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医学观是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总体看法，包括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它是自然观、科学观、伦理观、哲学观等的总和，其内容主要体现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中，主要内容有以下四方面。
以气为本的人体观导源于先秦的各家的气论。无论是《管子》的精气论，还是《鹖冠子》的天气论，乃至《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都认为人生命的本质是气。例如《管子》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鹖冠子》
说：“天地生成于元气”；《庄子》提出“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通天下一气耳”。在以上诸种气论的影响下，医学家也认为，人体是由气构成的，人体的功能也是气，以此建立了以气为本的人体观。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的初始观念，也是贯穿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主要范畴。由气而演成了气论。气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云气也，象形。”其原始意义是云气、烟气、蒸气、雾气、风气和寒暖之气、呼吸之气等气体状态的物质。由这些可以直接感觉到的物质升华发展为哲学上的气，又发展为气论。气论在汉代以前有《管子》的精气论、《鹖冠子》等的元气论和气一元论等。在中医学著作中，言气和连缀气的词语最为广布多见，据王明辉等人的统计，一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各种气名271类，2997个。从生理、病因、病机、征候到药性、治法、养生，无不贯穿着气的理论，并坚信，“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的理念。
气的理论被引入中医学中，又在中医学的实践中有了新的认识，二者互相润染。作为明确的哲学范畴的气概念产生于西周。《国语·周语上》记有“土气震发”“阳气俱蒸”，论及阴阳之气与农事的关系。又载伯阳父云：“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朴素地表达了气的对抗、流转、变化与地震等自然界变异的关系。又引伯阳父对周幽王语：“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讲了气的变化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左传·昭公元年》记医和之言：“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这里讲到了气的物质性、多样性和变动性，已包含有哲学范畴的意义。以六气配五行、四时，则是在极其暧昧的形式中，暗示着空间与时间的统一，蕴含着四时五行的宇宙架构的最初萌芽。
到了战国，关于气的理论概括逐步深化。《管子》最早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指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根天地之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并提出了唯物的“精气”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主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认为精气是万物中最精微的气，这就赋予气以更普遍的哲学意义。庄子提出“通天下一气”的观点，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通天下一气耳。”荀子进而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为阴阳二气的交合：“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水火有气而无生……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汉代的《淮南子》进一步把物质性的气范畴引进了宇宙生成论，说：“天地和合，阴阳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气）为精者为星辰”，明确指出了气是物质世界（天、地、日、月、星辰、万物）的本原。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物之变，随气也”“气自变”。可以说，在王充那里，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才算进一步完善了。但是，在董仲舒、杨雄、王符等人的宇宙论中，气论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黄帝内经》一书多次强调“人与天地相应”或“人与天地相参”。这是把人与天地视为一个大系统考虑问题的系统观念。这一观念使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远远大于生物医学的框架，也导致中国文化和中医学重视求同思维，过去，学术界有一些人把天人合一说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加以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说有了新看法。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天人合一’，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的命题是基本正确的。”
天和人怎么合到一起的呢？开始可能只是用于比喻。例如，《易·象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象运转很快，君子也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只有天最大，唯有尧也像天那么伟大。《易·系辞上》更加扩大了，它认为圣人在各个方面都跟天相应，都是效法天的。为了说明天人关系，《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在这里，“天地”是从来就有的，后来派生出万物和人。人既然是天派生的，因此就要象天、则天、顺天、应天。这就是董仲舒的“人副天数”“天人一类”“天人感应”的思想渊源。
中国远古时期的思维有三种模式：阴阳、五行、八卦。这三种模式都是把天人编入统一的体系中。例如《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讲天、火、日、男、表、北、六腑都是阳；而地、水、月、女、内、前、五脏都属于阴。《尚书·洪范》讲五行，把人事的“貌、言、视、听、思”和天气的“雨、畅、燠、寒、风”都跟五行相联系。这是五行框架中天人合一的先声。在易传《说卦》中把天地和人事都附会于八卦。例如，乾为天，为父，为首；坤为地，为母，为腹；震为雷，为长男，为足；巽为风，为长女，为股；坎为水，为中男，为耳；离为火，为中女，为目；艮为山，为少男，为手；兑为泽，为少女，为口。后来，《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著作中的宇宙系统论，把人和自然界完全融为一体，特别是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而在《黄帝内经》中的天人合一则强调人要适应季节性的气候变化。
