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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特别神秘又特别有趣的人。他一生口头上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有趣”。而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国家最“有趣”，也是最高机密的事：研制核武器。
他实实在在、全程地参与了中国的“两弹”——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在一长串功臣人物中，他的光芒可以用“无人可比”四个字来作定语，因为他是王淦昌。
我没有为同一个人物写的作品进行续篇修订的习惯，但对王淦昌先生例外。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作为第一位为他的事迹“立传”的作家，除了一些写作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国家最严密保护的“绝密人物”的许多事还不允许被揭秘，所以也就无法真正把王淦昌先生的许多“有趣”的事完整地写进去，这样给外界造成了很多误解和习惯。比如一说“两弹元勋”，人们就会想到邓稼先；一说华人获诺贝尔奖时，就会赞美李政道、杨振宁……由此这些人物便在公众印象中特别熟知。确实，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和著名科学家。
可读者知道吗？邓稼先见了王淦昌先生可是毕恭毕敬得叫你难以想象。有一张照片里邓稼先站在王淦昌先生旁边那么拘束紧张的神情，看后叫人觉得有些好笑。邓稼先是王淦昌的学生和助手，每每王淦昌有事叫他时，邓稼先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延缓，这是习惯，也是邓稼先本人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基石。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全球华人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李政道获奖时只有35岁，其成就足够他骄傲一辈子的了！然而，李政道在王淦昌面前同样是毕恭毕敬，因为李政道也是王淦昌的学生。当年李政道当王淦昌学生时，王淦昌有两次与诺贝尔奖拥抱的机会，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挂得上名的少数几个中国著名科学家之一。
王淦昌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科学成果中，特别是在俗称“两弹”的研制中，他是名副其实的功臣和主要贡献者。
“两弹”到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怎样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太清楚。那我就说一句这样的话：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七十多年了，即使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升至全球第二，我们的高速列车飞驰在世界最长、最快的道路上，我们的外汇储蓄世界第一，我们的城市全球最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可是所有这些“第一”，如果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依然是会随时被人欺凌的二流、三流国家，遭灭亡的灾难也可能会随时降临……这就是有没有“两弹”的差异。因此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毛主席在世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否不被别人欺负，手中握不握有原子弹是绝对的砝码。
中国之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被西方反华势力吓唬和威胁，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原子弹，还有比原子弹威力更强大的氢弹。原子弹、氢弹加人造卫星技术的航天工程，我们合称其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科技成果，这也是中国巍然挺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不易摧毁的“长城”。14亿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尊敬“两弹一星”功臣，其理也在于此。
一提“两弹一星”功臣，我们自然第一个就会想起钱学森。排列在钱学森之后的是谁，或许很多人就有些模糊了……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还有很多很多叫得上名或者叫不上名的大科学家们。事实上，这众星璀璨的功臣中，我们必须和最应该首先记住的科学巨人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直以来，“王淦昌”这个名字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就是因为在“两弹”工作开始到成功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们的情况是保密的。为首的多数重要的科研专家，是绝不允许公开身份的，唯有钱学森、钱三强等少数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例外。而真正负有核心任务的一线科学家们必须长期隐姓埋名，王淦昌在这些大科学家里，可以说是排在最需要隐姓埋名的第一、二号人物，因为在他受命从事领导核武器试验前，就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了，世界同行中都知道中国有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纽约时报》多次这样报道）。
我是王淦昌先生的江苏常熟老乡，而且出生在同一个叫支塘的小镇。我们这“一文一武”在老家算是很有脸面的“名人”——当然我无法与王淦昌先生相提并论，只是我被算作当代文学家而已。王淦昌先生比我年长50岁，论辈分属于我爷爷辈。如果他活着，今年116岁。在老家，我何家与王家相隔二三十分钟步行距离；在北京，王先生在世的时候住在木樨地“部长楼”里，与我居住的三里河北街也只有两三站公交车的距离。
说实话，小时候在老家时，我并不知道家乡还有一个大人物“王淦昌”。因为除了年龄差距外，主要是王淦昌先生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求学后，一直在国外和外地工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十七年隐姓埋名秘密生涯的缘故，我们家乡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一直到揭秘、宣传“两弹一星”越来越多后的今天，家乡人才慢慢知道，原来有位国家大功臣是我们常熟人、支塘人……
“两弹一星”的工程太庞大、太伟大，到底谁的功劳大，谁在其中的地位重要，其实根本说不清。就拿“两弹”的研制来说，当时我们中国调用的人力、物力及部队，就有几十万人，涉及的单位及条块部门，则多达几百个，真可谓举“国家之力”，甚至连国家都有点是在使“吃奶之力”——当时的我们太穷，穷得只有几台低级计算机。庞大的数据计算竟然是靠这几台低级计算机和几百部算盘进行几万万次的人工运算才完成的，而这样的事在当今世界的“核俱乐部大国”中，唯有中国是这样干出来的。毛泽东当年称原子弹是“争气弹”，它饱含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决心与意志。
