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那是 1986 年的事情：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派遣到我更一无所知的滇西北迪庆高原支教，在那儿生活、工作了一年。我为此感恩不尽。那一年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第一眼我就爱上了那片高原，我确信那是我前世的生息之地。高原上的一切造物都在讲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许许多多非常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尤其是几位当地朋友所讲的他们的祖先赶着马帮走西藏雪域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和史诗。

我爷爷过去也赶过马帮，他的小马帮走的是滇东北一线到四川驮布匹及日用百货，有时则是走滇南一线驮运盐巴、棉花和大烟。土匪的一次抢劫使他沦为了城镇小商贩，再后来他戒掉大烟成了一个手工业劳动者——裁缝。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未提过他的马帮经历，一直把它们带进了坟墓。也许是因为遗传，我在大学时代就迷上了马帮那种在路上的感觉，几乎每个假期都尽可能地四处流浪（那时还没有旅游、旅行之说），只要兜里有一点点粮票和钞票即可，后来就干脆晃着膀子走起来。

1989 年，我独自一人或步行，或扒在颠簸的卡车车厢里，行程近万里，第一次穿越横断山系、喜马拉雅山脉和唐古拉山脉，领略了在世界屋脊上行走的生死感。

笔者 1989 年于然乌湖

1990 年，为探查“茶马之道”（木霁弘 1989 年提出）的秘密，木霁弘、陈保亚、徐湧涛、王晓松、李林和我 6 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中甸（今香格里拉）集结，搭一辆破旧客车到滇藏交界的德钦升平镇，雇了一支有 7 匹骡子的小马帮，由马锅头多吉赶着骡马，驮着帐篷和锣锅，踏上了数十年来就没有人全程走过的马帮古道，在大山大川里走了近百日，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转了一圈，回来后余悸未消、兴奋未平地出了本《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首次将那条由云南和四川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命名为“茶马古道”。我逐渐意识到，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曾经辉煌过的古道，在这条古道上曾经有过一种神奇的、或许已经永远消失的人生。

1992 年，我在同宿舍同事王四代的带领下，去到他的家乡，也即著名的普洱茶的真正故乡——西双版纳易武、攸乐（现基诺山）等六大茶山探访，初识了普洱茶的深厚意味和茶马古道的云南起始地。

1993 年，我又单车独骑整月，将川藏公路北线慢慢踏勘了一遍，以某种现代方式体验当年马帮的艰辛。

此后的 30 年间，我陆续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行走茶马古道，走尽了它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路段，直至中国与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和缅甸交界的口岸，有时也走出国门探访，直到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和湄赛，老挝的琅勃拉邦，越南的老街、海防和西贡，缅甸的仰光、腊戌和曼德勒，印度的阿萨姆和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国的达卡，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及其喜马拉雅山地，逐一探访了各大茶区将茶叶外运外销的道路，访谈了各地各个历史时期奔走在这条路上的各种马帮人众。

只有实地亲身走过这条道路，才能真正感受马帮所经受的艰险困苦。我已不记得曾经翻越过多少高山雪岭，跨过多少江河峡谷，经受过多少路途的精疲力尽和可怕的危险。沿途很多地方人烟稀少，而那些僻远的村落至今仍很少有外人到过。要搞一点新鲜菜蔬吃的话，得用所带不多的红糖、罐头等实物与老乡们交换。他们常常不接受对他们来说几乎用不出去的钞票。当然，我们也充分感受到古道沿途老乡们的朴实美好。有的老乡甚至会用自己的帽子兜着家里老母鸡刚下的还热乎乎的鸡蛋追上老远送给我们。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行走茶马古道，成了我认识马帮，以及它所包含的人生意义的方式。

1993 年笔者独自骑单车入藏考察，在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前留影

1996 年丽江大地震后，我在古城大研镇的纳西古乐会上认识了赵鹤年（字应仙）老先生。当时年已 80 多岁高龄的赵老先生仿佛想印证他的名字，身体康健，精神矍铄，银发闪闪，美髯飘曳，令人自然而然想起“鹤发童颜”这几个字。老先生早已赋闲在家，守着古城里那院古色古香的院宅悠哉养老。那宅院还是他祖上拎着脑袋赶马帮奔波于茶马古道所攒下的血汗钱盖起的。每天晚上，老先生还去镇上的纳西洞经古乐会，为四面八方慕名而至的游客演奏动听的音乐。演出时，能言善道的主持人宣科都要首先向大家介绍赵老先生是老马锅头，是走茶马古道的“藏客”。

也走过这条要命的古道的我就赶快认识了这位老前辈。赵应仙老先生不仅身体康健，而且记忆力特好，当年的一切，仿佛都还在他的眼前。从 20 多岁起，他就踏着他爷爷赵怡、他伯父赵育杨的脚印，十多年往来于茶马古道，最远甚至到过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卡里姆邦的噶伦堡，以及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但他最为苦恼的是，没人相信他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甚至连他的儿孙们都认为，他所讲述的他在茶马古道上的种种经历纯属天方夜谭。

