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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发展史讲，自猿人起我国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一般来讲，人类进入猿人时期，已具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否则就不可能有打制石器。但是猿人期间，不论早期猿人还是晚期猿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很有限。大约30万年前，猿人进化为古人，至5万年前古人又进化为新人。古人类学家对人类进化过程的划分除依据骨骼、体态的进化外，还有重要的一面，就是神经系统及大脑的进化，就是语言、记忆、思维的建立。距今5万年左右的许家窑人创造了飞石索，2.8万年前的峙峪人发明了弓箭，距今2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采用多种工艺制作出十分精细的、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足见新人以来由于人类大脑进化到一定水平之后，往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原始生活知识创造了条件。原始生活知识的积累丰富了人类的思维内容。人类的早期思维主要是建立在直观思维基础之上的。现在让我们对原始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作些探讨。由于受限于原始思维资料之缺乏，我们不得不借助商、周、秦、汉间所形成的若干理论认识予以分析研究。
既往人们很少将医学知识的起源问题与人类进化史及人类思维进化史结合起来考察，那是因为建立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基础之上的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都起步较晚。历史进入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家纷纷利用考古资料著书立说，将我国古人类进化史、人类思维进化史之内涵不同程度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探讨我国医学知识的起源及我国的原始医学思维问题提供了可能。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是建立在人类远事记忆能力增强基础之上的。而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据考察是近5万年左右，当古人进化为新人（如许家窑人）的一大特征。假如许家窑人没有远事记忆能力，他们就不可能将狩猎中的经验积累起来进行总结提高而发明飞石索。
原始医学思维的出现与早期人类原始医事活动有关。如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早期人类对水的依赖（如渴了要寻找水喝），那是一种本能行为；人类在生存活动中，难免掉入水中，最初掉入水中的人或冻或溺，九死一生，人们十分恐惧；当人类的大脑进化到可以积累经验，并从经验中认识到流水与静水、深水与浅水的时候；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掉入浅水中能体会到舒适感觉的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水并不可怕，甚至当天气闷热时，便主动寻找浅水跳入以求避暑。当某些患有各类感染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们跳入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那些存在伤口的地方或痒或痛，并用手去摸去搔，或者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这些举动无疑对于各种伤口的愈合是有益的。当人们的上述实践经过若干万年的积累与传承之后，至山顶洞人、裴李岗人时期，人们终于可以理解清清的溪流对伤口愈合是有益的，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便在“求治愈欲”的支配下主动寻找溪流蹲在水旁洗涤……人类的这种在“求治愈欲”的思想支配下的主动行为包含了原始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原始医学思想萌芽的双重过程。所以“原始医学知识的起源与原始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一对‘孪生’兄弟”。
前文讲到人类对水的认识过程从始至终贯穿着直观思维过程。其实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新人离开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事物就无法借用推理判断方法认识事物。如许家窑人中的男子汉外出狩猎时，碰到一些小的野兽，如兔、野猫、狐狸等便顺手捡一块石头打去，有时也可打着猎物；当寻找不到石块时，有时也可能顺手拔起一株小植物连同带泥土的植物蔸一同甩出，发现较重的植物蔸在前，也可打着猎物；但刚拔的植物蔸易破散，且打击力量不大，许家窑人的男子汉在上述直观思维的启迪下，为方便狩猎，便在平时将黄泥捏作一团，中间夹以树枝或藤条，待泥土干后，投掷较为顺手，也可打着猎物。但泥团易破，打击较大猎物难以致死。于是他们想到石质球状器，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小石球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狩猎用的飞石索终于在许家窑人手中诞生了。
其实，许家窑人以降的峙峪人、山顶洞人、裴李岗人等他们对各类外伤中的疼痛、痈肿、齿槽脓肿所致痛的认识过程；给疼痛命名过程；他们给伤口中流动着的红色血液的命名叫“流血”等都是在直观思维过程中感知与命名的。我们曾分析过山顶洞人以来的人们对于“目之于色”的认识过程：当他们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黑乎乎的山洞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本能地摇摇头，或本能地用手揉一揉眼球。当他们在山洞中多站一会儿以后，眼前又明亮起来，或者顺着某一缝隙射进来的一束光线望去，便感到这束光线给山洞带来一线生机。他们的上述审视过程，都是采用直观方法主动注意与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现象及生理现象的，他们的目的似乎在于探讨“目之于色”的生理功能，人们对“目之于色”的认识深化了，从医学理论讲，作为医学知识的人体生理学已处于萌芽状态。