《黄帝内经》中的天人合一系统观念，构筑了一个宇宙的系统模型，它是在《管子》《吕氏春秋》和董仲舒天人观基础上，融合而成的。
首先，我们从战国时代成书的《管子》中可以看到以“四时”和“五行”为框架的宇宙系统论的雏形。《管子·四时》是以四时为框架的，在这个系统中，四季、四方、五行的对应关系已为后来的各种系统奠定了基础。之后《管子·五行》又以五行为框架，提出了它的宇宙系统论，又被《吕氏春秋》等继承发展。
《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实际上相应的是十二月。这是按春夏秋冬四季来统辖宇宙万物的。例如，十二纪的第一纪《孟春纪》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下面还有“盛德在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等。这些话很不好理解，可以暂时不去解决它。我们再看别的《纪》，就发现春天三《纪》类似，然后，夏、秋、冬也都有各自的三《纪》。
这个体系除了《管子·四时》中有的四季、四方、五行之外，增加了虫、音、数、味、臭、色等各系列，内容丰富多了。
在这个体系中，五行缺土。《吕氏春秋》将“土”附在冬季的“水”的后面，没有明确的地位。《仲冬纪》称“土事无作”，《季冬纪》提到“出土牛”。《淮南子·时则训》也是以季节为框架的体系，与《吕氏春秋》大体相同。主要差别在于：《吕氏春秋》中的季夏之月跟孟夏、仲夏差不多，而《时则训》的季夏之月与孟夏、仲夏完全不同，形成另一套系统，即“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赢，其音宫，律中百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衣苑黄，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这一系列都是《吕氏春秋》中所没有的。
汉代儒家董仲舒杂糅了天人观和阴阳五行，提出以天为主，数（定数）主宰一切事物规律的宇宙系统。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自然现象统统包摄在“天”的体系中，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个天是有意志的，是天创造了人。因此人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那里来的，这叫“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
在上述系统观的影响下，医学家们以实用和客观的原则，提出了《黄帝内经》的以五行为纲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包括五时、五方、五气、五音、五声、五化等，在人体则包括五脏、六腑、五体、五志、五官、五色、五味等，构建了天地人的系统模型。现在中医仍然根据这一系统诊断、用药。
中医学以正气与邪气相争之胜负过程概述人体健康和疾病。认为健康和疾病都是生命过程，体现于正邪相争的平衡状态，正气能胜邪气或二者处于平衡状态为健康，否则为疾病，以邪气为病因。
古人以不正为邪。如《尚书·大禹谟》载：“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论语·为政》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邪与气结合为邪气，即不正之气。如《管子·形势》说：“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汉朝东方朔的《七谏·自悲》中也有“邪气入而感内兮，施玉色而外淫。”中医学把致病之气称为邪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春伤于风，邪气留连。”自《内经》以后，即把致病之气称为邪气。
《内经》之邪气大致分三类，一是六淫之气，即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之太过；二是七情乖戾，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等超乎常态；三是伤于内外之气，伤于内如饮食、痰瘀、各种寄生虫，伤于外之气如金刀创伤、烫伤、虫兽伤和疫疠等，明代吴又可已经天才地推测到一些传染病是由于肉眼看不到的戾气所致，这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细菌和病毒，但在没有显微镜条件下的病因推论，诚为可贵。
正邪观的要害并不限于提出邪气的概念，而在于以正邪相争的胜负判断发病。人之抗病力为正气，并非是人受邪气后一定要患病。《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以邪气强弱与正气虚实的相互作用来分析发病与否。《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证是中医学的特有概念，如果从正邪观言证，可简言气乱即是证，包括正虚邪实、正虚无邪、正不虚邪实等情况。
《灵枢·贼风》有这样一段对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这段对话的意思是，风寒暑湿一类的邪气袭人，病人自己事前能感觉到。而有些猝然病者，病前似乎并未遇到邪气，也没有惊恐之类的过度情志活动，那是什么原因呢？《内经》指出，即使这种看来很奇怪的现象也绝非鬼神作祟，而是由于早有邪气侵入人体，不过当时没有发病，只是潜伏积留下来，后来，遇到了一定适宜的条件，病才暴发。当初邪气袭人时来势较微，人未觉察，好似鬼神而实则是气。《内经》的结论是，任何疾病都有物质根源，都可以用气来说明。这一论述有潜伏期的含义，后世温病学家提出伏气温病的概念。
因于以气论述发病，又强调正气即内因的重要，《内经》进而提出病机的概念，《素问·至真要大论》非常重视病机在诊治中的作用，说：“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中医学由正邪相争的病因论发展为病机学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内经》提出了著名的“治未病”的指导思想，号召人们平时注意身体锻炼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善于适应气候的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治疗上，《内经》主张统筹兼顾扶正和祛邪两个方面的同时，特别注意扶正。扶正就是培补人体的正气，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如果正气充盛，邪气自然容易驱除。《内经》要求医生诊病时必须细心观察病人胃气状况。因为脾胃主司营养物的消化吸收，为后天之本，所以《内经》认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弱者必须小心加以培补。《内经》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体内阴阳平衡，以恢复机体功能，这种原则本质上侧重于从内因方面解决问题。当然《内经》并不否认外因的作用，不否认用药物等手段直接祛邪的必要，但其治疗方法的着眼点在于提高和调动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
