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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镜头向历史纵深处推去——
战火的硝烟刚刚褪去，新中国来不及医治战争的创伤，来不及发展国民经济，朝鲜战争爆发了。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家门口，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不得不出兵朝鲜。这场双方军事实力悬殊的战争，让毛泽东心力交瘁。当时，美军一个步兵师装备的轻重坦克达 140 辆，70 毫米火炮 320 门，是我军的 10 倍以上。我军一个军、一个师都难以围歼美军一个营。上甘岭战役中，上甘岭高地上每一平方米的土地要承受美军240 发榴弹炮的轰击。装备如此之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军队交战，志愿军没有空中掩护，没有火炮支援，后方的补给线被敌机炸得稀巴烂。上百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热血和生命与敌人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殊死决战，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朝鲜战争给我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一个主权国家必须拥有最先进的国防科技，必须要用最新最强大的武器来装备军队。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我们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导弹、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别人欺辱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谁都明白，想拥有最先进的国防科技，最缺的是人才。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海外，一批在欧美工作或留学的中国人，他们有的是声名鹊起的科学家，有的是学业优异的留学生，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知识，融入了国外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始终没有忘记魂牵梦萦的故国。此时，如同听到母亲的召唤，他们激动不已，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怀抱。这其中，钱学森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
1955 年 10 月 8 日清晨，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驶抵香港。
11 时 25 分，钱学森一家在罗湖口岸第一眼看见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激动万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们的国旗，那样明亮，在阳光下闪耀着。霎时，我们全都屏住呼吸注视着，眼中涌出了热泪。我们过了一座小桥，终于踏上国土，回到我们值得骄傲的国家，有着 5000 多年文明的国家！”
历尽艰辛，钱学森终于踏上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大地。
钱学森生于 1911 年，193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随后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成为其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三年苦读深研，钱学森发表了博士论文《可压缩流体运动和反作用推进问题》。他与冯·卡门共同完成的《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建立了“卡门—钱近似”公式，成了世界航空界的传世经典之作。钱学森被学院聘任为助理研究员，从冯·卡门的学生，变成他的同事。紧接着，他又发表了《球壳外压屈曲》《柱壳轴压屈曲》等论文，对于高速飞机、火箭壳体的工程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钱学森光彩夺目的研究成果，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原创性的贡献，奠定了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的地位，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在世界科技史上镌刻下为数不多的中国人的名字。
1949 年 10 月，钱学森难掩兴奋地对妻子蒋英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们该回去了。”他加快完成手头几项尚未了结的研究项目，并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辞呈。
1950 年 8 月，钱学森刚预订了一家人飞往香港的机票，联邦调查局探员便找上门来，告知政府禁止他离开美国。美国海关同时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荒唐的理由是行李中夹带有涉及美国安全的机密文件。之后，美国司法部将钱学森拘禁在移民局一个拘留非法移民的小岛上。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筹集了一笔保释金，移民局才将钱学森释放。说是释放，实为软禁。