曾经还记得，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几天里，西方世界的媒体热闹翻了，他们都在猜想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发生了！而为什么中国也能造出原子弹，就一定是有“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是第一个造出原子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应当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日本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从某方面来说，这是彻底致使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期的根本所在。
一颗原子弹可以导致几十万，甚至百万人瞬间丧失生命。原子弹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强好几倍甚至几百倍。如果使用一下它，那将丧失的就可能是几百万人的生命了！
“两弹”之所以可以支撑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的强林之列，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在这其中。钱学森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而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两弹一星”的主要奠基者，科技方面的“总司令”。
我们知道钱学森的地位，现在就该明白和清楚另一位长期隐姓埋名的巨人了——他就是王淦昌。
虽然我与王淦昌是同乡，又几度居住在其“近邻”，然而真正与这位神秘的科学大师相见，并不容易。在他从事核试验的几十年里，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与其接触。“我们也是几年才见一两回”，他的子女告诉我。
1994年这一年，国家颁布一项重要科技奖——“何梁何利奖”。这个奖项是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专门拿出巨资设立基金来奖励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当时这个奖项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是一百万元，超过任何大奖，影响很大。第一次颁奖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由江泽民总书记出席，李鹏总理宣读国务院颁奖令。获此殊荣的有四位大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王大珩。钱学森不用介绍，大家都很熟悉。黄汲清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上的功劳，与“两弹”中王淦昌的功劳差不多。如果说李四光是发现大庆油田技术方面的“总司令”的话，黄汲清就是“总长”的角色。名列第三的王淦昌就是因为他在“两弹”上的杰出贡献，所以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这个大奖。最后一位王大珩，是光学专家，他因与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中央领导提出发展高技术建议后形成了著名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而闻名。所以看看这四位大科学家，就知道本书主人公王淦昌的地位了。
在国家颁发这个科学大奖前几年，我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中央某报社当记者。这是我有机会与这些科学大师面对面采访与交流的职业机缘。
我记得那次单独采访钱学森先生的场面：
“建明同志，今天我跟你讲讲‘零’吧……”钱学森先生上来就笑眯眯地对我说。
“零”有啥好讲的，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嘛！我心里这么想，大概表情也流露出来了。钱学森先生依然笑眯眯地转过身，在背后的一块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坐标——这是我中学时数学课上常见的符号。
“现在你可以看到‘零’的作用。”钱学森开始给我比画，“这‘零’居于中间，像人的心脏，也可以称它为万物之源之起始点……一切事情皆从它开始，不管是数据，无穷大的数据，还是运动频率，它都是出发点与终结点。从它出发，可以伸延到无限远的地方；绕它而外延扩伸，是无限大的宇宙……所以在我们科学世界里，‘零’是宝贝，‘零’是最重要的数字之一，‘零’是一切事物和生命体的始发点、原动力。人生也一样，从‘零’开始，有无限光明；从‘零’开始，失败了也能再走向成功……”
钱学森先生的这堂课让我记忆了一辈子。他的“零”思想刻在我心中一辈子，并一直在激励和鼓舞我如何认识事物、如何认识人生。
写黄汲清是我的本职。因为当时我在黄汲清所在部门的文学杂志当主编。那个时候，刚从部队到地方，身上保持着一股强烈的正义感，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
黄汲清与钱学森等人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后，就有人对我说：为何不去写写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黄汲清？
大庆油田的发现者不是李四光吗？在这之前，我与其他中国人一样，都知道大庆油田的发现者是我们书本上读到的“李四光”这个人，而并没有听说过另一位叫“黄汲清”的人也与大庆油田的发现有关。
“黄汲清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庆油田发现者，你去采访就知道真相了。否则国家为啥要给黄汲清这么重要的科学大奖呀！”人家这样对我说。
我想想是呀，谁的话都可以怀疑，唯独国家的奖励不会奖错人吧！我越这么想，也就越有了采访黄汲清的念头。
到黄汲清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错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大科学家刚刚离世……当然也让我有了很多意外收获——当时有关黄汲清先生的各种“贡献”与“成就”几乎一起汇聚到他家和他的亲人那里。那些日子，我天天在黄家，在黄先生的亲人与同事、学生中间，聆听他们讲黄汲清先生的事。我同样没有想到的是，那些日子里，我简直是在阅读中国“科学全史”。我欣然读到了与鲁迅齐名的丁文江大师的事迹，读到了在“文革”中被陷害冤死的大科学家谢家荣（另一位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者）的悲喜人生，读到了中国20世纪第一代科学家之间的恩恩怨怨，读到了知识界的崇高心灵与丑恶并存的“名利场”……当然，我更多读到了一位虽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却心胸如高山一般巍峨的一生，为祖国奉献才智的伟大尊者黄汲清先生的心灵史——他一生埋头地质科学事业，为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特别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卓越贡献。
