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发展之路

渐渐地，亲切的古城和美丽的丽江坝消失在石板铺成的道路的尽头。家越来越远了。赵应仙的心头照样又冒出一股很难受的滋味。每次出门这种滋味总是压抑不住地会冒出来。要不是生活所迫，要不是为了生存，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亲人，去走上这条要命的路呢？谁都不会觉得，风餐露宿的日子会比得上自己家里温暖的火塘和干燥舒适的床铺。

然而一切似乎已是命中注定。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有端倪。丽江坝子里的人口在不停地增加，每个家庭都在膨胀，土地却不会像孩子一样生出来，再不停地变大；而且光靠那点有限的土地，即使饿不着，也不可能使生活有所改善。在 20 世纪末期才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赵应仙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摆在眼前。

由于地域关系，世世代代居住在丽江坝的纳西人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进入西北方的藏地，用贸易，用交换，来扩展生存空间，来提高生活质量。他们很难到山下，进入内地寻求到他们的市场。生性耿直质朴而又为人老实的纳西人，很难跟内地那些精明、奸猾的商人打交道，甚至连语言都很难沟通。他们在内地找不到钱，赔本贴钱的风险相反要大许多。所以，在历史上，纳西人的生意大多往西北藏地发展，那儿才是他们驰骋的天地，那儿才是他们如鱼得水的市场。用他们的老话来说，这叫“熟门熟路，找钱更易”。

自古以来，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生息地区，东北部居住有彝族，西北部毗邻藏族，南部与白族和汉族相接，丽江就正好处于汉、藏、白、彝四大经济势力圈的交错地带，其间还杂有傈僳、普米、回族等民族，这是对夹缝中的纳西族生存能力的考验，也为纳西族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贸条件。

分居各地的各民族从各自的需求出发，自然而然要做各地间农作物以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易，尤其是生活在高原特殊地域里的半游牧半农耕的藏族，特别需要与内地的交易活动，仅他们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一项，就完全靠内地输入。于是，在这一地区的大山大川之间，骡马作为大量运输物品的交通工具而受到重视，马帮商队也就在这种翻山越岭、过河渡江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应运而生，并日益发达起来。

然而，西藏的马帮来到丽江，就再不可能继续前行，自己到山下的内地去。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更适应不了山下那燠热的气候。他们只能走到丽江为止。而内地的商人也难以进入西藏，他们面临的正好也是藏族面临的问题：语言不通，生活习俗迥然两样，高原的寒冷缺氧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也只能走到丽江就止步。于是，处于内地与藏族地区交界地带的丽江，成了藏地与内地之间交易的中间地带，成了这一带各民族中转交易的大驿站。生活于丽江的纳西族人一方面了解熟悉内地的情况和文化，也熟悉西藏草地的语言、气候、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在汉藏、白藏、纳藏等贸易交往中，纳西族马帮就起到了得天独厚的作用。

更何况，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及其长年延续，中国各出海口全被封锁，更由于日军侵占东南亚，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同盟国的滇缅公路于抗日战争中后期被截断，从滇西重镇丽江和西康康定经由西藏拉萨转道至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的茶马古道，一时间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尽管这条道路遥远险峻，数月的行程千辛万苦，但由于能赚到很大的利润，许多商家和众多民众便无所畏惧，纷纷涌上这条道路寻求发展，在滇西北商业上掀起了“拉萨热”的高潮，只要是有点能力的人，大多踏上了这条吉凶难卜的道路。

抗战初期，沿海沦陷，滇缅公路成了全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线，被誉为“抗战输血管”“抗日生命线”，各大商号纷纷抢运物资，形成“走印度、跑缅甸”的格局。抗战中后期，一些过去在缅经营的滇侨商号在缅甸沦陷后，便到丽江买骡马，组织马帮由印度转运商品。即便抗战时期云南通往缅甸、四川、贵州等几条公路干线已修通，马帮仍在云南全省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战时物资保障的运输出力甚大。马帮的发展，使当时云南省骡马存栏数也高达 50.7 万余匹。

