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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江又叫澄江，有人说：永宁江是黄岩的“母亲河”。
这条永宁江，在南宋台州文人陈耆卿（1180—1236）主纂的《嘉定赤城志》里有如下详细记载：
永宁江源出县西北三百四十里。按：旧志：有大小二源。大源出尘山，东南流，广一十五步，二百一十里至左溪村；小源出黄岩山，东北流，广五步，一百里至大溪与大源合。然平浅不通舟，又东流三十里至官奥村，无滩碛，直下永宁江，广逾百步。又东流一百里，从县北过三十五里，会临海县海口，入于海。从源至海，水程四百八十里。《寰宇记》称：东山，北临永宁江，谢灵运尝登焉。灵运有《望海》诗……
如果我们以一颗高度 500 千米的低轨道近地卫星的角度，从太空俯瞰中国大地，特别是俯瞰东南沿海一带，那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城市，就像一条落在人间的灿烂星河。而位于浙江省中东部，台州市中部偏南的黄岩，就是这人间星河中一颗不算太大的星星。因为那条永宁江，唐高宗李治在位的上元二年（675 年），此地始设永宁县，但“永宁”的名字只用了十五年。公元 690 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改年号“天授”，也正是在这个朝野动荡缭乱、不得安宁的“天授元年”，“永宁县”改叫了“黄岩县”。
到了 1000 多年后的民国初年，黄岩已是水陆交通便利、车船辐辏往来的商业繁华之地。黄岩城内，有好几条商铺林立的商业街，头一条就是由北门头、苍头街、大井头、大街到尚书坊的南北走向街区；稍次一点的是东西走向的城隍前、县前街、司前街、脚殿下。与此相较，西街和桥上街那一段儿，虽也是买卖铺户鳞次栉比，可热闹劲儿却稍淡了些。在西街与桥上街之间，有座横跨西江的五洞桥，桥长二十丈，桥宽一丈五，始建于宋元祐（1086—1094）年间。元代诗人潘士骥曾作《西桥待秋》诗，咏黄岩五洞桥：
玉虹横处隔市喧，
夜痕冷浸青青天。
风生万籁泻金液，
风定一颗摩尼圆。
黄岩陈姓世家众多，据《黄岩姓氏溯源之陈姓》（上、下）（作者陈明达、夏吟，上篇载于《今日黄岩》2018 年 4 月 11日第四版，下篇载于《今日黄岩》2018 年 4 月 25 日第三版）考证，有上郑陈氏、四厅陈氏、东门陈氏、东禅巷陈氏、下曹陈氏、六都陈氏、奇石岙陈氏、洋岙陈氏、长带屋陈氏、上桥陈氏、童家洋陈氏等，但这些个“陈”，都和陈芳允的家族没有关系。陈芳允他们陈家在黄岩，纯粹是个“外来户”；五洞桥旁，才是陈芳允祖上在黄岩最初的落脚处，时间大约是在清代咸丰年间、遭逢太平天国烽火之时。
陈家祖辈，自此开始在黄岩筑灶起爨，开枝散叶，历经辛苦劳碌，惨淡经营，渐至小康，不但在黄岩落地生根，到陈芳允祖父这一代，还在老横街中段北侧的后巷盖起了不小的宅子。
后巷，也是条不大起眼儿的小巷子，前面临近个庙宇叫“邑祖庙”，不知道供奉的哪路神仙，连带着陈家老屋所在的巷子，也被叫作“前殿后巷”，黄岩人通常喊它“前殿后”或“殿后巷”。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条小小的巷子里，不但走出了“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还走出了另一位参与过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工程、曾负责“卫星观测裙”研制的科学家林仙友先生，并且他们出自同一所中学。
陈芳允的父亲，是家中长子，关于他，《黄岩姓氏溯源之陈姓》有稀见的记载：
陈最，字立信，后巷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官营长，开有新太和酱坊。陈芳允（1916—2000），立信子，清华物理系毕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原来“陈最”，才是陈芳允父亲的名字，“立信”是他的字；而他后来开的酱坊字号，叫“新太和”。