美国军方将钱学森看作“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布尔甚至恶狠狠地说：“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在任何地方他都顶得上 5 个海军陆战师。”
钱学森识破了美国当局故意在消耗他生命、泯灭他才华的伎俩，重新将重心放在了研究上，1953 年，钱学森的新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引起世界科技界的广泛反响，被称为工程控制理论的重要奠基石，为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5 年 6 月，钱学森意外获得一份《人民画报》。画报刊登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钱学森发现照片中有他父亲的师辈陈叔通先生。他与蒋英商议，陈叔老一定是国家领导人，应设法与他取得联系，请求营救他们一家回国。他在给陈叔老的信中写道：“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蒋英带着孩子悄悄去了一家黑人开的小超市，将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邮筒里，躲过特务的检查。7 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接到钱学森父亲转来的求助信，立即转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批转给外交部，并指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和多方营救下，1955 年 8 月，美方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临行前，钱学森偕夫人来向恩师冯·卡门辞别。冯·卡门取出自己的一张照片，用德文写上“希望我们不久再见面”送给钱学森留念，他说：“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听到老师的夸奖，钱学森十分激动，他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中国人，得到这样的评价，“为中国人争气了”。
10 月 5 日，游轮至马尼拉港，一群记者涌向甲板采访钱学森。
一名美联社记者直截了当地问：“钱博士，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钱学森笑了：“共产党员是具有人类崇高理想的人，我还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哩！”
当地一名女华侨教师问：“钱先生，您有这么高的地位，可以享受优厚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回到贫困的中国去？”
钱学森说：“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11 月 5 日，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钱学森夫妇，他爽朗又幽默地说：“国家让大清帝国的辫子、民国的黄包车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东洋的铁蹄、八国联军的刀枪蹂躏得太苦了。比起你居住了二十载的美国，我们大大地落后了！”
钱学森十分感慨：“我回国后这个月在北京看了看，新中国刚刚建立五年，却是日新月异，成就巨大啊！”
陈毅直率地说：“现在国家解放了，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了。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国来，目的就是打一个现代化的翻身仗！”
11 月下旬，周恩来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考察和讲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专程赶到哈尔滨接待钱学森。他握着钱学森的手久久不放，连声说：“久仰，久仰，钱博士！”他亲自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
在参观炮兵工程系时，陈赓憋不住了，坦率地问钱学森：“钱博士，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火箭、导弹？”
钱学森想都没想，回答得很干脆：“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听到钱学森这话，先是一惊，紧接着满脸兴奋，他握住钱学森的手，大声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钱学森晚年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1956 年初，钱学森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2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全体委员。走进宴会厅，钱学森发现没有自己的座签，正在疑惑时，服务员引导他来到主桌，毛泽东特意安排钱学森坐在自己身旁。
席间，毛泽东和钱学森亲切交谈：
“学森同志你来了，好啊，我有很多问题要和你探讨啊！”
“假如不是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我早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毛泽东笑着说：“美国人说你值 5 个师，他们能不阻挠你吗？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 5 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主席，要不是您和一大批革命家这么快地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今天还在流落他乡。”钱学森有些激动。