丽江古城老马锅头赵应仙先生

幸运的是，除赵老先生外，当时还有不少老人健在，他们或是曾经亲自参与过马帮的运输贸易活动，或是见证过茶马古道曾经的繁荣兴盛。我曾多次对有过类似经历的马帮商号老人，如云南的张乃骞、黄钟杰、袁基宏、王茂本先生等，在西藏赶“骡帮”走过茶马古道的边多、格桑旺堆、丹增旺堆、噶玛丹增和德高望重的印藏贸易见证人尊杰先生等，以及在四川制茶、背茶走过茶马古道的姜琳、李攀祥先生等，进行了深入的访谈。2018 年，我在普洱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永磊的带领下，还采访到了整个普洱地区仅存的最后一位马锅头杨春林老先生。当年的一切，仿佛都还在他们的眼前。当我一跟他们提到马帮，提起茶马古道上的事情，老人们马上兴奋得眼里放出光来。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情形下赶马帮走过茶马古道，肯定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现在这些人大多故去，茶马古道和许许多多在古道上冒死往来的马帮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为遥远的梦幻，随着马锅头和赶马人的一个个逝去而尘没烟消。专栏家三七在推读陈渠珍的《艽野尘梦》时写道：“自古牵骡负橐，为生计所驱，辗转于无途之途者，十九为普通百姓，死于道者，又不知有几百千万，特无人作传耳。”

要是时光倒转，在我还没有将自己的脚步踏上茶马古道之前，我也不会相信赵老先生和其他马帮的故事，那里面充满着太多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际遇。对很多人来说，就从未听说过什么茶马古道，更没有见识过马帮，它们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茶马古道以及行走其上的马帮确实存在过，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 1950、1960 年代滇藏和川藏公路修通。至今，在短途区域里，它们仍在运作。在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尤其在 1942 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成千上万的马帮络绎不绝于途，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很少有人留意到这条商业通道，更少人在意西南山区特有的交通运载工具——马帮。但当时在丽江执行国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的俄国人顾彼得，在他生动的《被遗忘的王国》中浓墨重彩地提到了这些马帮的艰辛冒险和这场马帮运输的壮烈伟大：

“据估计，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被阻时，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八千匹骡马和两万头牦牛。几乎每周都有长途马帮到达丽江。生意如此兴隆。甚至多雨的季节都无法阻止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这是极大的冒险，由于他们的贪婪，他们才这样干。西藏的雨季很可怕，在边界上所有的马帮和香客来往交通通常停滞一段时间。山路变成泥潭沼泽，江河暴涨，大山为云雾所笼罩，冰雪崩落和滑坡与其说是意外，不如说是常规。许多旅行者被永远埋在几十吨重的岩石下或葬身于急流中。”

在丽江工作过 9 年的顾彼得

顾彼得接着深情写道：“印度与中国之间这场迅猛发展的马帮运输是多么广阔和史无前例，但是认识它的重要性的人极少。那是独一无二非常壮观的景象。对它还缺乏完整的描述，但是它将作为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此外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表明，即使所有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被某种原子灾难毁坏，这可怜的马，人类的老朋友，随时准备好在分散的人民和国家间又形成新的纽带。”马帮在人类的生存史上立下了名副其实的汗马功劳。

我觉得，是来记述这一经历的最后时刻了。据我所知，无论是顾彼得，还是那些走过古道的当事人，都没有为这段历史，为这样一种交通生活方式留下完整的记述。

赵应仙就是这支广阔而史无前例的马帮运输队伍中的一员。他20 岁出头就到德钦，在著名的李达三开设的达记商号做生意，后来更长期往来于丽江、西藏与印度之间，经历了茶马古道上无数的风霜雨雪和困苦艰辛。像有他这样经历的马帮老人已经寥寥无几。两年里，我五次前往丽江专门拜访赵应仙老先生，每天与他朝夕相处，促膝交谈，记下了赵老大量珍贵的回忆，录下了 1500 多分钟的录音。

在我自己于 1989 年、1990 年、1993 年及以后数十年间数十次以徒步加搭便车、赶马帮和骑单车、自驾等方式，沿当年茶马古道的线路穿越世界屋脊之后，在长期收集研究一切与马帮有关的材料之后，在对赵老和其他马锅头及赶马人询问了我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之后，总算对那一段艰苦卓绝、神奇伟大的马帮生涯有了鲜明的印象和深入的了解。

那的确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伟大冒险。我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行进在茫无涯际的大草甸上，能听到清脆的骡铃在肃穆冷峻的雪峰间回荡，我还能从他们在河谷林间烧起的炊烟里嗅到酥油茶的浓香味儿，我更能从中感悟到人类为了生存所激发出的无畏勇气，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和世世代代都能够激动人心的精神。正是这勇气、力量和精神，使得人类生活有了价值和意义。

在茶马古道和马帮这里，印证着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揭示的：文明的褶皱处所滋长的生存智慧，以另一种方式捍卫着人性的存在。

现在，这条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艰险，也最为壮丽的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浓厚兴趣。然而，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走遍天涯的马帮也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一些日益剥蚀褪色的记忆留存在一些日益稀少的老马锅头和赶马人的脑海里。“现在连过去那种用纯铜做的铜铃都没有了！”赵老先生感慨万千地说。

行进在深山峡谷中的马帮驮队

人有时候非常需要听到过去的声音。

我是怀着十分钦佩和激动的心情记录下赵老先生他们当年的故事的。我主要以赵应仙老先生所讲述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同时穿插和引用另一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的讲述，如云南恒盛公商号的张乃骞先生，铸记的马家夔先生，仁和昌的黄钟杰先生、袁基宏先生，西藏的边多老师，以及走迤南道的郑育和、杨春林先生，等等；当然也包括对此有过真实记录、做过研究的先辈们的文献，如主要在迤南经商的马泽如先生，如深入藏地的刘曼卿女士，如在藏地修法和工作多年的邢肃芝先生，等等；自然地，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掺入了自己无数次行走茶马古道的感受和体验。我想尽可能真实而有血有肉地再现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种生活，为那些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为那一条让人魂牵梦绕的路，为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存方式。因为，那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人们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