探佚历史，既是一种述史者的责任，也是一种乐趣。笔者在黄岩区政府网站查到了 2023 年 4 月 12 日刊登的《回忆民国时期黄岩城关商铺分布》一文，作者是位 1931 年出生、未具姓名的老先生，他回忆中的陈记“新太和酱油店”，位于“大井头（双弄的南弄西口至草行巷西口）”东侧，与之同在一条街的买卖铺户，是“朱永和酒店、张金法南北货店、陈顺亨布店、徐姓薯丝行、任雨亭薯丝行、陈文斌棉筒店、奶娘棉筒店、胡万利打铜店、西瓜行、王姓小油行、王天隐冥器店、帽草店、孙鼎泰碗店、李祥春小弄堂、胡合昌打铜店、池锦春银楼”，和“黄友松土布行、大寺行西口、卢甡记土布行、朱正成布店、恒升中药店、协大酱油咸货水作坊、广智书店、晋康布店、毛沛昌酒店、毛弄头西口、新生园糖果店、牟维金咸货店、王聚盛丝线店 1944~1948 年址、毛以超西药房、锦文斋纸店、张同昌酒店、童保和南北货店、沈宝山中药店、叶梅宝水果店、焦道生猪肉摊兼肉皮泡店……”
然而曾令笔者困惑的，是陈芳允的父亲陈立信早年入军校的经历。
关于陈芳允的父亲陈立信就读的军校，前引文中说是“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还有的资料说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学堂”“保定军官学校”……时间、名称错乱，莫衷一是；这“非关紧要”的旧案，似也没人细究。
然而为此，笔者专门恳请长期在“保定军校纪念馆”从事文博和保定军校历史档案研究的朋友查找资料，仔细阅读他们寄来的厚厚史料，笔者确信陈芳允的父亲陈立信在保定就读的，是当时叫作“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的军校（另称“陆军协和速成学堂”或“陆军协和速成武备学堂”），其报考、入学时间应该是清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即 1906—1907 年间。
这里面的曲折，连通着一个没落王朝的“政治弯弯儿绕”——在此之前，保定确实有一座“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这座军校的另一个叫法，是“直隶陆军速成学堂”，开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隶属于北洋军政司教练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治下的直隶省专属军校。在当时的中国，好多省份都有这种归属于本省的军校，比如四川、浙江、甘肃，都自办有“陆军速成学堂”，培养出的军校生也基本上归各省“自产自销”。但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畏惧各省督抚等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下旨“全国各省所办之速成军事学堂一律停办”，同时并入“陆军部设立此堂，统筹全局，以应急需……使各省旗武学兵制操战各法，都归一律”。据此，在保定原有的那所“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基址上，又建起了属于清王朝中央政权之陆军部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地方虽然没挪动，但学校的归属和性质，却从一个直隶省属的军校变成了全国性（通国）的军官学校，向各省分派招生名额，学堂经费常年达 20 万两白银，一半由陆军部核拨，一半由生源各省根据入校生人数分摊。
正式的入学，要拖到 1907 年的下半年了。当时招收的条件是：年龄在 18—20 岁之间，相貌魁伟、体质强壮、文理通顺，特别强调要“有志于兵学”。学堂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的学科包括国文、经史、文法、地理、算学、医学、测绘、理化，甚至还有满、蒙古、英、德、法、俄、日文等等；而军事学包括步、马、炮、工、辎重等科。说起学员的待遇，那还是很优厚的，在校期间，学校包了一切衣食住行，举凡剃头、洗澡及其他生活用品和医药，完全由学堂免费提供。入学之初三个月，是不分科的普通军事训练，采用的是日本国振武学校的教育方法，这段时间，每个学生每月还有白银二两津贴；三个月后，有一次甄别考试，根据考试结果分为三等，每月津贴分别是二两四钱、二两八钱和三两二钱。别小看这份儿津贴，当时参战士兵的足额月饷才每月一两银子，据晚清经史学者李慈铭在日记中的记载，光绪年间京师物价腾贵，但每石大米也才二两五白银；两间住房的租金，每年也才二两。而“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毕业时，只要通过了陆军部的考核，就会分配到军中见习，这时候的津贴就涨到了每月十两白银。待实习期满，由陆军部发给毕业执照和补官文凭，给学生以“候差员”的名义，享受着排级军官的半薪——每月十二两半白银，并“咨送各省”，至于此后的从军之路，当然就要看个人了，很多人就此起步，在军中踏开一片天地，据说到 1936 年前后，毕业生中升至旅长及以上军政要职的，竟多达 140 多人。
