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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思想中，指导医生行为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在明确医生个人行为的基础上，又发展为对行业行为的要求，这些都反映在医学目的论中。
中国古代医学家对于医学目的有很精辟的论述，如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历史在发展，当代医学对于目标的追求还要考虑心理健康，保护环境，控制人口，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医学目的是全社会的，它包括普遍享有，全面受益，平等接受，公平负担，代间互助，明智分配，有效治疗，优质关怀，有效管理，个人选择，专业尊重，公平程序等价值和操作原则。由此目标而确立的行为要求，用中国传统医学所崇尚的“医乃仁术”的提法来概括，可谓恰切之至。这一观念得到了历代医家的认同，如《重刻本草纲目序》所言：“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随着社会的演进，尽管医学目的向多元化发展，但“医乃仁术”仍为医学目的的核心思想。“医乃仁术”这一思想的形成，总的来说，是社会伦理、宗教民俗、科技文化的综合。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以后又有儒家、道教、佛教等诸多思想派别和宗教，但儒家文化一直为主流文化，儒家所提倡的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医乃仁术”是仁学在医学的反映。汉、魏以后，道家、佛家等也形成了医学学派，也有不尽相同的医学实践和目标，如道家追求长生不老和仙术，佛家医学重形体和外功，但道、佛两派医学在医学目的上，也都尊崇医乃仁术的信条。可以说，对医学目的的选择上，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根深蒂固。下面就以医乃仁术为纲目，援以诸子各派，阐述医乃仁术的各方面含义和形成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从《周易》到孔孟，都讲求人在社会上要积善修德，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便竭力倡导仁学，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反映在医学里，便把仁当作医学的目的。
《周易·坤》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说一贯做好事的人家，必然获得许多的快乐和幸福；一贯做坏事的人家，必定遭到很大的灾祸和惩罚。孔子以修德为义理的原则，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孟子则进一步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些思想渗透到医学中，铸成了医乃仁术的医学目的论。
历代名家都认为医学是仁术，强调对任何病人都要关心、体贴、爱护，做到竭诚尽智、全力救治。孙思邈主张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凡属患者求治，当医生的应当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不问病人贵贱贫富、年龄老少、容貌美丑、聪明愚蠢，也不管他属何民族，都要精诚诊治，把所有病人都当作自己的至亲好友看待。北宋唐慎微的医技十分高明，“治病百不失一”，凡病家来请，“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元朱震亨主动去贫病之家诊治，尤其照顾“困厄无告”的病人。相反，对于那些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豪贵，不仅不予逢迎，而且敢于藐视。有一次，“权贵人以微疾来召，危坐中庭，列三品仪卫于左右。先生脉已，不言而喻。或追问之，先生曰：三月后当为鬼，犹有骄气耶？”对于列三品仪卫以逞威风的权贵，朱氏不屑与之言，而对贫苦患者却热忱相待，表现了古代良医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
明代医学家龚廷贤主张“博施济众”，强调“贫富虽殊，药施无二”。他对当时社会那种重富轻贫的风气很不满。曾在所著《万病回春》中写道：“今世之医……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固医者之恒情，殆非仁术也。以余论之，医乃生死所寄，责任非轻，岂可因贫富而我为厚薄哉！”龚氏认为，治病以贫富分厚薄，是很不人道的，违背了医生的职守，因而予以批评。明代陈实功对贫苦患者尤为关怀，他在所著《外科正宗》中说：“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又说：“贫富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增，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命亦难保也。”陈氏悉心专攻外科40余年，毕生治愈的人无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贫苦患者。对于个别极端贫困的病人，他不仅免费供给医药，还酌情赠送生活费。这种博施济众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治病贵速，一发千钧，凡病家有请，就得不顾艰险疲劳，立即出诊。孙思邈对于求治的患者，总是有求必应，做到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北宋唐慎微应诊也是“寒暑雨雪不避”。元代朱震亨更是不惮路途远近，有请必往。“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四方有请，朱震亨随时启程，风雨无阻。其仆人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曾代为向病家诉说辛苦疲惫，要求免予出诊。朱氏得知以后，便启发开导仆人说：“病人度日如年，痛苦不堪，当医生的怎能自图安逸呢？”说罢拎起药箱出诊，甚至往返百里以上也在所不辞。