毛泽东又问：“学森同志，从现在起，我们抓紧时间，埋头苦干，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在原子能、火箭等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能不能做到？”
钱学森极有信心地说：“只要计划周密，工作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周恩来总理专门嘱咐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你要好好地对他，他也不容易呀！能回来得冒多大的风险呀，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就是科学家杰出的代表。”
半个月后，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上报国务院。
让中国的火箭、卫星尽快地起飞，钱学森的使命沉重且艰巨。
19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航天事业的纪元年。这一天，中国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45 岁的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原第二野战军 15 军政委谷景生少将任政委。
历史有时就带着某种巧合——这一天正好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钱学森乘船离开美国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曾意味深长地说：“他回国绝不会去种苹果树的。”
杜布里奇先生言中了，中国不缺少种苹果树的，钱学森要干的是一件比种苹果树重要得多的事情：造导弹！
1957 年 3 月，为了加强领导、减少层次，中央军委决定将国防部五局与五院合并，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委，王诤、刘秉彦任副院长。将五院纳入部队编制，五院按兵团、下属分院按军级行使职权，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 0038 部队。
早春时节，阳光温暖，杨柳吐绿。
一天，聂荣臻率领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一分院的几位专家，及其部属陈赓、安东、谷景生等将军，乘车穿过北京市区，直驶城南，为一分院选址。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1954 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制定和实施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开始，组织了中国的科技队伍。
1956 年底，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工作。这位身经百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又带病出征，扛起了中国科技大军的帅旗。
在一块小山坡上，众人登高一览，方圆数百里南苑尽收眼底。这里原为皇家狩猎场，军阀混战时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七七”事变后，发生在南苑地区的“团河保卫战”中，中日两军参战人数近两万人，日军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双方死伤众多。佟麟阁、赵登禹两位爱国将领血染大地，壮烈殉国。这是抗日战争中最早牺牲的两位将领，也是抗日战争中北平地区牺牲的两位最高军阶军官。
谷景生首先开口：“大家看，此处扼京都东南咽喉，是历代兵家安营扎寨之地。南北东西六道营门，虽屡经战火，却依旧岿然不动。聂帅，我看一分院就选这里吧！”
聂荣臻摆摆手，说：“景生同志，你先别多嘴，此事要听专家们的意见，由钱院长定。”
谷景生连忙打住。
钱学森收回了目光，有些激动地说：“聂帅，我看按谷政委的建议，就定在这里吧——新中国的导弹就从这里起飞！”
“说得好！”聂荣臻朗声道，“好啊，新中国的导弹就从这里起飞！”
11 月 16 日，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下设 10 个研究室：
6 室 总体设计室，主任任新民；
7 室 空气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庄逢甘；
8 室 结构研究室，主任屠守锷；
9 室 发动机研究室，主任梁守槃；
10 室 推进剂研究室，主任李乃暨；
11 室 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梁思礼；
12 室 控制元件研究室，副主任朱敬仁；
13 室 无线电研究室，副主任冯世璋；
14 室 计算机技术室，副主任朱正；
15 室 技术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吴德雨。
（当时出于保密原因，1 至 5 室是空号）。
1958 年 8 月，五院一分院扎营南苑。
筚路蓝缕，义无反顾；
风雨兼程，奋勇攀登。
斗转星移，我们已经无法亲身感受航天人初创时期的艰难困苦，但当年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为我们留下真实的写照。