当时，“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分给陈立信家乡——浙江的录取名额，是 50 人。这一届浙江学生中，出了很多名人，有资料记载，“浙籍学生”有“永康吕公望（戴之）、东阳王桂林（悦山）、奉化蒋虞清（介石）、乐清项鹏、蒋希召（叔南）、永嘉姚琮、绍兴商震、台州临海王萼（醉青）、宁海童保暄、黄岩王植夫（杰夫）、陈立信（列新、烈性、立性）、林显扬（达生）、太平叶朋西及林子英、黄绿波、陈伯龄等”。
另一个资料称：该年招生时，“核准浙江全省只取六十名，但事先已被浙江武备学堂及各校的保送生占去了四十六个名额，仅余十四个名额供省内各地上千名考生竞争。”
还有的资料说：清政府 1905 年下令取消科举，读书人传统的“上进”之路被阻断，这就愈加显示考取军校的“含金量”，当时不少青年士子觉得考取这所“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远比以前考中秀才要实惠得多。因为这是个军官补充基地，只要一毕业，马上就是见习军官，就能按月领军饷了。因此，一旦接到“录取”的消息，报事人还要像“秋闱”发榜“报禄”一样，会锣儿鼓儿，唢呐洋号，吹吹打打，把大红喜报贴上门来……
这些都是一时旧闻、百年轶事了，总之，陈芳允的父亲陈最，以“陈立信”的“字”，报考军校得中，至于“列新”“烈性”“立性”等，或许是陈立信用过的表字、别号吧？
笔者对陈芳允的父亲陈立信的军校生涯，就所知寥寥了。揣想那个王朝末世，时局内外交困，国计民生艰难，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专权者自己也病入膏肓，整个神州大地，地火正在运行，危机爆发在顷，当此大厦将倾之时，有为青年投身军旅、求学军校，或许是相当自然的一路选择。而这些青年才俊在广泛接触社会、接受新思想之后，成为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也几乎成为必然。
一位叫胡士弘的浙江籍前辈作家，在书中写到这样一段轶事：报考军校前，陈芳允的父亲陈立信已开始外出“闯荡”，去过广州、杭州，接受了一些民主革命思想。进入军校，还参加了反清的组织。不久，他被人告发，校方找他来质询训诫。陈立信正当年少气盛之时，当场拔出军刀，照着告密者就是一刀，幸而是刀背向下，才没把人砍死。这故事有点“风火传奇”的味道，但还是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对台州籍烈士柔石的评语——“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
实际上，这所“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只有短短 3 年的历史，到 1909 年结束时，前后只招过两期学员，最终培养了 1281名毕业生，其中有不少人并未在军中服役，还有一部分人送日本学习军事，蒋虞清（介石）就是这样东渡日本、逐渐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日后成为“浙军”中将师长的浙江宁海籍军人童保暄在日记中记载：
清光绪卅四年（1908 戊申）元月十三日，晴
同林子英、叶朋西、陈伯龄、蒋叔南、黄绿波、王植夫、王醉青、林达生、陈新生等九人饯蒋虞清（志清）、项朋于庆珏饭庄……
那么这位“陈新生”，会不会就是同属浙江籍的军校生陈立信的另一个名字（或者出于童保暄的误记）？笔者就只能存疑了。但童保喧的另一则日记，确实让我们隐约看到了陈立信这位军校生的“身影”——童保暄写道：
戊申 1908 元月十二日 晴
下午同林达生、王醉青，陈列新在外踏景。
另据辛亥老人杨镇毅 1957 年致友人贺觉非信中的点滴回忆：
丁未（1907）下半年，吕公望、王醉卿、陈立信等考取……入学时亦经过检查体格等手续，一年半回来……