治病不分生熟亲疏，即使是有宿怨旧恨的人家，也绝不拒绝诊治。在这一方面，明代万全做得很突出。他不念旧恶，不计前仇，曾经千方百计地救治好一怨家小儿的危重病症。万全在所著《幼科发挥》中记载：怨家胡元溪，有个四岁的儿子患咳嗽吐血，遍延名医，百治不愈。无可奈何，只好来求万全。万氏“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立即前往病家诊察。经过确诊以后，便诚恳地对胡元溪说，此病“可治，吾能愈之，假一月成功”。万氏当即处方治疗，服药五剂以后，“咳减十分之七，口鼻之血止矣。”不料胡元溪嫌其子之病愈“太迟”，而且“终有疑心”“终不释疑”。总认为万全与自家有嫌隙，不一定会用心治疗，便决计换请别的医生，于是“又请万绍治之”。按理说，万全完全可以撒手不管了，可是当有人劝说他离去时，万氏却说：“彼只一子，非吾不能治也。吾去彼再不复请也。误了此儿，非吾杀之，亦吾过也。且看万绍用何方，用之有理，吾去之。如有误，必力阻之；阻之不得，去未迟也。”看了万绍新开的处方以后，万全认为药不对症，服了有危险。于是诚恳地劝阻说：“此儿肺升不降，肺散不收，防风、百部，岂可用耶？”万绍却拒不采纳，反而强辩说：“防风、百部，治咳嗽之神药也。”胡元溪亦从一旁附和说，“这是秘方”。万全十分严肃地说：“吾为此子忧，非相妒也。”他不忍见死不救，临行之际，还再次看望患儿。“抚其子之头曰：且少吃些，可怜疾之复作奈何？嘱毕不辞而退。”果然不出所料，病儿服了万绍的药，才一小杯，咳复作，气复促，血复来如初。其子泣曰：“吾吃万先生药好些，爷请这人来，要毒杀我！”至此，病情急转直下，眼看就有生命危险。胡元溪的妻子“且怒且骂”，胡元溪本人也开始后悔。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好再次来请万全。万全并不计较，只是诚恳地劝告说：“早听吾言，不有此悔。要我调治，必去嫌疑之心，专付托之任，以一月为期。”结果只花了17天的时间，就把患儿治好了。这不仅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多得的。万全心怀宽广、情操高尚，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一心以拯救患者为务，这种高尚的品德，堪称医生之楷模。
《周易·乾》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认为天地永恒运动着，人应该图强向上，永远向前。对于事业，《论语·雍也》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勉强学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而爱好学习的人，又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当医生的尤其是这样，只有无比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以从事医学专业为乐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也才有可能真正做出成绩来。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同解……贯幽达微，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这就是说，医学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好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医生的。因此，古人对医科学生的挑选十分严格，必须品德高尚，热爱医学专业，加上聪明好学，才有可能获选。《素问·金匮真言论》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不是适合于学医的对象，绝对不教；不是准确无误的医学知识，也绝不传授。长桑君收扁鹊为徒，乃是经过“出入十余年”的观察了解，知道“扁鹊非常人”，才把全部秘方书传授给他。公乘阳庆为西汉医学名家，他因家资殷富，从不轻易给人看病，更不受授学徒，就连子孙也不教。当他看到淳于意十分酷爱医学，而对待老师又很恭谨时，便破例收了这个学生。并且很高兴地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据宋濂《丹溪先生墓志铭》记载，元代朱震亨30岁时始攻《素问》，40多岁时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当他得知在武林（杭州）修道的罗知悌擅长医学时，便毫不犹疑地前往拜师。罗知悌是金代刘完素的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的学说，颇负盛名，但为人很傲慢。朱震亨前后往返十次，罗氏竟不接见。朱震亨求师心切，并不因此而灰心，恰恰相反，他“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此种精神，使罗知悌深受感动，于是整理衣冠出来接见。交谈甚欢，有如故旧，只恨相见之晚。罗知悌尤喜朱氏之精诚好学，便倾囊倒箱，和盘托出，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
