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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药领域受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逐步形成一套医政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一方面受客观需要的拉动，有其事，必然要有其制；另一方面，以医药为管理内容创建的机制，凝结了古人丰富的智慧。中国古代医政管理模式，基本上反映了最高统治阶层对医疗保健的认识和管理思想。本节从古代医政发展的内外因条件等概要论述如下：
中国古代医政事业经历了发生、发展、鼎盛、衰落这样一个过程。其基本的线索是：西周萌芽、发端，首次设置全国最高医政长官——医师（上士），食、疾、疡、兽的医学分科制度基本确立。春秋战国时，医政经验不断积累。秦、汉时期，医政奠基，政府保护、整理医药文献的政策首次出台，医官队伍初步组建。魏晋南北朝，医政组织肇构，太医署等机构先后成立。隋、唐、五代，医政日臻完善，医学校诞生，国家药典修订颁行，医药律令增加，陵庙寺院医药发展。北宋时期，医政事业多具有革新倾向，校正医书局成立，官办药厂、药店诞生，太医局成为专门教育机构，国子监中设医学，医药慈善机构增多。辽、金元时期，南北医政交错结合，医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等机构诞生，医生地位提高。明朝医政相对协调发展，有机统一的医政体系初步形成，地方医学教育发展。清朝医政由盛转衰，逐步废弛。
由于整个封建社会具有专制集权的特点，所以，封建社会医政事业的兴衰与皇帝（或听政皇后、摄政大臣）等对医药的倾向性思维方法紧密相关。如北宋皇帝普遍重视医学，因而北宋医政事业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清朝道光二年（1822年）皇帝诏令在太医院中废止针灸科，从而使清代针灸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总的来说，由于医药是保障人类健康的事业，因此，封建社会先后20多朝的数百个皇帝，多数标榜仁政，医学属仁术，因此，对其采取扶持的态度，从而使中国医学沿着大部顺利、间有曲折的历史道路发展过来。就医政的形成而言，固然有其内外因条件，但就其形成过程而言，一般来讲都是以皇帝的医药诏令为启动机制的。
纵观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医政发展之历史，多数统治者在医疗工作方面一般的政策导向是首先加强宫廷医疗，其次加强军队医药建设，再其次是加强流行病的防治工作，最后考虑平民医疗及医药抚恤工作。
之所以说宫廷医疗是封建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因为：第一，在封建社会的医药组织中，宫廷医疗组织占绝对多数。如专为皇帝服务的组织就有太医署（院）、尚药局（御药院）等。专为太子、王子、皇后嫔妃服务的医药组织有药藏局、良医所、安乐堂等。而平民医疗组织几乎没有专门机构；第二，宫廷医官增多。如专为皇帝诊疗的人员有侍医、太医、御医等，专管药品的有奉御（典御）、尚药监、直长等。专门负责制作御药的有典药、主药、药童等。宫廷中每一具体医药事务基本上都有专职人员配备；第三，宫廷医疗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如皇帝服药前的层层尝药制度等；第四，耗巨资满足皇帝个人的长生愿望，如秦皇汉武寻忏求仙，北魏太祖拓跋珪置仙人博士等都挥霍了大量的钱财。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封建社会中宫廷医疗是政府医疗工作之重点。
重视并加强宫廷及军队医疗是古代政府医药政策导向的本质，但是宫廷医疗向陵台寺庙的延伸，以及统治者为标榜仁政文治而设立的医药慈善机构等，在客观上搭起了官方医药走向民间的桥梁。如唐代宫廷医药的膨胀便首先延伸至唐陵中，使各陵台中皆储有医药。较大的陵台，如昭陵、乾陵等，守陵官员及民户人数多达400多人。所以，一般至少设主药4人为这些人员治病。与此同时，陵台周围的平民也有了接触官方医药的机会。同样，唐代在宗庙中设置的普济病坊，不仅对护庙人员进行诊治，而且宗庙四周平民有时也能得到一些医疗。此外，一些慈善机构，如普济堂、养济院等，对平民医疗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封建统治者宣扬的“仁政”往往和佛教、道教等的“功德”“慈善”说相呼应，以医传教的活动多受到政府的保护。隋代佛教徒那提黎耶舍主办的收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唐代佛教寺院中设立的“悲田养病坊”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平民医疗作出了贡献。综上所述，陵庙寺院及慈善抚恤机构中医药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药的民众化进程。
总结中医学数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每一次较大的学术进步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求为契机的。如《伤寒杂病论》的诞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这一次较大的学术进步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紧密相关。东汉时期，战乱频仍，流行病较为猖獗。张机所经历的时代（150—219年）发生较大的流行病至少12次。建安年以来尤甚。张氏家族约200多人，死亡者有2/3，其中死于伤寒者有7/10。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张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伤寒杂病等临床及理论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如金元时期的学术争鸣、元代骨伤科之发展、明末清初温病学派之诞生等无不与当时社会的医药需求有关。
