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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琚（1697—1767年），字佩之，号松门，奉天（今辽宁沈阳）汉军正白旗人，清乾隆前期声名显赫的大官僚。他出身于显宦世家，曾祖父杨朝正于康熙中以侍卫出为山东东昌知府，祖父杨宗仁官至湖广总督，叔祖杨宗义官至河南巡抚、镶白旗汉军都统，父亲杨文乾官至广东巡抚。杨应琚本人起家任子，雍正七年（1729年）授户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山西河东道、甘肃西宁道、临巩布政司、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甘肃巡抚、山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补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留陕甘总督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初，杨应琚以大学士管理云贵总督，接办中缅军务。他贪图功利，为将弁欺蒙，报喜不报忧，终被清高宗觉察，将其革职议罪，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闰七月二十三日“赐令自尽”，成为乾隆皇帝炫耀边功的牺牲品。
杨应琚不仅有显赫的政绩，还有独具特色的著述，被前人称为“兼资文武”的名臣。他“自总角受书，矻矻经史”，经史诗文皆为里手。从政之后，颇以科场失意，“未能登玉堂秉史笔”为憾，在职务清闲的西宁道任上，他先后撰著有七卷本地方志《西宁府新志》，有西北游记《据鞍录》，有六卷本礼学著述《谥法备考》，还有大量诗文散见于诸方志中。杨氏这三部著述都完整地留存于世。《西宁府新志》经李文实及崔永红两位先生整理校注，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两版。本书则是对杨著《据鞍录》和《谥法备考》的整理校注本，以及校注者所撰集《杨应琚年谱长编》。
《据鞍录》是杨应琚以日记形式写成的有关青海、甘肃、陕西的游记。
乾隆四年（1739年），正在西宁道任上的杨应琚奉命入京述职。六月二十日由西宁乘马起程，经由碾伯（今青海乐都）、平番（今甘肃永登）等县，二十六日抵兰州府城。因其祖父杨宗仁曾为临洮知府，取道临洮，经由渭源、巩昌（今甘肃陇西）、宁远（今甘肃武山）、伏羌（今甘肃甘谷）、秦州（今甘肃天水）、清水等州县，出大震关入陕西省境。又经陇州（今陕西陇县）、汧阳（今陕西千阳）、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地，七月十九日到达西安省城。继而东向临潼，经渭南、华州（今陕西华县）、华阴、潼关诸县州，七月二十六日由风陵渡入晋。这段行程横贯三省，达二千七百余里。作者把一路上的见闻、沿途道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城池关隘、掌故传说、人物轶闻、庙寺碑碣、风景古迹，引古征今，详悉记载下来，写成了这本日记，冠以《据鞍录》之名。清末学者缪荃孙对该书极为推崇，说“此录历叙道路、风景，考证古迹，搜访金石，令人想见升平气象。松门累代封疆，未由科目出身，文笔雅洁可爱，纨绔自安之辈，相对亦应愧死”。
这本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大量笔墨记录了作者沿途兴致勃勃地勘查古迹、访读名碑的情形。对临洮长城遗迹，伏羌大像山石窟，秦州伏羲庙、仙人崖、麦积窟，岐山周公祠，武功鸿禧观，兴平马嵬坡、茂陵，西安碑林、慈恩寺，临潼华清旧宫，华阴岳庙，华山，等等，都有绘声绘色的记录，生动具体地向我们展现了二百八十多年前这些文物古迹的景观，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祖国大西北悠久丰富的历史文明，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美化西北大地，修复历史遗址，发展旅游事业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考稽古籍，引证诗词，访问耆老乡民，力图把所见名胜古迹的历史沿革、名称由来、地理变迁叙述清楚，订正了一些古籍记载的谬误。例如，在武功，作者拜谒了李世民的出生地庆善宫旧址—唐太宗祠，仔细观赏了后殿檐下的太宗诗碑，发现“碑石坚细”，而“趺非旧物”。天黑以后，还“举火周视，见阶前有巨碑卧泥土上，字已击损”，他用手指反复验摸，通读了这块宋人游师雄立的“初建唐太宗祠碑”，知道了寺宫的沿革。然而，碑内叙述寺在城南，如今寺却在城北，作者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询问乡老，又检阅旧碑侧小跋，才知道该寺原在县南十八里的旧谷口镇，南临渭水，后“因水患，将此祠材木并旧碑悉辇来置此，故碑趺不称”（七月十五日记）。我们知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轻信传闻，以为该宫“今没于渭”。两相比较，实地调查对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价值昭然若揭。
