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类文明，传承千载。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钱学森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一位兴趣广泛的人。他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的是史地科，但他有志从事教育。毕业后，他没有急着回国，又多待了半年，用这半年的时间，他走遍了日本，仔细地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回国后，他和钱家“家”字辈的几个兄弟都从事了教育。
钱家到了钱均夫这一辈大都是读书人。他们养育后代的方式也都是秉承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钱学森的教育，父亲自然是竭尽全力的。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赋予了中国历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家国情怀。钱均夫教育钱学森要有本领，要刚正顽强、济世救民、匡扶天下。这也是几千年来传承着的中国文人的“风骨”。
钱学森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他读名著。有一次，读到《水浒传》时，也许是受了先前读的神话故事当中英雄常常是人神合一思想的影响，他就问父亲：“那些厉害的梁山好汉真的是天上星星下凡吗？”父亲说：“不是，那只是传说。只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你也能成为英雄好汉。”
钱均夫没有把钱学森送进私塾，而是引领他走上了一条全新的现代教育的路径。
20世纪初，中国的幼儿教育大都还是通过私塾启蒙的。私塾这种开设于家庭、宗族和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始于春秋末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私塾教育与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完美契合。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从识字入门直到写出中规中矩的“八股文”。钱均夫从小就是读私塾的，虽然他身为清末秀才，但留学经历打开了他的视野，使他建立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为钱学森铺就的是一条更人本、更自由、更全面的求学之路。
钱学森被送进了宣武门蒙养院接受启蒙教育。蒙养院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儿园。那一年是1914年，三岁的钱学森随父母迁居到了北京。那时，钱均夫已经在北洋政府任教育部视学。
蒙养院承载着清政府的强国梦。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要臣去西方考察，端方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而教育要从小抓起。于是，清政府仿照西方创办了蒙养院。蒙养院直接挑战着旧有的私塾启蒙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与现今的幼儿园很相似，其中“修身话”就是学习做人之道，“行仪”就是学习行为举止，“读方”就是识字，“数方”就是算数，“手技”就是手工游戏，“乐歌”就是唱歌跳舞。
钱家雇了一辆黄包车，由女佣陪同，每天接送钱学森去蒙养院。钱学森年仅三岁，这个年纪，许多孩子还整天过着撒娇耍赖的日子。当然，那些贪图安逸、好吃懒做的孩子被钱家称为“败家子”，同时也被钱家认为是一个家族的耻辱。
钱学森每天早上必须按时起床，穿戴整齐，走出家门，他好像从小就懂得他是为一些使命而来的，他别无选择。冬天天还没亮，他就被妈妈叫醒，离开温暖的被窝。在集体生活中，钱学森开始独立去面对家人以外的世界，面对属于自己的困难、属于自己的挑战，开始品尝属于自己的进步、属于自己的成功。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从小就懂得温良谦恭。钱均夫更多的时候是忙于公务，母亲则在绝大多数时间陪伴着钱学森成长。在回忆母亲时，钱学森记得母亲的心算能力很强，经常和他一起玩心算游戏。他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位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钱学森上蒙养院这个新式的幼儿园的时候，还经历了张勋复辟。张勋复辟之后，北京的男人们又留起辫子，胡同里又挂起了黄龙旗。20世纪初，新与旧的势力以各种形式较量着、抗衡着。像季节变化影响着大地上的植物一样，世风轮转也历练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大概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在思考着时代的发展方向和个人未来的走向。多事之秋，促使着人们的思索、成熟。就这样，钱家的黄包车每天早晨准时出发，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搅动着明暗交替的日子，也搅动着社会和生命的节奏。钱学森也在那个动荡的世纪之初渐渐成长着。
1917年9月，钱学森还不满六岁，就进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了。此时，钱均夫在教育部任中小学科科长。他深知这所位于西单手帕胡同的小学校师资优秀，教学质量上乘。同时，学校附近坐落着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府第，书香浓郁。这样的教育资源是令他满意的。
这所小学的办学目标是：“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既为试验，自无旧制可循”“须敢为前人所不为之事，创前人所未创之先。”学校强调身教胜于言传，老师很少体罚学生，即使学生有错，老师也不能大声呵斥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生们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学生们进了老师的办公室，不仅可以坐下来说话，而且还会有人奉上一杯清茶。他们学校还有一个传统，就是鼓励学生写“自然日记”，用花草、叶子和图画代表他们还不会写的生字。这样，学生们的书面表达能力就不受他们识字量的限制了，这些孩子的书面表达能力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孩子。
钱学森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天资聪颖，学习既刻苦又认真。无论平时多么顽皮，课堂上却总能聚精会神，把老师讲得听清楚、听明白，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有一件事很多人都提起过，就是钱学森和同学们一起玩纸飞机，他的纸飞机总是飞得又高又远，同学们向他请教原因，他说：“要选光滑的纸，把棱角折得整整齐齐，再在飞机头上插一根小小的笔芯，这样投起来阻力小。”可见，他小小年纪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多么善于观察和揣摩。