应时顺气的养生治疗观导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贵时”观念。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对时间非常重视，很早就注意到一年有四季，一日有四时的变化，提出了年、月、日、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等与时间有关的概念，还认识到年、月等的周期循环，并把这些与人体的生理、生长、发育联系起来。在古代医学家看来，人体不仅是由器官组织等空间物质构成的，其生命还是时间的函数，具有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是气的运动的结果。由此，凡养生治病非常强调要应时顺气。
先民在经验的生活劳作中，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太阳为时间单位。《尚书·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人们通过观测天象而计时。最早时间单位是“日”，记日方法是“结绳计日”。从考古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得知，我国自殷商时代就有了干支记日法，即用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组合成60个干支，以60为周期循环记日。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从春秋时期的鲁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起开始连续记日，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经历2600多年。白天为日即太阳所主，晚上为月即太阴所主。古人已经知道月的圆缺显现有周期性，这个周期又与潮起潮落乃至妇女的月经周期有神秘的联系，《内经》中称妇女月经周期为月事。月亮的周期又提供了一个记月的时间单位。这是以观察到一年有12个月和春夏秋冬四季为基础的。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就记载着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物候情况。这个周期称为“年”。上古时代对年有不同的称谓。《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中国古人对时间有特殊的领悟，把时间概念和生命特征结合起来。中国人最早测度时间概念的是“宙”。《尸子》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管子·宙合》已认识到时间的无限，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泊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庄子·庚桑楚》说时间无开头也无结尾，指出：“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论述时间总要与生物学特征联系起来。例如《吕氏春秋·十二纪》说：“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天人相感相通观念的意识下，应时就是顺天。在农业，必须顺天应时。如：
《孟子·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荀子·王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食也。”
《吕氏春秋·审时》：“凡农之道，候之为宝。”
上述应时观念同样体现在治病救人的医学上。医学上的应时包括应病的关键时刻即时机，把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包括与自然节律的顺应。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诊要经终论》指出每两个月，人体脏腑之气与自然之气的顺应：“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由于人体生理与天时如此关联，应时变得极为重要，《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诊要经终论》也说针刺也应季节，不能乱刺，说：“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八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痉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
气的概念一经提出，便与阴阳紧密联系起来。阴阳本指背阴和向阳，如《诗经·公刘》所言：“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又指气候之寒暖，如《诗经·七月》之“春日载阳”，气和阴阳结合遂引发为阴气与阳气，成为时间序列及时序循环的因素，注意到“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的自然规律，进而提升为“阴阳消息”的精辟论断，这不仅是古人贵时观念的体现，也认定这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总规律和原因。以此，阴阳失衡，是发病之总原因，调节阴气阳气使之平衡，是治病之总则。《素问·至真要大论》以此说：“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清代唐容川则指出，医生用药之关键，是用药之阴阳偏向，去调人体阴阳之偏，说：“设人身之气，偏盛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则不病矣。”
气与阴阳结合之后，在战国时气也和五行学说结合，这样“气—阴阳—五行—万物”思想体系的构架就形成了。《素问·天元纪大论》中就曾阐述这种气一元论的思想：“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既然天地人之气为一元，人体的疾病也因于气乱，那么，养生和治病当然也要求诸于气了。养生要通晓“生气通天”“四气调神”之理，诊断则要“立形定气”，合乎“脏气法时”的规律；治疗用药时，要以药物的四气，与疾病的表现相对应，才能“无失气宜”，取得疗效。《内经》以此提出养生治病的总要领就是顺气和逢时。《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说：“顺天之时，甚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灵枢·卫气行》指出针刺时要“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素问·疏五过论》用“治病之道，气内为宝”这句话概括了治病的要领，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古代的养生家则在顺气理论指导下创立了导引行气之功，也即近代所谓的气功。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保健事业的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