中科院院士刘宝镛的回忆：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被分到五院一分院，学的是力学，压根就没有见过导弹、火箭。为了找五院一分院报到，我骑着自行车从早上转悠到下午 3点，才找到了南苑机场。五院一分院这么重要的大单位，就在机场停机坪拐角，一座灰扑扑的土墙灰瓦的四合院。院外几十米的河沟，一大片坟地包围了一圈铁丝网。铁丝网缺口有座木板搭起的小哨楼，两边有站岗的士兵。国防部分配部门告诉我一个代号“0681 部队”，士兵看了我的介绍信后，朝四合院指了指：“去吧，就在院东头那排房子第二间报到。”我就这样走进五院一分院，成了一名解放军的科技战士，穿上军装，肩上佩戴中尉军衔。那时，五院刚刚搬迁过来，听说这儿千百座坟包里埋的都是国民党 29 军的抗日英烈。卢沟桥事变时，29 军副军长佟麟阁带领两个团的将士就是在这里与日本军一个旅团血战了三天三夜。我们住进的这座小院就是驻守南苑的 29 军 33 团的营房，后来被日本占领又作为兵营。五院一分院成立后，军委下令空军把这座小院连同机库 5 平方公里的地方划拨给了一分院。院后小河沟的水长满青苔，夏天蚊子咬得人不敢钻出蚊帐，把头埋在被单里。冬天屋里土渣墙上结了一层冰凌，一生炉子黑烟全堵屋里，鼻孔里全是黑稠稠的。不过那时候的人，好像没现在这么娇气，生就的‘贱皮子’，任凭烟熏蚊咬，依然坐如钟、立如松，照样描图、绘图、摇计算机、打算盘、报数字、量三角、比几何、搬弄模型和金属片。住在对面的将军政委也常常和咱们一起忙活着。咱院的谷景生政委就是一个娃娃头。不然 1935 年他能领着北京的大学生，举起“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旗吗？咱们那时的生活虽苦心里乐，人又年轻，肩上压着导弹，心里装着科学强国的理想，什么苦呀难呀全不在话下，只要导弹、火箭能飞起来能炸响，那就是我们的一切。
1956 年 9 月从部队调到五院的李文梓、李伟回忆：
来之前只听说过“炮弹”，从没听说过“导弹”，是钱院长给我们讲课，一手把我们带出来的。当时，我们听过钱院长好几次课，大课是在 466 医院的食堂里，坐在长条凳上听的；小课是在医院小会议室里听的。记得墙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钱院长和其他专家的讲课持续了 3 个月。1956 年年底，苏联援助的两枚P—1 教学弹运到了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导弹实物。我们从外看到里，从头摸到脚。当时没有图纸，大家就根据钱院长讲课的知识，按图索骥来认识导弹。原来觉得洲际导弹特别神秘，听了钱院长的课后茅塞顿开，原来是大导弹顶着中导弹再顶着小导弹，一级一级地飞，直到击中目标。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慢慢学习，很快就能自己动手整理资料、绘制图纸，1960 年，我们终于成功发射了“争气弹”。
隆冬时节，在一分院老干办，我采访了几位孙家栋当年的战友和同事，他们是一分院总体设计部原工会主席李法瑞、总体设计部三室原研究员陆友人、总体设计部原副主任李国范、总体设计部十室高级工程师刘凤越。当年风华正茂，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初创作出贡献的老航天人，如今皆已两鬓斑白，满脸风霜。然而，聊起昔日的峥嵘岁月，他们又都两眼发光，精神焕发。
陆友人是江苏无锡人，1952 年高中毕业时，父母希望他学医，将来当一名医生。但他受抗美援朝的影响，很想为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助力，便报了北航航空工程系，考取后学了 5年的飞机设计专业。1957 年毕业，被分到五院。干的第一件工作是仿制苏联的“P—1”导弹。陆友人说：“和飞机相比，导弹的结构相对要简单一些。通过拆卸、组装苏联的‘P—1’导弹，很快将结构和原理弄明白了。但当时最困难的一是很多特殊材料国内别说没见过，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没有材料，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谈何制作？二是很多工艺根本达不到，即便有了材料，工艺达不到也不行。那几年，总体部的技术人员满中国去找适合的材料和能工巧匠……”
李国范是黑龙江巴彦县人，1958 年从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沈阳北陵航空制造公司总装车间，赶上五院成立，又被改分到一分院总体部的气动组。李国范说：“当时孙家栋也在一室，小伙子不显山不露水，对同事非常热情，好接触。他是留苏回来的，还是个尖子生，底子比我们厚多了。但自己学习抓得很紧，经常在办公室加班，有时还帮我们这些中专生补习功课。我们遇到什么难题也愿意先去请教他，他总是非常耐心地帮助解答。当时大家私底下就很佩服他，一起干活非常愉快。现在他成了共和国功勋人物，我们这些‘老航天’心服口服，为他高兴。”
刘凤越是大连旅顺口人，1958 年从大连军委俄语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分院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刘凤越说：“我给苏联专家科兹洛夫当翻译，他才 28 岁，是苏联导弹总装厂的工程师。专家们比较客气，但他们好像都商量好了，光回答‘P—1’导弹的问题。问他们其他问题，特别是有些设计方面的问题，或是支支吾吾，或是根本不回答。我当时 23 岁，刚毕业不久，不懂导弹技术，但翻译时导弹专门术语特别多，我特别发憷。孙家栋专业好，俄语也好，我遇到有什么不明白的，经常向他请教，他会耐心地给我讲解。如果他一时也不清楚，会说‘我查查资料再告诉你’。专家撤走以后，部里把我分到综合测试组搞技术了。”