东汉张仲景年轻时曾跟从张伯祖学医，由于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后来医术“精于伯祖”，竟是青出于蓝。他对医学的高度热爱和重视，已在《伤寒论·自序》中款款抒诚。他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只知道“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指斥他们是蒙蒙昧昧的“游魂”。张氏处在战祸绵延、疫病猖獗流行的东汉末年，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张氏家族原为南阳郡的世家大族，一向有200多口人（也有认为是200多户的）。可是从建安元年（196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竟有2/3的人罹病死去，其中死于外感发热之伤寒病症的占了7/10。严酷的现实迫使他更加重视医学的研究，于是悉心钻研《素问》和《九卷》（即《灵枢》）、《八十一难》（即《难经》）等古典医学名著，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终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名著。现存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质上就是由此书一分为二的。张氏不仅有功当世，而且泽及后世子孙，后人因而立祠纪念他。不仅在他的家乡南阳一带建有医圣祠，外地亦有纪念性建筑。据《长沙县志》记载，长沙原有一所张公祠，“建在湘城中贤良祠之西，祀汉太守张机，字仲景。汉代时长沙大疫流行，治法杂出，公为作《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活无数。祭法曰：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此之谓也。”由于张氏的研究成果能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人们纪念他。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至道在微，变化难极。”张仲景的《伤寒论·自序》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医学的道理很艰深，疾病的发展千变万化，若非多闻博识、勤学苦练，又怎么能掌握它呢？很难设想，一个坐井观天、孤陋寡闻的人能够精通医学。究竟医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医家多有论述。《素问·著至教论》提出：一个好的医生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说：“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东汉华佗之所以在医学上造诣很高，与他“游学徐士，兼通数经”是分不开的。张仲景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认为自己绝非生而知之者，必须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来掌握方术。晋代皇甫谧家贫好学，常常“带经而农”，一边生产，一边读书，文、史、哲、医各方面的书籍都读。直到中年得了风痹症，处于偏瘫状态，仍然“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他几乎读遍了州郡的藏书，竟至直接写信向晋武帝借书，晋武帝便赠送了他一车书。其嗜书成癖，亦可见一斑了。晋代葛洪家贫，常“饥寒困瘁，躬执耕穑”，自恨“农隙之暇无所读”，便千方百计借书。“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他背着书箱，到处借书，很难在某一人家借到所需之书。于是起早贪黑，上山砍柴变卖，换来纸笔抄书。劳动时，还经常用树枝在田头地边练字，“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鲜能读也”。由于缺乏纸张，常常在每张纸的正面和反面都写上字，致使别人很少能看清。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博涉群籍，“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后来他在医药学和其他学术上有的很高造诣，与他勤学苦读是分不开的。
孙思邈主张医生博览群书，认为医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都要阅读，才能于医道无所窒碍。否则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李时珍更是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刻苦钻研的典型。他曾向王世贞作自我介绍说：“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他以学习作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读书就像吃甘蔗饴糖一般。他广为涉猎，除了医书之外，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农学、天文、历法，乃至诗歌小说，无不披阅浏览，只要遇上有关医药学的内容，就立即加以摘录。这就为他后来编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明代徐春甫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南齐褚澄在《褚氏遗书·审微》中说：“病有微而杀人，势有重而易治，精微区别，天下之良工哉！”他们的话是对的，一个医生必须技术专精，否则就会贻误人命。