注重对明末清初战争遗迹和轶闻的调查，是《据鞍录》的又一特色。顺治五年（1648年）回籍军官米剌印、丁国栋在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反清起义，康熙十三年（1674年）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都是发生在甘肃的重要战争。杨应琚东行途中，屡经其中的重要战场，他都仔细勘查战争遗迹，采访战役情况，搜集民间异闻。在兰州，途经镇远浮桥，他考订得知王进宝由西宁进军兰州，并非如一般说法由镇远桥，而是由河会城用皮囊木筏渡的黄河。巩昌，曾是米剌印、丁国栋军与孟乔芳部大战之处，也是王辅臣与张勇鏖战之地。杨应琚访查到米、丁起义得到了巩昌回民的响应，而孟乔芳是用骑兵“衔枚疾走、乘夜袭营”的手段偷袭起义军，使起义者“死尸枕藉”，大伤元气。王辅臣叛军据城时，竟将城内“搜括无遗”，又“分钞旁邑”，使当地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以至六十年后城内还“楼橹残缺，墉垣圮损，终不及往时”。在秦州，他“询国朝秦、陇遗事。”九十余岁的“老革孟芝兰”向他详细地回忆了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总兵陆道清据守该城，与清扬威将军阿密达等所率清军反复周旋争夺的历史，该孟“且能言诸将军之形貌性情，历历如绘。至士女所罹锋镝之苦，将卒餐冰饮血之艰，不禁泪下”（七月八日记）。作者距事件时代未远，又录自当事人的口述，所以这些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可作研究清初西北历史的参考。
对西北山河、风俗民情的生动描绘，是《据鞍录》的又一内容。在《据鞍录》中，杨应琚以雅洁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西北河山的壮丽、民情的纯厚。在兰州，作者登五泉寺游玩。日记中写道：“山峻耸，左右蜿蜒如张翼，五泉自两腋出，雷奔云泄，汇流成渠。自寺右山径登阁，凭阑俯视，黄河如带，郡城楼橹历历可数。灯夕坐眺，恍然赤霞。自南郭外至山下四里，水甘土肥，园畴平衍，东阡南陌，路净如扫。春时梨杏甚盛，白屋青帘，人往来夕照中，望之正如图画。阁侧有小屋一间，窗户洞开，逼近左腋泉。瀑下多乱石，丛筱乔木，杂生其间，自高而下。每月夕来观，如造异境。自阁右崖腹支径侧足登梯而上，为石佛殿，皆依峭壁架空为阁，下即右腋水泉。佛像甚古，年代不可考。穷目更远，泉声上射，直入耳根。炎夏坐久冷然，善也”（六月二十八日记）。这篇游记，时而磅礴开阔，时而袅袅娟秀，虚实相生，移步换形，实在难得。作者对沿途民间习俗的访查，也给民俗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向有饮用涝池水的习惯，但极少为名人注意。杨应琚记下平番“地艰于泉，过客俱饮用涝池水。涝池者，掘地为凹，以积雨雪，人畜共之”（六月二十四日记）。这大概是关于涝池最早的记述文字吧！
作者在书中一般只以记录闻见为限，寓情于景，绝少议论。但偶有议论，却又颇具卓识，能给我们不少启示。此外，书中对沿途道里、物产的记录，官场应酬的描述，寺僧生活的叙评等，对于研究清前期地理、职官、经济、宗教，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中也偶有考订不精和误记之处。如六月二十一日言“碾伯县即唐之湟州”，其实碾伯唐为鄯州，是陇右节度使治所，宋元符二年（1099年）才建为湟州。又如临洮长人现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他却记为三十六年（七月三日）等。
《据鞍录》一书现存两种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有软体字刻本一册，计四十双页。通高二十六公分，阔十六公分，无框，书口有“据鞍录”三字，无扉底页及刊刻记录。查书中讳改康熙帝名之“玄”字，如将“唐玄宗”改为“唐元宗”；讳改乾隆帝名之“弘”字，如将“唐弘夫”改为“唐宏夫”；讳改乾隆帝名之“历（曆）”字，如将“庆曆”改为“庆歷”，不讳道光帝名之“宁”字（缪荃孙本讳“宁”字，减笔加圈刻为“
”），是知其为乾隆、嘉庆间刊本。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地理游记类著录该书，云：“有乾隆间精刻本”，或即此本。又，光绪末年，缪荃孙刻《蕅香零拾丛书》，将《据鞍录》作为罕见书辑入。该本刻工粗糙，错误较多，但比乾隆精刻本增数字，或其另有所据。