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医药学术争鸣发展的根本保证。这里所说的宽松政治环境，主要是指政府对学术争鸣的支持保护态度。如宋代政府对科技文化的支持促进了学术的昌盛。其次，由于战争等原因，政府对学术方面的管束减少，客观上也为学术争鸣提供了自由环境。如金元政府注重军事战争，因而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发展的管束甚少，医生可以自由行医并进行学术争鸣，从而诞生了金元四大家。相反，清代政府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拘谨、压抑的政治环境，因而在这种环境下，医药学术方面也就很少有突破。
医学事业的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换句话说，这些事业也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经济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
以古代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例，它经历了在两晋、南北朝萌芽，隋朝初具规模，唐朝日臻完善，北宋进一步发展，明代充实地方医学教育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医学教育的成就主要是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唐、宋、明朝等取得。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其中存在着历史必然性。首先，政治稳定给医学教育提供了环境保障，经济繁荣又为其提供了发展条件；其次，强盛的封建王朝多标榜文治，发展教育事业常是被选择的重要方面；再其次，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的事业，因而培养医生、防治疾病、稳定社会也是政府较为重视的内容。由于以上原因，医学教育兴旺与稳定强盛的历史时期也就成为一种历史规律。
从医药文献角度看，古代政府对其多采取保护的态度。秦始皇焚书不烧医药文献，赵匡胤攻城略地时先收图籍等。但是大规模的征集、校正、编纂、颁行，多出现在稳定强盛的历史时期。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集校正医药文献是在西汉成帝时进行的。此后在唐朝盛世，王焘又对医药文献进行了广泛系统的整理研究，从而诞生了历史性巨著《外台秘要》。第二次也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一次征集、校正、编纂、颁行医药文献工作，同样是在科学文化颇为发达的宋朝进行的。嗣后，明、清政府又组织人力完成了《永乐大典·医药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等大型的医药文献汇编。文献的整理编纂既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又需要众多的人力、财力。因此，这样的工作只有在稳定强盛的历史时期，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完成。
从防治流行病方面看，由于流行病具有传染性、群体性等特点，因此，在防治上也需要有统一协调的措施才能奏效。而这种统一协调的工作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完成。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鸦片战争爆发的2000多年中，有记载的流行病至少发生过316次，曾出现过魏晋南北朝和元、清等三个流行高峰。这三个时期中尽管也出现过像南北朝时期刘宋政府那样积极采取防治措施、较好地控制瘟疫流行的典型，但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的防治措施是不够得力的，因而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在两汉和唐、宋、明等代的大部分时期中，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政府也采取了较为得力的措施，如掩埋腐尸骸骨、编纂颁行简便易用方书并录于大板上，在村坊要路晓示，从而使这些时期疫疠流行的频率降低，流行范围缩小。事实证明防治流行病的工作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收到实效。
中国古代医政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一般特性，即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融合性。
就医政的继承性而言，一般来说，后一时期医政都对其前朝医政有所承袭，并为下朝医政提供历史参考资料。这样便使医政事业呈现出了历史的连续性。如以医药管理机构的沿袭演变为例，西晋之医署是在继承秦、汉太医令制度的基础上诞生的，且又为南北朝医政管理提供了经验。北魏因袭此制仍置医署，刘宋稍易其名而称太医署，其职能基本未变。隋、唐太医署偏重于医学教育。北周与西周相隔甚远，且又为少数民族政权，但由于其据关陇，为了获得华夏正统文化继承者的称号并借此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和归向，便采用西周的六官制度。如最高医政长官称之为太医下大夫，医生中设有上士、中士、下士等。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与目的完全是为了肯定其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而不是勉强模仿旧的形式。总之，医政发展具有继承性，前后朝医政从本质上说是以“扬弃”的形式联结起来的。
所谓医政的时代性，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医政所表现出的特点。医政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必然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受到一定时期认识论与思想方法的影响。尽管整个封建社会医政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但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及思想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因而医政事业也表现出时代性。如果局限地观察某一朝代或某一阶段的医政，这种时代特点往往不易察觉，而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医政时，则各阶段的特点便明显地显示出来。如北宋医政管理多具有革新思想倾向，辽、金元医政之交错结合等。当然这种情况也必须是在与其他朝医政相比较的情况下而存在的。