所谓“一年半”后，已是清宣统元年（1909 年）。一年半前的严格体检，一年半来的严酷军事训练，养成了黄岩青年陈立信标准军人的体态和气质，他此后在军中服役，到陈芳允出生的 1916 年，据说已一路升至营长。但在他的天性中，掩不住那股子读书士子洁身自好的清高和不逐流俗的倔强。清末民初，政局闹成一架走马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陈立信自觉在尔虞我诈的混沌官场置身不宜，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也早生厌恶，索性解甲归田，回到故乡黄岩，购几亩橘园，开一间酱坊，杯酒自娱，课子读书，远离尘嚣，沉浮商场，一个纵横沙场的职业军人，转眼间青衫布履，成了一个生意人。
陈芳允的母亲姓许，陈许两家的这段姻缘还要从陈立信的军旅生涯中说起。先是，陈立信在民国后的军中服役，他结识了一位性情见解相近、心路意气相投的许姓同僚。这位许先生也是浙江人，家在黄岩路桥，和陈立信算是相隔不远的同乡。许先生父母在堂，业已娶妻，家中还有个小妹待字闺中。青年军官陈立信尚未婚配，去许家走动频繁，大家彼此熟悉，即有联姻之议。没过多久，陈立信迎娶了许家姑娘为妻。那个年代，有了婚姻，人就算有了“根”，过往的江海风涛也好，烈马弯刀也罢，都成旧事随云去，陈立信急流勇退，经商养家，一年后，妻子生下个小小的男孩儿阿玉——陈芳允。
陈立信是家中长子，他二弟分住一处；父亲和三弟全家聚族而居于后巷，论起来，阿玉——陈芳允算是陈家的“长门长孙”。父亲陈立信常年在外经营，并不能时时照顾家人。偏偏母亲体弱多病，生了陈芳允后，过两年又生下妹妹芳兰。对于这个小小的“囡儿头”（黄岩方言：女婴），陈芳允日后在自撰的《年谱》上还特意写了这样一笔：“同母妹一人（芳兰），好像洋人，发黄，眼珠浅色，皮肤白。”
但此时母亲已是百病缠身，在陈芳允 6 岁的时候，竟至香消玉殒、撒手人寰。
陈芳允的外祖父是个安分、勤勉的老人，做得一手好裁缝手艺，在五洞桥一带开了一片裁缝铺子。外祖父戴着老花镜，量尺计寸、刀剪针线，到六十多岁还在操劳，陈芳允自小衣着虽朴素，但十分整洁合体，这自然得益于做裁缝的外祖父了。这些童年印象，一直“活”在陈芳允的心中，一直影响着他，陈芳允也有一双细长、灵巧的手，他后来入清华物理系、在实验室搞起实验得心应手。他会给自己理发，会作木工，直到晚年，他还能给孙女儿修自行车。接触过他的人都说：陈先生给学物理的晚辈们树立了榜样——动手能力特别强。
在长辈们眼里，长孙阿玉聪慧机灵，乖顺听话，性子不急，做起事来“板板六十四”（黄岩方言：做事靠谱），不像别人家的“小猢狲”，很少“宁丘皮”（黄岩方言：顽皮），但身子长得也不太“板扎”（黄岩方言：壮实），那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娘，性情上有点少年老成的沉静和多思，自然成了长辈们的“心头好”。
一年以后，父亲再婚，迎娶继母王佩蓁过门。王家官宦出身，据台州市档案局编辑出版的《功勋院士陈芳允》一书记载，新夫人“其父王詠霓，曾任安徽太平知府”。
王詠霓？！这可是台州近代史上不得了的人物！
光绪六年，王詠霓登庚辰科进士第，授刑部主事，是晚清名臣翁同龢的门人、张之洞的幕宾，曾派驻法、德、意、荷、奥、比等国，为公使随员。有资料表明，王詠霓驻外期间，参与过北洋水师向德国购买铁甲舰，协助驻外公使许景澄编辑过《外国师船图表》；后相继署理安徽凤阳府知府、太平州知府、池州知府，筹建过池州府中学堂，出任过安徽大学堂总教习，当过高等学堂、法政学堂编纂，并曾在皖政辑要局、存古学堂任提调，是近代外交家、教育家。王詠霓工诗属文，善书法，兼善篆刻。游历西洋期间，留心该国政治制度及风俗习惯，以诗纪事，集为《道西斋日记》，故有“台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
王詠霓是 1916 年故去的，那年陈芳允才刚刚出生。而继母王佩蓁从兆桥“紫正第”嫁到后巷陈家，已是六七年后的事了。故笔者在陈芳允的诸多回忆、谈话中，似乎未见提到过王詠霓这位“亲戚长辈”。
继母王佩蓁过门后的第二年，陈家又添了个“囡儿头”——同父异母的二妹妹芳莲。她长得同样是“像个洋人”，所以陈芳允在《年谱》中写道：“人说我家有洋人混血，但无考证”。
这一年陈芳允将将 8 岁，面对两个玉雪可爱的洋娃娃妹妹，他俨然已成了个“大哥哥”。
黄岩话属于“吴方言”，称外祖父外祖母为“外公”“外婆”。为了给阿玉更多的关爱，外公外婆把这个聪慧早熟的外孙儿接到了身边。白天，阿玉在外婆房里读书习字，晚上和外公睡同一张床。黄岩地方多童谣，外婆总是一边劳作，一边用方言唱给阿玉：
点点斑斑，班过南山。
南山北斗，娘鱼开口。
四十弓箭，羊毛被线。
当家人，七十七，黄狗脚蹄斫一只。
还有什么：
七颗星，稻桶星，
念七遍，有聪明……
最让阿玉难忘的，是那首长长的、好像永远唱不完的《燕呀燕》：
燕呀燕，飞过天，天门关，飞上山；
山头平，好种栗，栗出角，好种粟；
粟头摇，摇过桥，