对本书的校勘，以乾隆精刻本为底本，用“蕅香”本参校，还检阅了有关史籍、方志等。校勘时，只对底本中的明显脱讹和避讳、通假、异体字作了个别改正，改正之法是，凡改正之字或补加字都加六角号〔〕表示，应删之错别字则用圆括号（）小一号字体表示，如〔匾〕 （扁） ，一般则加校勘说明。另外，对书中的难字、生词、历史典故、人名、地名进行了注释。校勘语及注释皆于页下混排。
《谥法备考》是杨应琚撰辑的谥法著述。
谥法，又叫易名典，是古代有地位的人死后根据其一生的功过是非，评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人一生的行事有善、有平、有恶，谥号也有美谥、平谥和恶谥。事迹突出，可以得到美善的谥号，而彪炳千秋。事迹一般，只能得到普通的谥号。做尽坏事，就会给一个丑恶的谥号，使其遗臭万年。谥号授予者为朝廷的称公谥，其他的称私谥。古代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一向宣称以忠孝仁义治国，以教化治人。谥法，就是贯彻礼义教化的一项重要制度，被称为国之典礼，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谥法，自西周中期以后产生，直至清朝末年，被沿用近三千年，不仅对人们的行为心理和公众是非价值观的构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微妙而不可忽视的作用，是绵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古代社会，谥法是一门显学。《春秋》三传和《礼记》中，就有许多谥法的内容。战国中期，儒生假托周公撰成的《逸周书·谥法解》，被历代礼官及学者视为周公所著的谥法经典，而称之为《周公谥法》，竭尽尊奉。东汉以后，官府和学者们为了礼仪和教化的需要，撰写了一百种以上的谥法著述。杨应琚撰辑的《谥法备考》就是其中的一种。
杨氏《自序》称：“伊川程子曰：‘为政至要，莫先于谥法。’余承乏湟中，公事之暇，因取诸家谥法并经史诸集，有涉谥法者，汇而辑之。首谥法，次讨论，次事实，自周至明，灿若列眉。篝灯手录，数年乃成，颜曰《备考》，以备国家采择云尔。”从书中资料采摘的广泛程度看，杨氏到西宁任上携带的经史子集诸书颇众，而西宁道的职事比较清闲，所以他能在公事之余，撰录出《西宁府新志》和《谥法备考》这样需要广泛征引和考证的著作来。而他撰辑该书的目的与一般学者不同，是为了“上佐朝廷议谥之典，下垂百世激劝之方，其关于世道人心者甚鉅”，其政治思想动机十分明确。可惜乾隆皇帝因人废言，在其后编辑《四库全书》时，竟然连杨氏的任何一种著作都未收录。
《谥法备考》卷前有陈弘谋序、杨氏自序及凡例九条，全书六卷，分谥法一卷、谥法总论一卷和谥法指实四卷。
谥法一卷，即谥号释义。杨应琚认为谥法始于周公，故本卷辑录，以《周代谥法》（古代谥法著述一般称其为《周公谥法》）为主，兼采东汉刘熙、南朝梁贺琛、唐王彦威及宋苏洵诸家著述，辑录了历代有关谥字190个，谥解418条。所有谥字按善、平、恶顺序排列，共列有141个善谥用字、13个平谥用字、36个恶谥用字。每个谥字，都列出历代有价值的解释，且附以重要谥法著作中对该谥解的进一步注解，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谥字的意思。如“穆”字谥下列谥解两条：
布德执义曰穆。《周法》，穆，纯也。刘熙曰，穆，和也。德义人道之贵，能布行之，以此致雍和之化，故曰穆。
中情见貌曰穆。《周法》，性公露也。苏洵云，《诗》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又曰，穆穆鲁侯，敬明其德。夫唯有于内而见于外，而后可以为穆也。
其中的“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都是《周公谥法》的原谥解。在考据学盛行的乾隆年间，杨氏没有将该文献神话，因为他从归有光的研究中已经知道《周公谥法》实仍“后人附会”，但由于“诸家谥法皆祖于此，字挟秋霜，千金难易。如《尚书》古文，议者虽多，终不能废云”。所以在书中他既不否定其在谥法实行中的崇高地位，又避免直称其名，而改称为《周代谥法》或简称《周法》，可见其治学的求实态度。后边的“《周法》，穆，纯也”，是《周公谥法》中晋孔晁的注。至于后边的“刘熙曰”“苏洵云”则是二位学者对该谥字的进一步解释或研究。杨氏言：“诸家《谥法》，惟刘熙、苏洵为善”，所以他采用的也最多，仅刘熙之解就收有22条，苏洵之解102条。晋刘熙的《谥法注》一卷，选取《谥法解》中76个谥字，为之作注，颇多精义。但刘氏原书早已佚失，其注只在苏洵《嘉祐谥法》自注中引有22条，在残存《永乐大典》之卷一三三四五之元《经世大典·谥》中引有68条。怀疑杨氏也未见刘熙原书，而是由苏洵著作中所转引。所列谥解，都经过杨氏慎重选择，而非率尔为之多多益善。例如苏洵用老子言新补的“自胜其心曰强”，他就不予列入，却在卷一中新补了7条谥解。如苏洵《嘉祐谥法》中新增一“端”字谥，其解为“守礼执义曰端”。杨氏新补“正直中立曰端”的谥解，其自注称：“新补。按《说文》‘端，直也，正也。’《礼·曲礼》‘振书端书于君前。’《玉藻》‘目容端。’《贾谊传》‘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文有道术者，以卫翼之。’盖正直则中立矣。”可谓有助于谥法矣。