这样看来，天时、地利、人和，这几种中国人所认为的成功的条件，都落实到了丽江纳西族头上。1984 年出版的《纳西族简史》记载了这一段历史：“20 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滇藏贸易十分活跃，维西、宁蒗等纳西族地区，成了重要的商道和过往马帮们的歇脚地。各种货物由内地经过这里远销我国西藏乃至印度，这就使纳西族中原来从事季节性赶马活动的人，逐渐转入以赶马经商为主要职业。由于赶马经商获利甚厚，引起了人们的羡慕和向往。不仅大多数家庭抽出男子从事赶马运输，就是那些缺乏骡马的人户，也有人通过押出土地来购买骡马，以便从赶马经商中谋取利益。‘汉人发财靠买田地，摩梭发财靠买骡马。’这一当地民谚，生动地反映了纳西族对赶马运输业的重视。连永宁土司和总管也派有家奴和佣工，组成马帮商队，常年从事商业活动。据 1956 年的统计，在宁蒗的永宁和维西的永兴等地，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主要成员兼营赶马运输业。赶马运输业的兴起和繁荣，给纳西族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45 年，著名的汉人喇嘛邢肃芝（藏族名洛桑珍珠）在拉萨哲蚌寺精研藏传佛教 8 年而成为汉人的第一位拉让巴格西，后跟随永宁总管亲自带队的有数十名骡夫、90 多匹驮骡的马帮，经由滇藏道返归内地。邢老沿途亲见，由云南而来的滇茶驮队，大的约有数百驮，绵延数里，小的也有数十驮，一路络绎不绝。

其实，在这场“拉萨热”之前很久，赵应仙的祖上早就在这条古道上走动了。他的祖上本姓杨，后来过继给赵家才改姓赵，于是赵应仙的爷爷赵怡就将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取作赵育杨和赵根杨，既不忘赵家的养育之恩，也不忘杨家的根。赵应仙的爷爷赵怡几乎在茶马古道上走了一辈子，这条路不仅使他在丽江古城里盖起了两院房子（位于今五一街）留给他的两个儿子，而且还置了十几亩田地给后人作衣食饭碗。从那以后，赵家两兄弟分住紧邻的两院，小儿子赵根杨，也就是赵应仙的父亲，在家坐镇，照顾田地和家人，而大儿子赵育杨则继续在茶马古道上经营生意，打理家里在德钦的店铺，并养了一些牦牛打酥油卖，将挣到的一点钱带回丽江老家养家，力图使家人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那时，丽江的大部分人家都是这样安排一大家人的生活的。种地的种地，经商的经商，里外配合，构成了当时丽江纳西人的生活格局。在那一时代，丽江人不可能还有别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样的生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牢不可破。赵家很快就面临极大的麻烦。爷爷赵怡早早去世后，在云南与西藏交接处的德钦做生意的赵育杨撇下在丽江的老婆，在当地娶了一个藏族姑娘，在那儿重又安了一个家。但这并未能使他继续好好做生意。“那是良心不好的一个，一下子就把家当造光了。”多年后赵老先生愤愤地说。他伯父赵育杨在德钦做了几年生意后，开始喝酒、跳舞，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久就将全部资本和家产糟蹋个精光，不仅不能给家里寄钱接济老家的生活，反而搞得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着落，丽江老家的人去接他他也不愿回丽江，最后潦倒死在了德钦。他所生的纳西和藏族混血的女儿后来嫁到丽江，才把赵育杨火化后的遗骨带到丽江老家安葬。而他遗弃在丽江的妻子一直跟赵根杨一家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以后才去世，是由赵应仙他们做的孝子。

由于家里有了这样的衰落变故，20 岁刚出头的赵应仙就不得不拾起祖上的衣钵，又踏上茶马古道去谋生。

一切又从头开始，赵应仙踏着前辈的脚印从丽江去到德钦，在茶马古道上赫赫有名的李达三家的达记商号里当小伙计，学着做生意。

在丽江和德钦之间，早就有密切的贸易往来。1920 年左右，丽江纳西族周尚德在德钦设立德广通商号，并在任德钦商会会长期间，筹建了第一所丽江与德钦经商点，盖起德钦的第一座瓦房，同时塑了一尊纳西族“三朵”神像，成为纳西族与藏胞交往之地，每逢纳西族传统的二月八“三朵节”，那个地方就热闹非凡，对当时的通商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达三最早也是从德钦起家的。

赵应仙在德钦一干就是三四年。在那儿他学会了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藏语，见过了一些世面，学会了怎样辨别山货货色，学会了怎样讨价还价，尽管这似乎不怎么用得到，因为茶马古道上的商人都很守信用，大家都很讲规矩。