技术低劣的医生，可以把轻病患者治死；而技艺高超的医生却能化险为夷，使垂危病人得救。《难经·十三难》指出：“阳绝补阴，阴绝补阳，是谓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因此，当医生的绝不能浅尝辄止，“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甚至略略记下几个处方，就以为“天下无病可治”，那样只能误己害人。医学知识的精与博是辨证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精，而只博不精也不能解决问题。要学好专科，首先必须学好基础知识，要攻外科，必须先学内科。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得好：“如欲专小科，则亦不可不读大科；欲专外科，亦不可不读内科。盖因此识彼有之，未有通于彼而塞于此者。”知识就好像连通器，是彼此渗透、相互补充的。古代许多医学名家，常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兼通，如扁鹊、华佗、孙思邈等无一不是如此。
在儒家为实现仁政而努力和献身精神的影响下，从医人员历来重视事业心和不懈努力。古今以来凡是卓有成就的医药学家，没有一个是不热爱本专业的，也没有一个不乐意为医药事业献身的。如果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没有牢固的专业思想，是任何成绩也做不出来的。
孔子提出了社会的文明礼貌原则，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做事要以“九思”的态度认真负责，九思是“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些高标准的人格信条，将使医生在以仁术为目标的实践中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
医生一生系着病人的安危，凡看病施治，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忌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素问·征四失论》就曾指斥过那些看病草率的庸医，指出他们“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诊病之时，不详细询问饮食起居情况、起病始因经过，仓促之间，只抓住两手寸、关、尺三部切脉，又怎么能中肯地分析出病情来呢？至于妄评辩说，巧立名目，实乃诳言惑众，只不过是取败之道而已。对于这种粗心大意的庸医，张仲景有过更为严厉的批评。他在《伤寒论·自序》中写道：“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种不负责任的医生，看病只满足于花言巧语的口头应付，望诊病人，装装样子，相对片刻，就随随便便开个处方。诊脉更是不全面、不细致，连寸、关、尺三部的脉象都未摸清，甚至切脉的搏动不够50次就停止按脉，致有反映脏器衰弱的代脉亦无法发现。患者最近期间的病情尚不能判断，对于全身的症状，更是毫无印象。这样的医生又哪里谈得上什么“视死如生”呢！
不仅诊察情志病需要认真仔细，而且有些外感病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观察出来的。清代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记载：安徽太平县有个名医叫崔默庵，有一次出诊一位新婚的男青年。这个青年正在出痘，“遍身皆肿，头面如斗，诸医束手。”崔氏诊之，觉得“六脉平和，唯稍虚耳，骤不得其故”。因出诊路远，崔氏腹饿，便在患者床前吃饭。只见患者目眶尽肿，却用手擘开眼皮看医生吃饭。崔氏问他想不想吃东西？回答说，非常想吃，就是医生们叫他禁食。崔氏便说：“此症何碍于食？”急令病人用餐。只见他食量很大，食欲非常旺盛，崔氏愈加疑惑不解。于是仔细观察居住环境，寻思其病因。“久之，视其室中床榻桌椅，漆气熏人，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别迁一室，以螃蟹数斤生捣，遍敷其身。不一二日，肿消痘现，则极顺之症也。盖其人为漆所咬，他医皆不识云。”原来这个新婚青年，卧室里摆满了新的漆器，对漆产生过敏反应。先前几批就诊的医生都没有注意到，而崔默庵却能在别人所忽略之处下功夫，终于找到了病因，使问题迎刃而解。这个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凡遇疑难病症，医生必须头脑冷静，仔细观察，多方思考，并且尽可能地和周围环境，以及各种有关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就可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孙思邈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
医生必须忠于自己的职守，不能怕脏怕臭。即使碰上“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病人，也要认真负责地予以医治，绝不能产生半点厌恶心理。孙思邈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尤为突出。陈实功经常给人排脓、除腐、洗疮、敷药，从不顾虑什么臭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宋代法医学家宋慈，他在所著《洗冤集录》中指出，法医必须严肃认真，高度负责，对于死伤人员必须亲自检验查看，绝不能怕脏怕臭。如果玩忽职守，就会出冤假错案。“倘检验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因一命而杀两命、数命，仇报相循，惨何底止。”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冤错现象，他特别强调“即时亲验”。不得让下人代庖，更不能因嫌尸臭而拒不检验。宋慈写道：“尸格挨次亲手填注，不得假手吏胥。切勿厌恶尸气，高坐远离，香烟熏隔，任听仵作喝报，吏胥填写，以致匿重报轻，减多增少。”宋慈曾经做过多任高级法官，在湖南任提点刑狱时，每遇死伤疑案，必亲赴现场检验。他在钻研历代有关法医学的著作以后，结合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编成这部《洗冤集录》，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冤错案件。