李法瑞是河南济源人。1950 年父亲在空军六航校当警卫营长，全家随军到了北京。当时六航校驻地就在南苑，家也在南苑，李法瑞说自己从小是在南苑长大的。受父亲影响，1957 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取北京航空学院，学了两年导弹控制，又学了三年自动化控制。1962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分院总体部一室，一室又称导弹初步设计室，孙家栋是主任。李法瑞说：“到了室里后，听说孙家栋在苏联学习时得过‘斯大林奖章’，特别佩服。孙家栋平时不大吭声，做事认真、稳当，能力特别强。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热爱航天事业，人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都想为国家争光争气。特别是苏联专家一夜间撤走以后，大家更是憋着一股气。当年条件非常艰苦，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电风扇，物资供应也很紧张。我记得晚上加班到 10 点以后，食堂会给大家做点夜宵。说是夜宵，其实就是酱油汤里加几片菜叶，再加几根面条。但大家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毫无怨言，一门心思搞科研。而且，还特别注重学习，钱院长和几位留学回国的专家，亲自为大家讲课，每天晚上大家都自觉到办公室看书学习，探讨问题……”
老航天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了当年“科技肉”“科技鱼”的故事——
1959 年至 1961 年，共和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
全国人民都在挨饿，科研人员也不例外。当时的食品定量人称“2611”，即每月定量 26 斤粮食（其中 30%是黑面杂粮），1 两食油，1 两肉。许多人出现了浮肿、色盲。有人工作时在图版前画着图，一下子就晕倒了。大伙只能用糖精或食盐兑开水喂他，让他缓过气来。为了赶进度，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办公室的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
正在病中的聂荣臻听说后，万般焦虑。他犹豫再三，还是给周恩来汇报了情况。
周恩来关切地问：“我也听说了这些情况，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聂荣臻沉默了片刻，说：“总理，我想以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和海军募点儿捐。”
“你是说募捐？”
“对，募点儿捐。让他们支持一点儿猪肉、黄豆、鱼啊、海带之类的东西，多少能救点急！”
周恩来表示赞同。
聂荣臻刚放下电话，陈毅来病房探视，听说科学家挨饿的事，马上说：“此事我举双手赞成，聂老总。华东那边我给包了，就是我们不吃不喝，也要保障科学家们最起码的生活条件。”
陈毅掏出笔立马给南京军区的许世友、福州军区的皮定均写信。走时，他又甩了句：“老子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
不到 10 天，海军、北京、广州、南京、沈阳、福州、济南军区都慷慨解囊，按最低价还打对折给五院划拨了一批猪肉、羊肉、黄豆、海鱼、海带、花生油、菜油及各种水果。
一批又一批物资运送到北京，如何分配？聂荣臻对有关人员严肃地说：“你们不是光分配食物，这可是一项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你们要把这些支援来的食物，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位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行政后勤等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分，包括你们自己，一斤一两都不能分。”末了，聂荣臻还有些不放心，又补充了一句，“到时候我会派人下去检查的。”
那天，在一院大楼前，几百名科技人员排着队，领取专门供应给他们的“科技肉”“科技鱼”。
一位女技术员领到食品后，看着看着，忽然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这一哭，大家跟着热泪盈眶。
人群中，屠守锷拿起一条鱼，激动地说：“同志们，主席、总理都喝白菜汤，却给我们送来了鱼肉水果，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搞出导弹来！”
那年，孙家栋刚刚结婚，妻子魏素萍也刚从哈尔滨调来北京。他端着一只脸盆，里面是一条鱼、一块肉，还有两颗白菜。听同事们你一语我一言地说着，久久不愿离去。后来，孙家栋在回忆这个历史细节时说：“那岂止是一条鱼、一块肉、几颗白菜？它体现出的是国家和人民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啊。珍贵的鱼、肉和白菜，到了我们这儿，变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几天后，聂荣臻果然派秘书下去调查，刘有光政委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分了一粒黄豆、一两肉，查出来就开除我的党籍。”
钱学森当时明确表示：“我也是领导干部，我也不能分。”
但是聂荣臻专门交代，给钱学森家留半爿猪肉，让他补补身体。当时钱家没有冰箱，炊事员悄悄将半爿猪肉的“指标”存在食堂里。有次看到钱学森工作十分疲劳，炊事员便去食堂取一块肉，做一碗红烧肉。谁知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见到桌上的红烧肉，一下子动怒了：“现在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怎么还给我做红烧肉！”炊事员见他真生气了，只好将肉送给大食堂。
共和国在饥荒之年，没有忘记艰难地奋战在国防科研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时至今日，航天人提起当年的“科技肉”“科技鱼”，心里依然热乎乎的……
历史的细节，往往带着温度和情感……
中国导弹研制最初是从仿制苏联卖给中国的两发“P—2”地地型近程导弹开始的。
