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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钱学森即将踏上远赴异国的求学之路时，隐藏在他身后的命运推手才真正显现在他的眼前。他踱步在熏风拂面的黄浦江边，用自己的双脚反复丈量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悉心感受着她的热度和所蕴藏的力量，重温、体味着来自这片土地的恩情和期待。
其实，钱学森的留美公费生的考试成绩并不太理想。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母亲当时病重使他思虑过度，一向擅长数学的钱学森，数学竟然不及格。但是他在“航空工程”这门课程的考试中，却得了87分的高分。
当时，在清华大学负责招生选派工作的是叶企孙教授，他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他是清华大学少有的伯乐，他指导和选派过多名留学生，后来大都成长为新中国各门学科的带头人。
叶企孙教授仔细研究了钱学森的试卷，看出了钱学森在航空工程方面下的功夫，也看出了这些功夫背后钱学森的人生理想。叶企孙教授决定破格录取钱学森。清华大学有着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优良传统：钱钟书在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不及格，仍被录取；吴晗两次考试数学都是0分，也仍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叶企孙教授1898年出身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他本人就是留美公费生。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既熟悉美国的教育又独具慧眼，对招生选拔工作格外认真。叶企孙教授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亲自培养了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中，就有10位是他的学生。
如果没有叶企孙教授，钱学森的命运很可能会被改写，或者说，叶企孙是一个改变了钱学森命运的人。
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必须由学校指派导师，补习一年的课程。叶企孙教授为钱学森聘请了三位中国顶级的航空工程专家，并组成了一个指导小组。这一年极为重要，这是从理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一年。
钱学森的第一位导师是钱昌祚。
1934年11月，钱昌祚曾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让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是钱昌祚的母校。钱昌祚先是安排钱学森先后到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厂和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厂参观学习。后来，又派钱学森到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实习。这样的实践活动，一下子把钱学森脑子里的那些理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感性的认识。
在杭州的笕桥机场，钱学森第一次在停机坪上见到了真飞机，那是两架刚从法国进口的“布莱盖”侦察轰炸机。钱学森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导师，鼎鼎大名的飞机设计师王助教授。王助是我国近代航空工业奠基人之一，他在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业绩让中国人感到骄傲。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总裁向胡主席详细地介绍了王助对波音公司的贡献。他是波音公司第一位设计师，为波音公司设计了第一架飞机。
王助1893年出生于北京。1909年，年仅16岁的王助便被清政府送到英国留学，1915年转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并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17年，王助来到波音公司，他改良设计出了乙型水上飞机，很快接到了美国海军订购50架的订单。由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作为设计师的王助无法进入测试场地参与测试自己设计的飞机。这令他无法忍受，更不甘于苟且，1918年2月，王助放弃了美国优渥的待遇，回到祖国。王助真正的职业成就在中国，他于1919年制造出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其后，又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5架飞机。
王助对眼前这个即将赴美的年轻人很是喜爱，他反复叮嘱钱学森务必要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这也是钱学森在以后的科学实践中一直注重的一个问题。后来，钱学森在那张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表中，在王助的名字旁边加了“经验设计”四个字。
之后，钱学森又来到南昌国民政府的飞机修理厂，接受导师钱昌祚的指导。钱昌祚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技术处处长，1949年6月去了台湾。完成南昌、南京两家国民政府空军的飞机修理厂的实习后，钱学森又到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实习，结束后便回到了北京。
经历过人生的迂回曲折，钱学森最后还是来到了清华大学。当时的北京城虽古朴但很温馨，高大的银杏树、青砖砌成的四合院、熟悉的街景以及冰糖葫芦的叫卖声……一切都是陌生的，但一切都似曾相识，仿佛这座城市在过去和未来都必然要与他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
在清华大学，钱学森见到了叶企孙教授为他聘请的第三位导师——王士倬。
王士倬只比钱学森年长六岁，也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的。1934—1935年，他在清华大学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风洞，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之一。让钱学森印象很深的是，王士倬给他们讲明代“万户飞天”的故事时，他的神情中洋溢着民族自豪感。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倬因为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和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而受到冷遇，并在后期的政治运动中也遇到了麻烦。但钱学森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师。后来，经钱学森举荐，王士倬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这些导师的治学理念、实践经验、民族气节都潜移默化地对钱学森的人生选择和科学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放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格局中去考量的时候，这些人生旅途中出现过的前辈、师长，无疑都成为他前行的力量、榜样和照亮前程的灯火。
这一年，钱学森一边实习，一边体会着航空技术的未来。1935年7月，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火箭》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这篇文章中，他对火箭的原理、燃料、设计制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三级火箭”“火箭飞机”“星际航行”等超前设想。这是他写下的飞天畅想曲。
这一年，钱学森24岁，他果然是一位惊世骇俗的科技天才！后来，火箭技术的发展都一一证明了他那些令人惊叹的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