不少丽江人就这样在这条路上找到了衣食饭碗，有的人还从此兴旺发达起来。有名的仁和昌商号的创始人赖耀彩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样板。赖家祖籍福建汀州府，其始祖云丽公于清乾隆初年经商至丽江，见丽江山水秀丽、人情质朴，就定居下来。后来子孙繁衍，至赖耀彩为七代孙。由于人多负担重，迫于生计，赖耀彩 10 岁就弃学跟随父亲到中甸做小商贩经营，待父亲奉养回家，13 岁的赖耀彩就主持业务，兢兢业业，勤俭朴实，虚心学习，逐渐信誉卓著，到民国初年，已具有相当资本实力，分号设至四川木里、康定，业务蒸蒸日上。1930 年传至其子赖敬庵手上时，又恰逢抗日战争造成的局面，古老的滇藏商道焕发生机，赖敬庵抓住机遇将赖家的仁和昌分号布局扩展至大理、昆明、昌都、拉萨，直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苦心经营，成为“拥有巨万，富甲一县”的大资本家。据 1943 年的盘存，其商号仅流动资金一项就有滇银币 60 万元，骡马近 200 匹，成为滇西著名富商之一，西藏人更称之为“赖家昌”，也就是大资本家的意思。在整个西藏地区，私人商业称“昌”的，仅寥寥可数的几家。

赖家的成功无疑是丽江许多人家的梦想。人家都这么发达起来了，自己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况且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于是，赶马帮走草地走茶马古道就成了丽江人的生存发展之道。

抗日战争期间，这条古老商路又有了蓬勃的商机，各国各民族的商人们纷纷涌到这几条路上，进行繁忙的运输贸易。云南帮的几家大商号，都在这条路上经营。一些小规模的马帮，有时也会在这条路上跑几趟，只要有生意有利润。丽江以北、云南中甸铸记马铸材家的商号马帮，就大量在滇、藏、印路上走动。丽江以南的鹤庆恒盛公张家的马帮，也都全力投入到这条路上运营。在滇、藏、印一线大规模经营并在印度定居做生意的，大理鹤庆恒盛公的张家最为著名。

说起来，我与恒盛公的缘分最深切，而恒盛公也是经营茶马古道生意时间最长、投入收益最大的一家。1999 年春，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前辈赵橹老先生介绍，我就拜访了恒盛公的第三代后人张乃骞先生。张乃骞先生出生于 1923 年，属猪，时年 77 岁。他从幼小到壮年，亲身经历并曾主持过张家恒盛公的生意。张乃骞成人后，就多次来往于云南和西藏之间，当然，更多的是在印度和中国拉萨之间奔波，经营恒盛公在这一带的生意。张先生清晰的记忆和鞭辟入里的讲述分析，使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复现那一段历史。从张先生那里，我听到了许多精彩的滇藏、滇印马帮贸易故事，甚至获得最初的外贸、汇兑知识。张先生的眼界、胸襟、学识和人品，令笔者十分钦敬。仅语言，他就通汉、藏、英和印地语四种，而他在印度 1961 年排华时不得不离开他生活工作了整整35 年的侨居地，回到祖国，搞过翻译、下过乡、当过工人，最后竟以工人身份于 2008 年绝尘离去。笔者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能紧追张先生，将他及他家恒盛公的事迹完整记录下来。

恒盛公的马帮用的大多是云南迪庆奔子栏的藏族赶马人，中间也夹有几个其他地方的，比如溜筒江的，西藏嘉玉桥边的，也有拉萨的，但属极个别。恒盛公商号最多时有 200 匹骡马，分作三队走，一来一往岔开了走。三队马帮有三个锅头，最得力的叫仁青，是中甸的藏族，另一个是奔子栏的，叫囊谦，还有一个是张家的亲戚，鹤庆鲁甸村人，张乃骞只知道三哥三哥地叫他。他们一队马帮有三四十匹骡马，有时六七十匹。这些马帮在茶马古道上一直走到西藏解放的时候。后来，马锅头仁青在西藏参加了解放军，因为他通藏语，汉语又讲得好，又熟悉当地的道路情况和风土人情，进藏部队正大量需要这样的人。像这样丢下马鞭子、脱下马甲参加解放军的马锅头和马脚子，绝不仅仅是仁青一个人。