1956 年 12 月，苏联援助的两发“P—1”导弹运到中国。钱学森见到“P—1”导弹，不由得愣了一下，心想：这不过是“二战”中德国人研制的“V—2”火箭的翻版，十几年前，他参加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到德国考察时就见过。“老大哥”太小气了，给亲弟弟的不是最好的装备。
两发“P—1”导弹，一发用于观摩、教学的解剖弹；另一发是完整的，可供拆装、可以加注推进剂进行点火发射的导弹，还可以用于开展“反设计”。
“反设计？”大家不明白什么叫“反设计”。
钱学森告诉年轻人：“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导弹，我们手头还没有导弹的图纸和资料，但现在我们毕竟有了实物，可以按专业组把弹体、发动机，直到每一个螺丝钉、垫圈都小心地拆卸下来，仔细研究作好记号后再分别去测量，最后我们自己动手绘制图纸。这就是‘反设计’，同时，也是我们锻炼队伍最简单且最好的方法。”
在导弹总设计师室主任任新民的精心组织下，操作人员小心谨慎、有条不紊地把一发完整的导弹拆卸成部段、部组建和零配件。导弹的重要部位和仪器由机械师试拆，简单部分由拆装人员轮流干，整个拆卸、分解工作用了 10 天。
紧接着，由各研究室按专业对有关部组件、零配件进行测绘、测试。总设计师在拆卸现场对大部段进行测绘，并对全弹和大部段绘制草图；全套发动机交给发动机室进一步拆卸，然后进行测绘；控制系统研究室和无线电技术研究室分别将各自专业的仪器、仪表、器件和电缆网等进行测试和测绘。
经过半年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拆卸、测试、测绘和材料分析化验工作全部完成。尔后又用 10 天时间，再把大卸八块的导弹恢复原样。经过仔细检查，零部件一个不缺，螺丝、螺帽也一个不少。除了多出来 4 只垫圈和一根 2 米多长的细空气导管因调整形状时断裂，其他零部件均“毫发无损”。
钱学森望着架台上那枚组装完整、油光锃亮的“P—1”导弹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两发“P—1”导弹是中国航天人最早的启蒙“老师”。
1957 年 12 月 24 日，两发“P—2”导弹从苏联秘密运抵北京长辛店。
彭德怀元帅赶到现场，亲手解开了系在“p—2”导弹上的红绸带，他对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官兵们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它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它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经钱学森、任新民鉴定，此型导弹虽然比“P—1”导弹先进了一些，但还是苏联淘汰的旧型地地导弹，此前的1957 年 8 月 21 日，苏联已经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射程 8000 公里的“P—7”导弹。但就是这么一枚旧型导弹，加上测试、发射、运输和加注等地面设备，“老大哥”还开出了 750 万卢布的天价。
明知道不是最好的，但还得花宝贵的外汇买人家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
作为工程总体设计员，孙家栋立即投入这个充满活力的集体中，开始图纸描红，原理研究，仿制、消化，吸收、反设计，改造、创新的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聂荣臻元帅把仿制形象地比喻为“爬楼梯”，通过仿制将导弹技术研究透，为以后的自行研制奠定基础。钱学森则把“反设计”看成是练兵运动，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的导弹，但可以先用别人的导弹练练手。
不久，国防部决定将我国仿制苏制“P—2”导弹的代号定为“1059”（后成为东风二号），中央要求第一批导弹于1959 年 10 月完成总装出厂，争取国庆 10 周年前试射成功。
苏联运来一堆“P—2”资料和图纸。一分院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投入紧张的翻译工作，翻译出来后再进行归类，有关总体技术指标和总体技术数据还要进行验算。当时正值盛夏，酷热难忍，加上蚊虫叮咬，有些人不得不赤膊钻进蚊帐里工作。
孙家栋站在“p—2”导弹旁，左看看，右看看，十分兴奋，说：“哎呀，什么时候，咱们也能造出这家伙！”
他在苏联学习了近七年，积累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干起活儿来得心应手。特别是他的俄语水平非常高，“P—2”资料里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词语，遇到难点，同事们便去找他，他都能给予准确的回答。他做事情认真卖力，会动脑筋，于是，很快就崭露头角。
8 月底，苏联导弹专家陆续进驻，具体指导导弹仿制工作。出乎他们的意料，中方进展会这么快。
孙家栋第一次与专家对话，专家打量着他，惊奇地问：“小伙子，你从小在莫斯科长大的吗？”
孙家栋不知其解，“我在莫斯科留过学。”
专家大声称赞：“你的俄语说得太好了，小伙子，我还以为你从小生活在莫斯科呢。”
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连手摇计算机都很稀罕。技术人员用简单的工具计算、设计，连算盘都用上了。
苏联专家第一次看见算盘，好奇地问孙家栋：“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算盘。”
苏联专家问算盘有什么用途。
孙家栋说算盘可以用来计算。
苏联专家拿起算盘拨拉拨拉珠子，疑惑地问：“靠这些珠子怎么计算？”
孙家栋解释这是我国古代传下来的一种计算工具，加减乘除都可以，可苏联专家还是一脸狐疑。他反问孙家栋：“你在茹科夫斯基学院用过这种计算工具吗？”
孙家栋眯着眼睛笑了，大家都笑了。
苏联专家非常喜欢热情、开朗又稳重的孙家栋，特别是他那一口纯正的俄语，似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一天闲时，专家组长杜德科夫与孙家栋开玩笑：“孙，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这么帅气的小伙子，在苏联学习那么些年，怎么会没有苏联姑娘看上你？”