我们说直观思维是新人以来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特征，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殷商时期人们的直观思维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甲骨文史料告诉我们，殷人已命名疾病34种
，已有“内病”与“外病”之分，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仍属于直观认识范畴。如依局部解剖部位命名：疾首、疾目、疾齿、疾足。属于内病的命名，如腹不安、疾软、疾心等。殷人对于内病的认识多数是从临床表现中依直观感知而命名的，如前所述。
直观思维在原始中医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的思维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人类单凭直观思维认识世界，那么人类就无法改造世界。假如人类的原始思维仅停留于“领悟”，而不在“领悟”的基础上作推理判断思维，那么人类的思维就会停顿下来，因此世界上的事物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原始人类从何时开始才具有了推理判断的思维能力呢？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讲：由于各氏族处于人类发展的阶段不同，他们所积累的原始知识的数量不同，他们所掌握的原始知识的层次不同，因而他们进入推理判断阶段的时间也有差异。在中国，以吴越、中原文化发展为例：属百越范围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人工种植的水稻，说明我国的种植农业在7000年前已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史了
，许多学者推导我国的种植农业大约起步于全新世早期，与传说中神农氏所属年代大体一致，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我们认为：这一推导，与河姆渡人工种植水稻的发展历程应该是一致的。河姆渡人的业绩不仅在水稻，而且还有原始纺织、编织、建筑、水运等许多反映原始科学水平的遗存，都证明河姆渡人的思维早已从直观思维中解脱出来。在河姆渡人以前人们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原始生活知识，已经具有了推理判断的能力。我国素以生产陶器著称，考古证明我国的红陶史已有8000年历史，著名的仰韶彩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首屈一指。彩陶所代表的不仅是陶器史，彩陶之彩色图案是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先祖们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人们的推理判断思维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医学发展的特殊性，在考古史料中尚无史料证明河姆渡人时期、仰韶文化时期我国的先民们已在原始医疗实践中采用推理判断。但历史跨越数千年，殷商时期殷人的推理判断思维能力表现，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心之官则思”早已被视为真理。一般认为它产生于秦、汉，其实它产生于殷商。殷商时期由于各类原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青铜铸造等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对文字提出要求，促进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发展。应该说殷商甲骨文的创造与逐步规范化，是在数千年陶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个甲骨文字的创造，几乎都包含了造字者发达的推理判断思维能力，在前节我们已通过大量甲骨文字做了论述。如殷商时期，人们对心的解剖部位早有“目染”，在反复的“目染”中，对心的生理功能也开展了推导。于是人们有了造出一个“心”字的迫切要求。由此出于造字的目的，造字的人们对人体心脏开展了有目的的反复解剖，先后造出了五个心字
，甲骨文中出于不同时代的五个心字证明了殷人在200余年的解剖实践中基本摸清了心脏内外的解剖结构特征。结合纣王“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分析，那时的人们已将人的思维功能赋予心脏了。这种“赋予”没有实验依据，是建立在“人有思维能力，心脏有搏动；当心脏停止搏动，人的思维能力也停止”基础之上的。从思维方法讲，纯属推理判断。因此我们说推理判断是殷商时期创建中医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维方法。
我国古代有一种学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言行，这个学术思想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穷究精神。一般认为格致思维产生于两周，其实不然，进入新人以来，我国先民就养成了对未知事物穷追到底的格致精神。山顶洞人如果不在“格致”的思维过程中追索，能够采用原始综合工艺制作出可以缝制皮衣的骨针吗？早在数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对事物的格致与穷究精神。
从传统文化分析，格致思维首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说明了对事物的穷究根由。春秋鲁国的孔夫子十分注重穷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以及“疑思问”