在写过钱学森、黄汲清后，我就直奔国家科学大奖的第三位大师王淦昌。这是我的老乡，我家乡值得骄傲的人物！必须写，必须写好。1997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并不太著名的作家，但也有些名气。似乎由于家乡人“吹嘘”的原因，王淦昌大师也对我有所了解。于是到他家后，王老十分开心，原因是“我们常熟的‘一文一武’总算见面了啊！”——他的原话。
“岂敢岂敢，您是大科学家，我是小小的文人。”在原子弹、氢弹制造者面前，我觉得自己弄几个文字实在太渺小。
“哎呀，你可别小看了作家！你们这些人厉害，我就编不出故事！我笨得很。你看，我现在都不会用计算机！”王老竟然这样谦虚。
老实说，当时我的脸非常红。同时又在想：像他这样都能把原子弹造出来的科学巨人，为什么在一个刚刚认识的人面前如此坦诚地亮出自己的“弱点”与短处？这样的人，不可能不被尊敬！
“来来，给你这个小老乡看看这些……”就在我陷入窘境和思考的片刻，只见王老先生摇晃着身子，双手抱着一大沓书卷与资料，从里屋朝我而来。
“这是什么呀？”我问。
“研制原子弹的东西呀！”王老随口而出。
“啊——”我一听，竟然大声叫起来，并连连往后退。“这……这可是绝密东西！我……我不能看……不能看……”当了十几年兵，知道什么是“机密”、什么是“绝密”。造原子弹的东西绝对是“绝密”之“绝密”。军人的职业习惯，令我此刻全身毛骨悚然——那可是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啊！
“哈哈哈……有趣！有趣！”哪知持握“国家大机密”的王老大笑起来，然后只见他轻轻地将手中之物放在桌子上，一边乐，一边有些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看不懂，所以给拿出来让你见识见识！老乡嘛，我不能骗你是不是？”他又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
我也跟着笑了。这当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老乡、科学巨人也是位非常幽默之人。
“坐坐！我来讲讲吧！”王老之所以对我“特别热情”，是因为我们一见面就用“常熟土话”对话。在异地他乡，能够用熟练的家乡话对话，实在是种美妙的“乡愁”享受。然而“常熟土话”之难懂、难听、难学程度，实在也令人头痛，它绝不比“广东话”逊色到哪里去。硬、直、拐弯多，恐怕是其特点。我之所以没有当成“小说家”和“诗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常熟土话”给害的——它无法让人理解其意，还有一点是说常熟话的人改说普通话，基本上不会成功。当然，现在年轻的常熟人，他们的普通话不成问题。可我这上年岁的常熟人，再改说普通话，一听就不是那个味。故作诗写小说，语境就成为一大问题，所以我押韵和用土话叙事只得罢休，于是很有诗情的我和编故事不太差的我，只好当了个报告文学作家（自嘲）。不过，这并不影响在上海和苏州之间的常熟自古人才辈出的辉煌历史。
殷商时代，周部落诸侯周太王的长子伯泰（泰伯）和次子仲雍（虞仲），为了谦让尊位于弟弟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两人结伴而行，千里迢迢，来到当时仍一片荒蛮的常熟、无锡一带，“断发文身”，垦田治水，渐得当地百姓拥戴和归附。兄弟俩后自称“勾吴”，从而使中华民族有了一块伟大的富饶之地和一个勤劳聪慧的族群。有史记载，伯泰与仲雍兄弟让贤的美德成为千古佳话。又说，这其中仲雍起的作用更大些，因为是他首先劝哥哥伯泰让位于弟弟，兄弟二人看出父亲中意弟弟的儿子继位，所以才有了《史记》和《左传》中“泰伯三让天下”的经典故事。仲雍原名虞仲，在朝中精于文韬武略，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他劝哥哥避位让国、开创吴地风物的功绩更令人敬佩。所以在他去世后，根据其遗愿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该山后取名“虞山”，此乃纪念虞仲。常熟城又名虞山镇，其历史同伍子胥开创的苏州城差不多久远。
“吾俚都是言子的后代，‘臭老九’！”当时王淦昌已经90岁高龄，但根本看不出丝毫的“老态龙钟”之感。我们交谈间，时不时地有电话响起，王老一听电话声，“噌”地就能从椅子上站起去接电话，随后又会去凉台边跟“妈妈”说一句话。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我一直跟孩子们一样称呼她……”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吴月琴，比他大三岁，我到王家那年她老人家已经93岁，听力和身体显老，坐在凉台的椅子上。
“妈妈，这是常熟小老乡！年轻的大作家！”王淦昌先生有趣地弓着腰，凑在妻子的耳边说着。
“好婆——阿晓得何家市呀？我是何家市人！”我用常熟土语，告诉她老家的一个小地名。我看到老人家的眼睛一亮，然后朝我点点头。
“哈哈，有趣！有趣！她还记得何家市……”王淦昌这时欢快地摇晃起身板，像个天真的孩童。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喜欢说“有趣”二字。或者说，“有趣”是他的口头禅。
“有趣！我们俩用常熟话讲真有趣……”听人说，上了年岁的人，越活越孩童化，王淦昌似乎也是。他跟我说话时，常常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这让我心情放松许多。
“过去他们骂我‘臭老九’，我有点生气。但后来就不生气了，因为我们是常熟人，本来就是‘老九’言子的后代嘛！你说是不是？只是他们在我们‘老九’前面放了个‘臭’字，这就变得不好啦！有趣！有趣！”他的嘴里又是一串“有趣”。
看来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巨人真是个有趣的人。
我们的老家常熟春秋时期确实有个名人言子先生，他是真正的常熟人，也是孔子在南方唯一的弟子，字子游。《论语》中记载：言子勤奋好学，且以文学见长，故深得孔子赏识。言子曾任鲁国武城宰，他遵师训、行礼乐。孔子过武城时，闻得处处弦歌之声，盛赞学生治道有方。学成南归的言子，道启东南，故被称为“南方夫子”。唐开元八年，言子名列十哲第九，后书人称其为“老九”。在采访王淦昌先生之前，我有机会到过一趟山东曲阜，在孔府大庙前，真的看到十位先哲石像。用心一一数认，第九位的正是我们常熟老乡言子。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王老先生时，他竟然拍起手，连声说：“是很有趣呀！言子真的是‘老九’，我们都是‘老九’。‘老九’有啥不好嘛！”
大科学家王淦昌的真实、直爽和有趣，令我的初次采访大获收益，留下深刻印象。“来来，我给你写点字……”告别时，大师拉着我的手，有些舍不得似的这样说。
太令人兴奋了！我赶紧递上小本本，并在巨人的身后，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
“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王淦昌先生写完最后一个字后，笑眯眯地将本子递给我，亲切而温暖，也有几分期待。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动，我们这对相差50岁的“常熟老乡”，似乎有些忘年之交的意味。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呀！”当时的我真是没有想当文豪的勇气与理想。
“能的能的！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王老先生边笑边对我说。这是我与王淦昌先生最后的对话。
那一天离开他家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等待第二次采访，并且同时获得了他的许多相关资料。而就在预约再次采访时，突然有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