孙家栋被问了个面红耳赤，只好说：“这方面我们有纪律。”
杜德科夫不解：“年轻人谈恋爱还有什么纪律？”
孙家栋支支吾吾：“……是有纪律的……”
杜德科夫又问：“小伙子，会唱苏联歌曲吗？”
“会啊！”
“会唱什么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还是《共青团员之歌》？”
几位苏联专家也围了过来，一起唱起了《共青团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万众一心，奔向前方
我们再见啦，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了妈妈
别伤心，别难过
请你祝福你的孩子吧
……
激情在燃烧，歌声在回荡……
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日子，在孙家栋眼前浮现——
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工业体系亟需重建，各行各业期待复苏。当时最缺的是人才！
1950 年毛泽东出访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迅速掀起了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以苏为首、以俄为师”成为年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决定向苏联派遣大规模的留学生。
1951 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求从空军部队和院校中，挑选一批青年军官赴苏联军事学院深造。经过多轮考核，层层审批，当时正在空军四航校给苏联航空专家当翻译的孙家栋等23 人，成为赴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留学生。
初秋，孙家栋与战友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列车一路向北，途经沈阳、长春，从满洲里出境。在边境小城赤塔，经过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列车穿过茂密的大森林，沿着美丽的贝加尔湖行驶了整整一个白天。太阳落山后，列车又奔驰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大漠上。
漫长的旅途中，孙家栋和战友们畅谈理想，憧憬未来，指点江山，壮怀激烈。
心仪已久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是一座历经沧桑、辉煌壮丽的英雄城市。高楼林立，街道宽阔，交通发达。火车可以在地下飞驰，上下三层的红场地铁站简直如同一个迷宫。市里有近百所博物馆，11 个自然林区，400 多座街心公园。每座公园里，都有一尊伟人或名人的雕塑。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是以被誉为“俄罗斯航空之父”的尼古拉·叶戈洛维奇·茹科夫斯基的名字命名的。这所苏联功勋卓著的军事学府，为苏军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技术干部和高级将领。
孙家栋和中国留学生入学后，苏方为他们安排了最好的教官，制定了适合中国学生基础的学习计划。为了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巩固基础知识，学院决定让他们先读一年预科，再进行 5 年本科学习。学院组织了一次考试，然后按照学员文化基础的高低，将 23 人划分为A、B、C三个班级，孙家栋被编入A班。
首先要过的是俄语关。
孙家栋他们这批学员在国内都学过俄语，但万万没想到，一上课，教官讲课内容基本听不懂，云里雾里；与教官交流，教官也听不懂学员所要表达的意思。学员们这才发现过去在国内学的俄语，基本都是“半桶水”。唯独孙家栋因为到航校后给苏联教官当了一年翻译，语言算是基本过“关”了。
过不了语言“关”，接下去的专业课学习便将成为空谈。留学生党支部决定掀起一个学习俄语的“小高潮”。要说刻苦，还真刻苦不过中国学员。每天清晨，起床号还没吹响，中国学员已经在桦树林里背诵俄语单词了；每天夜晚，熄灯后很长时间，还有中国学员在列宁室里夜读。
苏联教官在课堂上对中国学员说：“同学们，提高俄语水平一种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多与苏联人接触，如果能与苏联女孩谈恋爱，那就更‘哈拉绍’（俄语‘好’的意思）了！”当时，学院里还有一些东欧国家的留学生，他们管理松懈，有夜不归宿者，也有与苏联女孩谈恋爱的。党支部作出严格的规定：平时不得外出，节假日外出，必须三人以上同行。严禁与苏联女孩子接触，一旦发现谁谈恋爱，立即送回国内，没人敢触“高压线”。中国学员的刻苦学习精神、严格自律，经常受到院方的表扬。
学员们转入本科学习后，课程变得非常繁重，仅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就有发动机理论、飞行动力学、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力学、液体火箭发动机原理、流体力学、热力学等。孙家栋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白天上课，晚上做作业，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列宁室里的灯常常亮到凌晨一两点。课堂上，孙家栋也是回答教官提问最踊跃的学生之一。
