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先晋者常说，学习中医最要紧的是“悟性”，悟性包含着思想、思考、思辨、思维，还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毋庸置疑，中医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史的研究太重要了。近年来，我越发感觉到中医学思想是构建中医学学科理论框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中医学思想史则是中医医学史的灵魂，同时对医史学的深化研究也至关重要。李经纬老师与其学生张志斌博士主编的《中医学思想史》一书，是源头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所谓源头盖因其涉及中医理论的基本问题，当是理论领域的基础。至于标志性成果则在于它对中医学科的建设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历练与培养了从事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人才，实为难能可贵，值得同道们庆幸与称颂。

20世纪近代科学与技术有长足的进步，它带给人们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提高，科学家们追求将理论以简单、清晰、明了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易于接受，能够掌握运用，并能获取巨大的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研究，特别是在生态平衡、生命信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理论领域，人们产生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自然界和物质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系统。因此，开始有学者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概念。它的提出兴起了一场不同学科融合的科学革命。它是研究自然、社会的复杂性和复杂系统为核心的新学科。联系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它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渗透的学科，显然是属于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研究对象，所以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技术运用于中医、中药的研究，经历半个世纪，虽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少有标志性的成果，可以说中医药学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尚不能符合时代与人民的要求。我认为目前期待着的中医药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引进、吸收先进技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从事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学者，与相关学科参与中医药研究的科学家们需要构建新的理念。换言之，即是应用复杂性科学的观念，在混沌与有序的界面上将非线性降阶为线性，将复杂与简单统一，创立一种新型的辩证思维模式。

1993年，我在编写的《临床中医内科学》弁言中提出：中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临床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增进健康、延长生命的方法，它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中医学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但对中医学思想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1995年以后，有学者提出中医文化研究的命题，甚至对实证研究提出异议。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中医研究应剥去人文与哲学的外壳，纳入纯生物学研究的轨道。面对这场争论，为了寻求解答，我学习了惠子（惠施，约前370—前310）所论“大一”与“小一”相互包容、辩证统一的观点，从而提出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综合与分析的结合，主张大学科的理论、广兼容的措施。对于中医研究从文化到文化，认为不足取，而应该从文化到医学；对于纯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了人文哲学作为中医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样不足取。尤其是今天，应强调做好学术继承，保持与发扬中医学科的优势。从1999年起我开始阅读复杂性科学的相关论著，渐渐体会到中医中药作为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具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人文哲学，正是学科的长处。不言而喻，中医学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医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迎接新世纪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新技术迅速发展与理论相对滞后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难怪某些西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老聃、邹衍、沈括、朱熹等的相关理论，探索新领域、新思路。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2000年6月第十次院士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历史要求我们面对新形势，抓住新机遇，努力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又说：“科学的发展在继续分化的同时，更多地走向交叉和综合，人们将更多地关注与研究复杂过程与复杂性问题，科学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和大科学工程的国际化已成为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科思想史文库》的编撰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李经纬老师牵头的专家群体勇担重任，付出艰辛的劳动，遵循着《中医学思想史》以阐释中医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主线，对影响和指导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想、方法论，以及中医学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的发展历史做系统、全面的研究，为从事中医药学研究、诊疗、教育工作的学人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可遵循的客观规律。当今，我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现职管理者，衷心地感谢李经纬老师及参加编撰的专家教授为中医药学科建设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这是凭着爱国主义激情所做的一份有意义、有力度的工作，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书已脱稿，李经纬老师督序于我，实为对学生的鼓励。诚然，“感编写之仁心，庆梨枣之寿世”，谨致数语，乐观厥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
著名中医专家

200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