等都充分反映了孔子的严格治学与穷究精神。“易穷则变”（《周易·系辞》）、“穷天地，被四海……矢志不渝”（《管子·心术》）都是中国先民们穷究精神的写照。假如用格致精神来考察我国殷商至两汉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是格致与穷究精神支配着先民们，医家们抓着人体调节理论不放，进行了长达数千年锲而不舍的追求，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脏腑、经脉调节理论。
我国的人体心一经脉调节理论，源于殷商末期人们对心脏的生理功能及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认识，到春秋齐景公时，便有了“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
之说；四经调节理论继续发展，丰富了经脉主病内容，发展为十脉及指导灸疗的十一经脉理论
，两汉时期经脉学家又借天文、历法中的周而复始理论完善经脉学说，借自然界的十二条江河水系，发展为“循环往复，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理论。在十二经脉理论完成之后，医家又结合临床取自然界的风寒可使水结冰之象，类比于经脉中流动的血液进行推导，从此经脉理论与风寒结合派生出风寒致病理论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等三条疼痛理论，指导临床数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至两汉的千余年间是格致与穷究精神促进了心脏大体解剖的完成，促进了人体经脉学说的诞生，促进了中医理论的深化、发展与形成。
我们的祖先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俗中，在水旱交替的变迁中，在风雨寒暑及春萌秋杀的生活环境中领悟到许多相对对立事物的存在，并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对立的概念，如发明弓箭的峙峪人他们对于坚柔、锐钝、曲直的相对性质领悟较多。距今6000余年的半坡人在陶器上留下了许多陶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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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都具有浓厚的相对对立概念的性质。
原始人类在对自然界直观认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对立概念，后来发展为辩证思维，大禹治洪水时吸取先人的治洪经验，从“堵”改作“导”，成功地将洪泛引入江海，充分显示了禹的辩证思维才能。在传统文化中如诗、书、易、礼及诸子著作中辩证思维的内容十分丰富。将辩证思维引入医学首见于《周易·噬嗑》：“噬肤灭鼻，剩刚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以及秦医和的六气致病理论都是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探讨医理的尝试；在仓公25例诊籍及八问中，仓公熟练地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许多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仓公诊籍早于《内经》，是因为自司马迁以后没有他人更改、修饰的原始医案，具有重要的医史学意义。考古史料证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十一脉灸经及《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许多医理的建立都充分显示了辩证思维的能力。江陵张家山《脉书》和甘肃《武威汉代医简》，无不包含着先辈们采用辩证思维观念建立医学理论的内容。今本《内经》中的“阳予之正、阴谓之主”，“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成为2000余年来中医辩证思维的核心。由原始相对对立概念发展而来的辩证思维，是建立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思想武器。
原始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获得的一些思维能力，是建立在大脑发育与大脑生理功能逐步进化基础之上的。早期人类的思维能力都比较简单，当人类进化为智人后，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飞速发展。当人们对自身的生、老、病、死现象，情感、思考问题等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以后，他们又将人类的这些生理现象推断到天上的星辰、地面的山川及动、植物，认为它们都如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这就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人类的原始思维——互渗律
。可见原始思维除直观思维外，还具有拟人化的思维内涵，具有类比、比拟、比照等功用。
《周易·系辞》：“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之谓也。”孔颖达疏曰：“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可见，取象比类就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取已知的自然之象或已知的事物类比于需要说明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人们取已知甲对象的某些已知属性类比于乙对象，推导出乙也可能存在与甲相同的某些性能的一种思维方法，可见互渗律是将人类的情感等比拟于他物；取象比类则是将已知的事物通过类比、推导，用于需要说明的问题。取象比类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仰则观象于天”。除了可以弄清“天”的某些规律外；也为利用“天象”（如北半球可见的北斗七星现象及金星之春启明、冬长庚现象）类比于人事积累了知识。当人们根据许多植物春萌、夏长、秋收、冬藏规律总结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草木茂”“天地之道、万物自然”及“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①等一系列朴实无华认识的时候，取象比类为进一步认识事物（含医理）创造了条件。