在与丽江一水之隔的中甸，也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发达起来，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马铸材先生。马铸材名金品，字铸材，而他的藏族名字叫荣坤·次仁桑主，其祖先是来自陕西的回族，后来就自然而然融入中甸的藏族社会。马铸材于光绪十七年（1891）生在中甸中心镇（现称为“独克宗古镇”）。由于农村破产，家境贫困，他少年失学，到一家汉族商号公和昌当店员，从事沉重的店务劳动，接受旧式商店的学徒教育。由于他勤奋好学，三年后就基本掌握了山货药材及来往账目的知识，并以其诚实聪明、胆大心细为东家赏识。刚成年，马铸材就替东家承担极其艰苦冒险的走草地马帮贩运，足迹遍及国内的滇、川、青、康、藏等地区，以及境外的印度等地。在茶马古道上，他历经了盗匪抢劫、军阀地霸绑架，以及大自然的种种挑战，终因本人勇敢机智、吃苦耐劳而幸免于难。马铸材后来经常说：我是天当帐篷地当床，霜做枕头雪做被，九死一生闯过来的人。就是这种在茶马古道上练就的勇于冒险、刚毅勤劳和富于诚实信义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一番事业。后来，他逐渐摸索，来到拉萨落脚。从 1915 年起，马铸材马不停蹄地与家乡的马帮结队运茶到西藏，又将西藏的金边帽子、服饰用的金边，以及毛织品、染料等运销中甸，来回都是高利润的生意。所以在中甸有“进得西藏回，金银满袋归”的说法。不到两年，马铸材就已经还了本钱，还有结余，于是又在中甸城里租下商铺一间，售卖自己进来的热销货物。1920 年，马铸材进而侨居印度噶伦堡经商，经营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马帮贩运，扩大经营茶叶、羊毛、土产等侨商贸易，通过充满血泪、充满冒险与智慧的劳作，逐步累积起一定的资本，创立铸记商号，生意日兴，信誉日隆，成为茶马古道上信誉卓著的大商人。

马铸材老先生直到 1962 年才返回祖国，1963 年病逝，葬于昆明黑龙潭畔，现迁葬于昆明西山山麓滇池畔。这是后话。

在与云南山水相连的西藏芒康邦达，亦诞生出西藏近代最大商家邦达昌。邦达昌大老板邦达养壁的爷爷原先只是个很小的“聪本”，有几匹骡子和 24 两藏银的本钱，为他赶骡子的“腊都”是一个云南中甸的藏族。养壁的爷爷就靠那几匹骡子，做起从云南德钦到西藏芒康之间贩盐之类的生意，后来发展到藏东重镇昌都，路子也越走越宽。到养壁父亲邦达尼江这一辈，他将生意做到了中国拉萨乃至印度，并正式立起邦达昌商号。随着印度和中国西藏之间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将邦达昌开到了噶伦堡和加尔各答。法国学者卡洛尔·梅可葛兰指出：“来自于康区的邦达仓家族在拉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家族游历于印度、中国内地、康区和拉萨，涉及领域包括西藏的经济、贸易、世俗和寺院政治，与中国国民政府及英印当局建立了各级公开与秘密的联系。”邦达昌不仅在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下独家承包经营羊毛和贵重药材多年，还建立了全藏最大的商业机构和经营网点，固定和流动商号遍布藏族地区城镇和农牧区。据说，邦达昌在全盛时期往来于茶马古道各条线路上的马帮达 2000 多匹骡马，以至各地分号骡帮相互不识，途中斗殴现象时有发生。其赶骡人常常这样说：“地邦达，天邦达”，其中以老三邦达多吉最为著名。从19 世纪末期发家，到 20 世纪中叶结束生意，邦达昌马帮的叮当铃声，在茶马古道上响了半个多世纪。柯羽操在其 1935 年出版的遗著《柯羽操游记》（续）中记载：“拉萨城中之邦达昌商号，为藏中经营商业致富之第一家，远近咸知，势耀轩赫，俨然据有操纵西藏商业之地位。其所营之汇兑业与进出口货物贸易，几占全藏贸易总额之半，势力之大，可想见也。”

在这些成功的马帮商人身后，还有更多人赶马帮涌上茶马古道，赵应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2ZO8wqNGYH0CMgz6fbEop2ETQWR7u4X19yMwBt+audulAYDlmlUUYN5+PYDykH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