杨氏言：“是编内分‘总论’与‘指实’为二者，一以论其理，一以论其实。”谥法总论一卷，收录了自先秦之《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穀梁传》《周书谥法》，汉宋之班固《白虎通》、韦昭《辨释名》、孔颖达《尚书疏》、《五经通义》、《古史考》、《册府元龟》、《路史》、司马光、程颐、尹淳、胡宏、胡瑗、王皞，明之季氏、邱浚、吴讷、黄道周等关于谥法的论说。这些论说，有论谥法产生的，如“《周书·谥法解》曰：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孔颖达《尚书疏》云：《檀弓》曰：死谥，周道也。《周书谥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尧、舜、禹、汤”。有论赐谥一般原则的，如“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有论给谥意义的，如“先王谥以尊名，节以一惠”，“《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有论谥字含义的，如“《论语》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有论给谥程序的，如“韦昭《辨释名》曰：古者诸侯薨，则天子论行以赐谥。唯王者无上，故于南郊称天以谥之。”“吴氏讷曰：汉晋而下，凡公卿大夫赐谥，必下太常，定议博士，乃询察其善恶贤否，著为谥议，以上于朝。若晋秦秀之议何曾、贾充，唐独孤及之议苗俊卿，宋邓忠臣之议欧阳永叔是也。”有论谥法著述的，如“邱氏曰：按，《谥法》不见于五经，其书见于世者，有《周公谥法》，有《春秋谥法》，有《广谥》，有《今文尚书》，有《大戴礼》，有《世本》，有《独断》，有刘熙之书，有沈约之书，有贺琛之书，有王彦威之书，有来奥之书，有苏冕之书，有扈蒙之书，有苏洵之书，皆汉魏以来儒者取古谥法释以己说，而各为之法也。”举凡谥法施行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都有论说，从而为以下谥法指实所列给谥实例提供了理论基础。
谥法指实四卷，列举了自春秋至明历代给予谥号的数十个典型实例。其第一例是晋骊姬之乱时，太子申生在左右为难之际，不愿出逃，而选择了自杀，以其“言行如此，可以为恭，于孝则未之有”，谥为恭世子。后如楚共王本已交代诸大夫谥己为灵或厉，在其死后，其子囊却列举父王的功绩，称其“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东汉开始有给学者和处士的私谥，如侍中杨厚病归，以黄老之学教授弟子，死后，“乡人谥曰文父”。东晋时曾有臣谥要避讳本朝皇帝谥号的规矩，如“王述为尚书令卒，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谥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简”。但由于皇帝谥号用字越来越多，极难避之，故而到太元四年（379年）就不再避皇帝谥号，只是有些皇帝谥号所用极美的谥字臣谥不可用罢了。南北朝开始有改谥和追谥，如“沈约为尚书令侍中，天监十二年卒。有司谥曰文，高祖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邵陵王纶为西魏军所败，死于汝南。岳阳王詧遣迎丧葬于襄阳望楚山南，赠太宰，谥曰安。后元帝议追加谥，尚书左丞刘谷议，《谥法》怠政交外曰携，从之。”有了驳议，如平北将军羊祉，太常议谥为景，侍中侯刚等驳曰“谥之为景，非直”，灵太后令依驳更议。太常坚持原议，司徒右长史弘烈、主簿李瑒刺称：“按祉历官累朝，当官允称，委捍西南，边隅靖遏。准行易名，奖戒攸在，窃谓无亏体例”。尚书诏又述奏，以府寺为允，太后可其奏。唐、宋两代，请谥、驳议、追谥盛行，当诸臣与有司闹得不可开交时，则由皇帝最后定夺。如唐张说，太常初谥为文贞，左司郎中杨伯成驳曰：“谥曰文贞，何成劝沮？请下太常，更据行事定谥。”工部侍郎张九龄又议请依太常为定，众论未决。唐玄宗亲自为其制碑文，赐谥文贞，由是始定。东都采访判官蒋清死于安禄山之乱，太和三年（829年）其外孙吏部郎中王高上闻，才予以追谥。又有对臣僚谥一字或二字孰优之争，实际上其后臣僚多数为二字谥。汉以后所列皆为臣谥，宋代则开始列有嫔妃谥、公主谥。宋京镗卒，谥文穆，其子请避家讳，改文忠，朝臣认为“若定谥已下，其子孙请再更易者，以违制论”。未从。杨氏未列金、辽两朝谥法情况。元代以后，基本不再给臣僚丑谥，而赐谥之权完全掌握到了皇帝一人手中，成为他任情褒贬的工具。在不给臣僚丑谥后，万一发现已给谥之某人的恶行，则有了夺谥的手段。如明嘉靖时实行政治改革的张居正，死谥文忠，后因中官谗言，诏夺所赠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全书最末附以乾隆四年（1739年）刚刚刊印的《明史·礼志·赐谥》一条，以见明代谥法之概貌。