取象比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很高。《诗》《书》《易》《礼》《春秋》等诸子百家均广泛采用。在《内经》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依取象比类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事是很多的，以下仅从三个方面做些介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当时已知的气象学知识，古人在这里将已知的气象变化过程类比于人之生理。指出：“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这里的“清阳”指五谷在胃中腐熟之后的精微物质。“浊阴”指胃肠中的食物残渣。并将“清阳”类比于“天气”，将“浊阴”类比于“地气”，在古人看来利用“天气”和“地气”之变化规律，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消化生理及体内某些新陈代谢的规律
。历代学者认为这种比拟是合理的、成功的。《素问·六节藏象论》在讲古历法理论时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这是已知的古四分历历法理论。在这段文字中按古四分历大小月推算应为“三百五十六日（或三百五十五日）而成岁”，因而才产生“积气余而盈闰”的十九年七闰制。古历法中的盈闰理论，即有余不足理论或损有余而补不足理论，被《内经》中广泛采用。在《内经》成书的数百年间，各篇作者采撷了当时的许多科学成就类比于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就是将已知的某些天地之自然现象及四时变化规律类比于五脏生理功能提出来的。历代学者都将上述诸多内容视作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天人相应整体观”。从《内经》中的许多资料分析，“天人相应”应指人类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接受天地之自然现象（因素）的制约。《内经》中的“天人相应观”是合理的。《内经》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问题，它的内涵略有区别，尤其“天人感应”，强调“天”与“人”的相类、相通；强调天有意志，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难和祥瑞表示天意对人的谴责和嘉奖。国内外历代统治者恰恰是利用了这一“天威”统治着臣民。所以“天人感应”属于社会学范畴。
古代医学家取已知的天象、历法知识，类比于人体生理、病理，为创立传统中医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
在人类的生活史上长期与风寒搏斗，“天寒地冻”或者“寒则地冻水冰”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医家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联系到风寒对人体经脉、血气的影响。他们观察到“天地温和，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起”等自然现象。古代医家依上述自然现象推断（类比）风寒侵入人体后的变化，指出：“夫邪之入脉也，寒则血凝泣……”“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认为风寒致病的病理机制是“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导致“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最为可贵者，古代医家还由此引申出数条疼痛假说，指导中医临床2000余年。如“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则假说则是有名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以及“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等秦、汉时期的疼痛理论假说，都是建立在取已知的风寒导致“地冻水冰”基础之上的。在治疗方面古代医家亦取已知风寒知识进行类比：“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冰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进而类比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再根据病情采取治疗措施。上述医疗思想至今仍不失色。
我国先民对痈病的认识，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那只是对痈病外型的描绘，秦朝吕不韦组织学者在修《吕氏春秋》时，于《尽数》篇中取那一时期人们已经观察透彻的自然现象，“流水不腐”及“户枢不蠹”是因为“流水”和“户枢”长期处于运动状态的原因。人们将这两组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体生理和病理，指出：“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流水不腐”帮助人们深刻认识“形不动则精不流”是痈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形不动则精不流”成为《内经》许多篇章中论述痈病病理的重要理论。如“……营卫不行，乃发为痈疽”，“……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反复，故痈肿”。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之自然现象类比于气血，推导出“形不动则精不流”这一生理现象及“精不流则气郁”的病理过程，指导了秦、汉中医理论的发展。
许多史料证明原始中医学的产生是朴实无华的。新人以来的中国人在与各类外伤、痈肿及内病的斗争中，他们的思维特征除直观思维方式外，还表现为推理判断、格致穷究及取象比类思维方式，都具有原始思维性质，是中国人的原始思维促进了早期中医学的发展。
（李经纬 严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