1920年，钱学森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所小学位于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北侧，校内建有仪器馆、图书馆，是全国小学改革的先导。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曾在这所小学任教，她是这所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不过，她没有教过钱学森。在1964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邓颖超和钱学森正好同桌，他们就聊起了当年。后来，钱学森多次感念在北京度过的小学时光。
多年以后，钱学森有一次参加新年联欢会，联欢会上放映的电影是《城南旧事》，看着看着，钱学森泪如泉涌。因为剧中出现的那个小学校就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师大附小，熟悉的砖墙青瓦、石阶芳草，还有那些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却无可奈何地消逝于时光深处，永远不会重来。
1923年，12岁的钱学森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一所中学。
钱学森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对我的人生、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钱学森入学的时候，学校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林砺儒，也是他父亲钱均夫在日本留学时的校友。林砺儒四岁丧父，读书很刻苦，曾因积劳成疾而吐血。他就任北师大附中校长的时候，在就职演讲中说道：“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意思是说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人格独立、健全发展。他倡导“师生互相亲爱，互相协助”。在他的倡导下，师大附中弥漫着民主、开拓、创新的良好学风。学校率先实行中学六年学制，自编教材，自定课程标准，文理分科。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课外小组，高中增设了第二外语、微积分初步、初等力学、电磁学、分析化学等课程，还有中国诗词歌赋、音乐、伦理学等多门选修课。后来，钱学森说：“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了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当时一走进师大附中，就感到一种气氛，一种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气氛，自己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被熏陶出来的。”在这个学校里学习，钱学森如鱼得水。
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都不出去闲逛，而是回到教室，凑在一起，讨论各种感兴趣的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十分精彩。为了能提出新颖的观点，很多人在课后下足了功夫。在谈到师大附中那段学习生活时，钱学森的语气里充满骄傲：“明天要考试，今天要备考，那是大家都看不起的，是没出息的。要考试，就是不做准备地考，那才叫真本事。”这样的校风、学风，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无论从哪个年代看，都有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林砺儒还为学校聘请了一批热爱教育，有学识、有锐气的教员。在钱学森列出的那份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的名单里，竟有七位是他在这里的中学老师。
最让钱学森难忘的是语文老师董鲁安。董老师总是对当时的政治事件慷慨陈词，将学生们的目光引向社会，引向时局。在潜移默化中，钱学森萌发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愫。当然，这些内容肯定都不是教学中必须的，但确实是每一个学生成长过程中必要的补充。董老师也很自觉，常常是讲着讲着，发现自己离开了教学主体，便笑一笑说：“我是不是又神聊了？”这样，话锋一转又回到了课堂。这种师生之间的轻松自在，让钱学森记忆犹新。
矿物学老师李士博也很独特，为了让学生轻松掌握和记住课程内容，他每堂课都会开动脑筋，变出些新鲜花样。直到钱学森晚年，仍然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当年李老师自编的矿物硬度歌诀：“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读起来朗朗上口。
尽管钱学森的成长和进阶是一帆风顺的，但父亲钱均夫并没有因为钱学森的聪明伶俐而放松对他的要求。大约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好上加好、优上加优，课堂之外他还要给钱学森加上一码。他曾经去请林砺儒辅导钱学森，但林砺儒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出了几道题，准备考考钱学森。钱学森被叫到林砺儒的办公室来答题，林砺儒和钱均夫二人则闲聊了起来。不一会儿才发现钱学森人不见了，原来他已经答完考题出去了。林砺儒拿过答案，边看边点头，笑着说：“收下了，我给他讲讲伦理学。”伦理学对一个人的成长会有什么帮助呢？大概很多家长都不能很好地理解，但钱均夫当时却感到很高兴、很欣慰，至少学问和学问之间的道理是相通的，学好了哪门学问都能启迪心智，使人通达、贤明。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钱学森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经常去图书馆满足自己旺盛的求知欲。有一次，一位同学说：“当今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位同学说：“是在图书馆看书看到的。”钱学森在一边听见了，就去图书馆找这两位伟大人物的书看。那么小的年纪是否能看得懂，是否真正能从两个伟大人物身上汲取了人生营养不得而知，但至少从那时起他就自觉地打开了求知问道的思路和途径，自然也渐渐拓展开自己的视野和境界。
每每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钱学森说：“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