陈弘谋赞杨应琚《谥法备考》一书是“自有谥法以来，未有如此书之提要钩玄择精语详者”，大体可信。但陈氏并不明白，杨氏书之卷三至卷五竟然几乎全部抄自《册府元龟·谥法部》，连顺序都未变，这使得陈氏的夸赞就得稍打折扣了。
《谥法备考》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撰辑完成，由东西两溪堂以软体字刊刻。刻本玄、真、贞字缺末笔，以避清圣祖玄烨、世宗胤禛和高宗弘历名讳，不避清仁宗名讳，当为乾隆时刻本无疑。本次整理即据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影印出版的《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二十七册所收署名东西两溪堂刊刻《谥法备考》影印本，其所缺之卷首陈弘谋序第一、二页，以他本补齐。书中避讳字均径改为正字。书中错别字、缺佚字的改正办法是，凡改正之字或补加字都加六角号〔〕表示，应删之错别字则用圆括号（）小一号字表示，如〔商〕 （啇） 。书中可能因系据明刊本而避明光宗常洛名讳，凡官职有常字者，如太常、散骑常侍之常，多刻为尝（甞），整理时已予改正，却不解作者为何疏忽如此。校注者对正文略有注释，且稍做校勘，校勘语及注释于正文页下混排。
杨应琚出生于官宦世家，曾长期随侍官至湖广总督的祖父杨宗仁和官至广东巡抚的父亲杨文乾多年，本人自雍正七年（1729年）入仕为户部员外郎，历任处理盐务的山西河东道，掌地区司法监察的西宁道，掌一省司法监察的甘肃按察使，掌一省行政事务的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军政、民政的甘肃巡抚和山东巡抚，负责河流治理的河东河道总督，地方最高长官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总督职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应琚遍历多地要职，处理了许多重要的民政和军事要务，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以诗文或奏疏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其宦绩及奏疏对于治清乾隆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史，治西北、东南、西南地方史，治西部民族、边防、外交史，东南经济、民族、海交史，以及丝绸之路史，都有重要价值。基于此，作者花多年时间辑成《杨应琚年谱长编》。所录资料，分别来自于《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东华续录》《国史列传》《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满洲名臣录》《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国朝文臣言行录》《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史稿》《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清朝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从政观法录》《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乾隆）御制诗》《（乾隆）御制文》《八旗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皇清奏议》《大清一统志》《嘉庆一统志》、雍正《山西通志》、乾隆《甘肃通志》、光绪《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道光《兰州府志》、《阶州直隶州续志》、《陇右方志录》、翟均廉《海塘录》、昭梿《啸亭杂录》、李岳端《春冰室野乘》、王昶《征缅纪略》、魏源《征缅甸记》、G·E·哈威《缅甸史》等三十多种，这些书除《缅甸史》外都是清人撰成的，史料价值很高。附杨氏祖孙传，包括《八旗通志》杨朝正传、杨宗仁传、杨文乾传以及《清史列传》杨应琚传。相关史料按年月编排，且略加归纳述说，以供学界参考。
汪受宽
2023年1月21日壬寅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