宋代许叔微所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曾经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又说：“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李中梓在所著《医宗必读》中也说，医生必须“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视，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他们的话，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一些意思：医生应当品行端正，举止大方，待人诚恳，作风正派，服务热忱，彬彬有礼。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者绝不能啬术以自贵，挟技以邀财。孙思邈说得好，“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而已，否则有悖医德。金代李杲十分重视医德教育，他与学生罗天益第一次见面时，劈头就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意思是说，你是为了赚钱来学医，还是为了继承发扬医药学来投师呢？得到罗天益回答说：“亦传道耳”，这才感到满意。
历代名医都是志存救济，不贪财利的。据《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有个医生叫董奉，他住在庐山，给人看病不要钱，被救活的人无数。“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董奉给人看病，唯一所希冀的报酬，就是让痊愈后的病人给栽一到五棵杏树。几年之间，杏树蓊郁成林，待到杏子黄熟，又让人们自动持粮换杏，并把卖杏所换粮食，用来赈济贫苦人民，资助那些旅行在外而发生了经济困难的人。这就是有名的“杏林佳话”，至今读来还非常令人感动，无怪人们常以“杏林春暖”之类的话来感谢医生的治疗呢！
北宋唐慎微为人疗疾“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他给人治愈疾病之后，只需病人告诉一两个民间单方验方，或代为在经史子集诸书中抄录一二条有关方药的内容。因此，士人们都乐意满足他的要求。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既治愈了大批病人，也积累了大量医药素材。后来他编撰了一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30卷，计60余万字，共收药物1746种，列附方近3000首。其中许多附方，就是当年的患病群众作为报酬抄录给他的。北宋庞安常“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人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庞氏医术高超，治愈率达百分之八九十。对于远道来求诊的患者，还专门腾出房间，作为临时病房，并且亲自为病人熬粥煎药，躬身护理。必定让病人痊愈之后才打发回去。实在无法医治的病，也诚恳地将真实病情告知患者家属或亲友，让他们早有精神准备。病人送来财礼，他坚辞不受。宋代黄庭坚曾撰文称赞庞氏治疾“不问贫富”“轻财如粪土，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一旦给人治好病，“便脱然不受谢而去”。明代李时珍常常义务给人看病，后人以“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而称赞。
明代龚廷贤曾在《万病回春》中写道：“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贫富不在论财，自尽其诚，稍亵之则非重命者耳。”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中进而指出：“病愈而希望贪求，不脱市井风味者，欺也。”他们对那种贪财渎职的庸医，是十分鄙视的。作为一个品德淳厚的医生，不但不图财物，更不希求淫邪之报。据张杲所著《医说》记载，北宋宣和年间，有一士人抱病缠年，耗尽家财，百治不愈。当时有个医生叫何澄，医术颇高明。士人的妻子决计去请何澄为其丈夫治病。她觉得室如悬磬，无法开支诊金，便把何澄引入密室，很羞怯地对他说：“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何澄很严肃地回答说：“娘子何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经过何澄的精心治疗，那个士人果然痊愈。何澄憨厚淳朴、作风正派，在病家急难之际，绝不挟技贪图色欲，这确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美德。