学院经常组织考试，每逢大考，学院还会组成考试委员会。大三《航空发动机》理论课考试，主考官是苏联赫赫有名的科学院院士涅卡也夫。涅卡也夫采取一人一题的方式抽查考试，轮到孙家栋上场时，涅卡也夫交给他的是一道“航空发动机静态下主要性能的推导”的考题。孙家栋看了题目一愣，这道题的内容大三学生还没有学到，他本来可以说明情况，要求主考官换题。但孙家栋没有慌张，因为平时喜欢读书，已经胸有成竹，便侃侃而谈，做了正确的回答。一旁的教官们一开始就发觉院士拿错题了，但听了孙家栋正确的回答，十分欣喜。而此时，涅卡也夫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抱歉地说：“请大家原谅我的疏忽。不过，这是个美丽的疏忽。通过这次考试，我对孙家栋同学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表示钦佩！”
留学期间，孙家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军衔，而亲自为他授衔的是随朱德总司令赴苏联访问的聂荣臻元帅。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有一个激励学生的传统做法，将每学年年终考试全优的学生照片放在校门口的“明星榜”上，如果这名考生年年都能保持全优，他的照片会一年年往前挪，照片还会一年比一年大。如果从大一能坚持到毕业，该生便会获得一枚金质“斯大林奖章”。
从入学至毕业的 7 年里，孙家栋门门功课都是 5 分。1958 年 3 月 10 日毕业时，孙家栋获得了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那一年，全苏联军队院校毕业获得此殊荣的仅有13 名学生。如果是苏联学生获得“斯大林奖章”，不仅可以高定一级军衔，还可以优先选择自己心仪的工作。孙家栋是留学生，自然无法享受这种待遇。但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大奖，让孙家栋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启迪：只要肯付出，便会有收获。
1957 年 11 月 17 日，雪后初霁。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 周年庆典活动，百忙之中，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
孙家栋特意换了一身新军装，将皮鞋擦得又黑又亮。他与战友们换了几次地铁，兴奋地赶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
下午 6 时许，毛主席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登上了主席台，紧随他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杨尚昆、胡乔木等。
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等台下的欢呼声渐渐平息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向大家介绍了陪同前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刘晓刚介绍完，毛主席立刻幽默地说：“这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驻苏大使刘晓同志。”
台下一片笑声。
毛主席走到台前，微笑地说：“同志们！我向你们问好！”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毛主席发现有些同学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世界”一词，便解释说，“世界就是WORLD。”但留苏学生大多数没学过英语，仍然听不懂。毛主席转头问刘晓：“‘世界’俄语怎么说？”
刘晓回答：“‘米尔’。”
毛主席马上说：“‘米尔’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全场又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我们已经老到这个样子，你们还年轻。我们老，但我们懂世故；你们年轻，有朝气，但你们没有经验。这叫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点。”毛主席的话中充满辩证法。
“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重量 70 公斤。刘晓大使体重有没有 70 公斤？”毛主席问。
刘晓回答：“不到，差一点儿。”
毛主席风趣地说：“就是说，苏联可以把刘晓大使送上天。美国还做不到嘛！”
台下同学开怀大笑。
孙家栋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拼命地鼓掌。
毛主席向同学们提出了希望，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毛主席最后强调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毛主席纵论天下，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激情洋溢。
10 年过去了，“世界是你们的”——毛主席亲切的话语经常在耳旁回响，在鞭策着孙家栋。
与远道而来的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总体是和谐、愉快的，也学了不少东西。但让孙家栋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承诺的所有原定材料、设备和元器件的供应，在一分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奉召回国。
那个冬天很冷，寒风凌厉。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国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还不能充分理解。
漫漫航天路，这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