所谓医政的民族性是指在中国境内生存的汉、蒙、女真、契丹等民族，适应本民族意识形态而建立的医政体系。如辽、金元时期适应游牧生产方式设置的行御药院、行典药局等组织以及在医学教育中将正骨科独立的措施等都是医政的民族性表现。所谓医政的融合性，是指各民族医政传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互相交流包容，从而产生的新的医政体系。如南北朝时期北朝之医政、元朝及清朝之医政等都具有融合性特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医政也都是以汉民族医政传统为主体又吸收包融各少数民族医政经验形成的融合性体系。
医政事业是医学事业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医政事业本身又是一个整体，它又由医药政策思想、服务对象、医药机构、制度、律令等部分组成，且这些部分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政府制定整理校正医书的政策，必然相应地设置校正医书局等机构作为组织保证。有了机构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医药政策、机构、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性质反映了医政的整体性结构。
从古代医政组织结构方面看，既设有宫廷医疗机构，又设有军队及地方医疗组织。宫廷医疗组织中，既有专为皇帝医药服务的太医署（院）、尚药局，又有专为太子和宫妃等服务的药藏局和安乐堂等。就医学教育而言，既有中央医学教育，又有地方医学教育等。这些特点都表现了医政的多层次性结构。
在医政体系中，某一医药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组织规模、功能等都不尽相同。如最高医政管理机构在两晋南北朝时为医署或太医署，其功能是医政管理兼宫廷医疗。而到隋、唐时期，太医署名称未变，但其功能已偏重于医学教育。两宋时废除了太医署之名，专设太医局，负责承担医学教育任务。医政管理兼宫廷医疗的任务则由新设置的翰林医官院负责。金元以后，医政管理兼宫廷医疗机构变为太医院。各阶段医政管理机构之间在名称、功能、官员设置等方面都存在着更替性和连续性，因而构成了医政管理机构的序列性结构。
由于医政发展中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层次性和序列性等特征，因而我们认为古代医政发展具有系统性。
中国古代医政形成的内因根据主要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需要和医政经验的积累，而医政发展的外因条件则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外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医政的形式、发展规模和速度。如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和宣武帝永平年间所以能够设置医馆、医坊等平民医疗组织，一方面由于北魏政府对发展平民医疗较为重视，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时期经济较为发达，有能力兴办平民福利事业。再如，宋代之所以能大规模校正医书，除皇帝推行仁政，皇帝多喜好医学视为仁术，以及重文轻武的思想意识，政府重视的原因外，印刷术的发明，经济的发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思想文化因素对医政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秦皇汉武迷信长生不死之术，便演出了劳民伤财的历史悲剧。魏、晋以来统治者迷信服石长生，因而使服石成为一种世风。梁武帝迷信佛法，因而，制订了禁用生类药物的政策。这些事实说明：思想文化对医政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在医政的外在影响因素中，政治因素是关键，经济因素是基础，思想文化因素是根本。
医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只是医学发展的内因根据。医学发展还有其外部的环境条件，其中政策性因素至为关键。适应医学发展规律的政策能够对医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隋、唐以来医学教育的创办，宋代医书的校正颁行等都是适应医学发展之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因而，这些措施对当时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相反，不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政策，则对医学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不利于医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清道光时在皇室保健上废除针灸；梁武帝禁止生类药物的政策等。第二方面是某些抬高到不适当程度的医药政策。如秦皇汉武由重视养生延年药物而导致支持方士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措施等都属于这一类。
综上所述，不利于医学发展的政策直接阻碍医学的发展，而过分不适当的政策措施则也会出现揠苗助长之作用。2000多年的经验证明：一切不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政策都会给医学发展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