“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
“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
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三十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被报纸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都有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鲜花，连走廊都被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骑车人一直未露面。
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竟事业离我们而去了。
199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很冷。夜10时还差两分钟，一代科学巨星坠落，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大地……
岁月如此匆匆。王淦昌和其他“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了解与认识。当年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和强国梦想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的精神与事迹，很多精彩的人生闪光点，在今天仍然是那么宝贵和出彩。但，王淦昌可能是唯一一位“有趣”故事最多的大院士。故此，我在旧作基础上，对王淦昌大师一生的独特之处，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重新定名，交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淦昌一生除了家乡与北京的生活外，四川绵阳和青海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从事秘密工作——领导“两弹”试验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那也是他从事核武器研制最艰苦、最难忘之地。尤其他对四川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家乡常熟，而我也听他说过“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
其实我知道王淦昌先生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的“故乡”，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个地方似乎还处在保密期，所以他一直没对外讲过，那就是青海核研制基地……
关于王淦昌的故事，我是从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特别重要的国际事件开始的——
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家人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14寸黑白电视机，看到了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得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公然在全世界面前，在光天化日下悍然发动对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长达十七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1929年毕业），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决定。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承担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画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其前身为核武器研究局（所）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
“九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试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将军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人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的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段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不到20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1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十七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在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10亿人民、8亿农民的大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端正航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八十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
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岁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紧张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快地答应了，并约我下次一起去吃常熟的阳澄湖大闸蟹。可后来我一直没有等到王淦昌老先生的电话，却从报纸上看到了他被撞伤的消息。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他家人说王老先生在医院的情况，直到后来到了1998年12月10日，又从报上知道了王淦昌不幸去世的消息……作为小老乡，作为准备继续采访的作家，我无比悲痛与遗憾，也觉得十分无奈。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三十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那个名叫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还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谁还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仰望星空，王淦昌院士的形象犹如天际的巨星，光芒闪耀——令我眼前一片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