医生诊病，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尤其在诊察妇产科疾患时要注意，不可造次。明代李梴说：“寡妇室女，愈加敬重，此非小节，及其论病，须明白开论辨析。”明代陈实功说得更明确具体：“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傍无伴，不可自看。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诚窥睹，虽对内人不可谈，此因闺阃故也。”这就是说，检查妇产科疾病时，一定要有人陪伴，切忌独自进行检查。治疗时要严肃认真，输之以诚，不可有丝毫轻浮的表现。对于妇科病、性病、生理缺陷，乃至某些情志病等，不要随便对人乱说，要严守秘密，否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古代医家的这些论述，有许多直到今天还是很有生命力的。这些和儒家的“礼之教”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都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并善于向同道学习。如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都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扁鹊救活虢太子以后，当人们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时，扁鹊却回答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汉文帝问淳于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回答说：“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这些话，既表现了扁鹊、淳于意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反映了他们那种谦虚谨慎的美德。孙思邈为人十分谦恭，一贯反对“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认为如果那样，便是医生本身的膏肓之疾。龚廷贤曾对那些褒己贬人的庸医痛下针砭，他在《万病回春》中说：“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唯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设使前医用药尽是，何复他求？盖为一时或有所偏，未能奏效，岂可概前药为庸耶！”医生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自己，又怎样对待同行！这个问题，明代医家陈实功有过精辟论述。他在《外科正宗》中写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这些话，语重心长，足以启迪后学，堪为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同行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砥砺，以便取长补短，共同得到提高。虽然历代名医技艺专精的因素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善于虚心诚恳地向别人学习。孙思邈闻人有“事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李时珍采访四方，到处向老农、老药工、山人、皮工、渔民、猎人等请教。明代专攻麻风病的医家沈之问，“每遇知风者，即礼币款迎，研搜讨论”，“苟得一言善法，即珍而笔之”。清代名医叶天士只要听说哪位医生有某种专长，就立即前往请教，十年之内，拜了17位老师。由于他们虚怀若谷，多得高人指点，故能集思广益，使自己的医术日益精进。
“不耻下问”，这是学习上的美德。在医学界这样的事例不少，李时珍就是典型的一例。清代赵学敏也是如此，他在编撰《本草纲目拾遗》之前，曾到处向劳动人民请教，单是书中所记“某仆”“某妪”“渔海人”“土人”“辛苦劳碌人”及有姓名的群众等不下200人。他很重视民间医学，曾和草医赵柏云合作编写了《串雅·内外编》。赵学敏在《串雅序》中指出，许多国医看不起草医，其实有些草医比国医还要高明。据宋代张杲的《医说》记载，北宋徽宗时，有个宠妃患咳嗽，“终夕不寐，面浮如盘”，命医官李防御治疗。李曾多次用药不效，徽宗下诏说：“若三日不效，当诛。”“李忧挠技穷，与妻对泣”，以为再治不效，自己性命难保，正在嗟叹绝望之中，忽听得外边呼叫卖药声：“咳嗽药一文一帖，吃了今夜得睡。”李便派人买来十帖。只见颜色浅碧，说是用淡齑水滴麻油数点调服。“李疑草药性犷，或使脏腑滑泄，并三为一，自试之。既而无他，于是取三帖合为一，携入掖庭授妃，请分两服以饵。”李防御经过自己亲自尝试，觉得没有什么副作用。便把草药带进宫内，让那位妃子内服。妃子服药以后，当晚“嗽止”，等到第二天天亮，“面肿亦消”。李防御庆幸草药的神效，又怕诏问方药情况，于是把那位草医请到家里，待以上宾之礼，然后叩问方药成分。得知“只蚌粉一物，新瓦炒令通红，拌青黛少许尔”。就这样，官医忧劳无计的难题，竟然由一位草医圆满解决了。《医说》还记载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患痢疾，百治不愈，后来请教一位牛医，用车前子给治好了。清代周学霆在《三指禅》中曾赞叹说，病有大医不能治者，而草医却有办法治疗，故“大医见草医而惊讶，名医见草医而肃然起敬也”。由此可知，当医生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理当彼此敬重，互相学习，切不可持门户之见而互相鄙薄。
综上所述，在中医学中，至为重要的医学目的和医生行为，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仁学思想的光辉折射在医学之中，推进了中医学和医生的健康成长。这也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