数与易学等早期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思想的影响；然后论述了中医学诊断思维的方法论基础、中医学治疗思想的形成与特征及本草理论的构建。
第三章以《中国古代医药管理思想体系》为题，论述了在古代贤人作风、先王观念、经学态度等人文哲学思想影响下，古代医药管理思想具有效法先哲、标榜文治、济世仁民、沿袭旧制、借鉴创新等特点。并分析了古代医政发展的基本线索、一般规律、医政特点、历史启示等等内容。认为古代皇帝诏令在医政形成中具有启动作用，宫廷医疗是封建政府医疗工作的重点，陵庙寺院等慈善机构中的医药设置客观上推动了医药民众化进程，社会需求及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医药学术发展的契机和条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综合作用是医政形成的外因条件，是否适应医学发展规律是评价医药政策成败得失的基本依据。最后讨论了古代医药法规与认识论、思想方法。
第四章以《辨证论治思想之奠基发展》为题，分别以两汉、魏、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医家为切入点，论述了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方法论指导下，对传染病、杂病的认识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医学辨证论治思想；华佗外科医学思想与扁鹊、黄帝学派的医学观与医学思想的分析比较；在疾病认识方法论与诊断思想的研究中，论述了切脉诊断与王叔和思想，葛洪道儒观、形神观、天人自然观思想与疾病认识论、方法论，以及陶弘景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诸病通用药分类与科学实验思想；在针灸经络学说方面，论述了皇甫谧的天人相应思想方法，“事类相从”的整理研究方法，首创医学专科书总论、各论分叙的表述方法等重要的认识论及方法论。最后分析了经络学说与人体认识论、方法论，并就延年益寿思想曾导致服石炼丹思想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以《疾病观与方法论之进步——由概括到分析研究》为题，论述了隋、唐时期的中医学思想特点，认为大同思想影响下的医书编撰思想重视人命、重视健康的医学观、重视实践感知的认识论、分析综合法倾向为主的方法论是此期中医学思想的特点。此期病因病机与证候认识得到深化，表现为对传染病与杂病病因的客观化探索，对神鬼病因进行某些反思，重视社会与精神因素在疾病转归中的作用，开始以一个病一个病为研究对象进行客观而细致深入的临床观察，重视诊断指标的确立与病种的鉴别及重视治疗思想的革新。并对此期代表性医家孙思邈、王焘、蔺道人等医学思想进行剖析，如分析了孙思邈的天人相应观、伦理观、医德理论、生命观、健康观、疾病养生观及其关于神鬼、天命及成仙咒禁的思维矛盾。最后，对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学著作《新修本草》所反映出的认识论与思想方法，及此期已存在的早期择徒与医学校教育两种不同的医学教育思想进行分析研究。
第六章以《儒、道、佛思想对医学思想的影响》为题，分别分析了儒、道、佛思想特点，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剖析了儒、道、佛思想对医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指出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如认为儒家哲学是推动中医药学发展的思想动力，儒学改变了医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并促进了中医药学的社会化，儒家文化与儒家文献对医学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儒学中的某些理论制约了医学的发展进步（如伦理观对古代解剖学发展的制约），经学风气阻碍了医学的创新与繁荣。
第七章以《政府重视医学与儒医的产生》为题，分别论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文人学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观点及儒医的产生与发展；皇帝惠民思想指导下的医药学进步与发展；儒家思想伦理观对官办医学教育及医生地位与素质的影响，并且讨论了两宋时期辨证论治思想的演变，认为运气学说兴起、重视医学理论探讨及注重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书的研究是此期医学思想的特点。
第八章以《医学辨证论治争鸣的思想火花》为题，分别论述宋、金元时期学派间在理论与临床方药运用思想上的争鸣。本章首先分析金元学派争鸣的背景及流派形成的思想因素。然后讨论了此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说观点，如刘完素的火热论、张元素的脏腑辨证理论、张从正的攻邪论、李杲的脾胃论、王好古的阴证论、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等，分析这些医学思想的内涵与争鸣，并对其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评估。在中药学思想方面，探讨了此期形成一种新的药学理论——法象药理学说，强调了“气味自然，率不过五”“法物象以制字命物”“性用有尽，制变无穷”“升降浮沉”“引经报使”等思想观点对用药思想的指导。
第九章以《求实思想指导下的中医学进步》为题，首先从《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入手分析了李时珍等人在本草学发展中的求实思想以及在此指导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传染病的预防思想方面，讨论了古代朴素的免疫思想、稀痘论所体现的免疫思想进步，及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成功，使预防接种免疫思想在全球获得成功；在传染病的病因探索方面，分析了吴有性创造性发展“戾气学说”认识论、方法论，同时还分析了吴有性的研究思路与辨证论治模式。在对人体本身的认识方面，讨论了古代解剖的指导思想与成就，并重点分析了王清任在人体解剖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革新与贡献。最后，从伤寒学派、温补学派的医学思想争鸣、外科学手术与非手术治疗思想争鸣、妇产科领域医学创新与封建伦理思想碰撞等专题论述了临床医学中的思想争论。
第十章以《辨证论治思想趋于完善与守旧思想对医学发展的制约》为题，分别论述了温病学派与传染病认识论、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湿温辨证，以及伤寒学派的不同学术思想，并分析了医学家们在内、外、妇、儿等临床各学科辨证论治方法论与学派思想方面的纷争，最后以最有代表性的医家喻嘉言、徐灵胎、陈修园等人的思想方法为例，论述了清代医学革新与守旧思想的争论。
第十一章以《近代中国的医学思潮》为题，分别分析论述了近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期医学领域的各种思潮；洋务运动中，中医界、西医界和社会人士的中西医学观；医学改良论、中体西用论、欧化论、国粹保存论、中西医折中论等各种思潮及论争，以及由上述各种思想认识论引申而形成的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论”思潮与保存中医思潮演变的“中医科学化”“中西医汇通论”思潮的激烈论战。
第十二章以《从中西汇通到中西医结合之思想飞跃》为题，首先分析了近现代西学东渐在中国医学界的“民族虚无主义”与“国粹主义”两大思潮影响；然后论述了毛泽东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思想及中西医结合认识论与方法论，总结了50年间中西医由思想对立到团结合作、结合研究的伟大转变，并分析了由此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十三章以《道法自然——中医学思想的内核》为题，分三点总结与论述了中医学“道法自然”的认识论、方法论特点。提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冥想、天命观与自然观是宏观思维从神秘论向唯物论转化的思想轨迹。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规律逐渐融入医学理论，表现为医学理论和实践的自然哲学化以及社会与心理情志因素的纳入。中医学理论中彰显生态规律，如中医学的整体观、中医学的生态适应和调谐原理。中医学中的生态适应规律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最后要说的是，完成这部著作的工作过程十分艰苦，眼高手低的苦恼一直困扰着我们。虽然，现在书稿已经完成，并请未参与写作的专家对全部书稿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得到较高的评价。但是，我们清楚地自知此书远未达成理论上所提出的要求。诚惶诚恐之中，想到为了开拓中医学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第一次撰写成书不过是件马前卒的工作，即使是充满缺陷和遗憾，此书也提供了一个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来进行批评与修正的相对完整的基点，我们以此聊以自慰而鼓起直面同仁的勇气。
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在此领域中倾注你们的真知灼见，也欢迎以这部《中医学思想史》为靶子，展开讨论，提高研究水平，为中医学的发展，为人类医学的发展，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借鉴。
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