桥上打花鼓，桥下娶新妇，
娶个癞头新妇搭麦鼓。
麦鼓碎，喂表妹，
表妹几时嫁？天亮后日嫁。
嫁给谁？嫁邻舍。
邻舍穷，嫁相公。
相公大介介，嫁田蟹，
田蟹八只脚，嫁喜鹊，
喜鹊高高飞，嫁给老雄鸟，
老雄鸟，勿打更，嫁小生，嫁给老皇帝。
老皇帝勿管天下，嫁白马，
白马无辫，嫁给黄蒲鳝，
黄蒲鳝勿打洞，嫁给烂眼凤，
烂眼凤，双眼烂糟糟，嫁给老黄猫。
猫勿捉老鼠，嫁给石潭乌龟子。
三榔头，敲勿死，黄鸭做媒人，
老鸦叼柴狗烧火，水鸭吹箫鳖打鼓，
猫猫做厨官，老鼠捧铜盘，
捧到半路嘀嘀嗒嗒吃只完……
无论是跟着外公下乡收租米的途中，还是夜晚躺在老旧的架子床上，外公的故事总讲不完，什么石陀人啦、蔡缸爿啦、胡僧人啦、龙舌石啦、八仙造洋屿、神仙赶石头啦……悠悠长夜，陈芳允几乎都是听着外公的故事入睡的。
5 岁那年，家里请来了教私塾的老先生，给陈芳允“开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二十四孝”“子曰学而时习之”……似懂非懂，识字倒快，陈芳允不是那种黄岩话“抢三块”的急性子，但比其他孩子学得认真，耐得住枯燥，“七岁人讲八岁话”（黄岩方言：少小成熟），沉静得有点像个小大人儿。
1925 年，陈芳允 9 岁了，陈芳允的父亲陈立信拉着他的手去了东禅巷，敲开了前清秀才朱希晦先生家油漆剥落的窄木门，从此，陈芳允住进朱先生家，拜其为师，读《古文观止》。一晃三年，陈芳允 12 岁了，没有上过小学的陈芳允直接投考黄岩县立中学，开始了少年求学的生活。
黄岩县立中学，可是间历史悠久的“当时名校”，前身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春由黄岩县令路邵创办的“萃华书院”，曾培育出光绪乙未科（1895 年）的榜眼喻长霖，以及王棻、王舟瑶等国学大家。清同治六年（1867 年），书院经过废而重修，更名为“清献书院”，“清献”是南宋黄岩籍右丞相杜范的谥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举人王舟瑶改“清献书院”为“清献中学堂”，推举邑人江青（宁数峰）为监督，主持校政。民国十二年（1923 年），学校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校”，这一回的校长，正是在中国科举制度最末一期高中了举人的王念劬先生。
“末代举人”王念劬先生，字松渠，黄岩本地人，中举后的第二年——1904 年，王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一度出任湖州师范学校校长，任内赴日考察教育，后任教于杭州政法学校。此后回乡，成为黄岩县立中学的校长。他是民国时期名满天下的书画大家，日后还曾出任杭州西湖博物馆馆长，与经亨颐、张宗祥、黄宾虹、余绍宋等书家大儒相往还，自称“一事足自豪，三载居西湖”。王念劬有个儿子叫王克宬，与陈芳允还是黄岩县立中学的同学，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一直延续到陈芳允去世前半年的 1999 年 11 月 21 日。据王克宬回忆，当时他父亲的家里“壁上悬大小毛笔成行，大者状如竹笋”，“平生所书屏条、对联、匾额，不计其数”。也许这对少年的陈芳允还是有影响的，他一生留下的遗稿不少，笔迹清润娟秀，一丝不苟，有时下笔数千字，从开头到结尾，字迹不乱。
中学不同于私塾，由王念劬先生这样熔铸中西的大学者治校的黄岩县立中学，更显与众不同。这里也讲授文章，但叫“国文”或“国语”，里面的内容远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更丰富、生动、有意思；学校还开设英语课和数学课，更是让陈芳允从“旧学”一下子“蹦”到了“新学”中，昔日“危乎高哉”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换成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过往的“子曰诗云”换成了“勾股弦”和ABC……一切新学问，都向陈芳允敞开，都吸引着他。陈芳允的性格沉稳却不木讷，他不是一个兴趣单一的人，他热爱自然科学，也爱社会科学，爱数学里严谨的逻辑，也爱文章里激昂的文字。人长大了，个子长高了，世界也就变得宽广了，黄岩县立中学之外，还有县立图书馆藏书三万，九峰书院藏书又三万，还有方国珍纵横海隅、方孝孺死不屈节的故址……在陈芳允的自制《年谱》里留下了这样有趣的一笔：
1928 秋，上黄岩县立中学（旧名清献学堂）初中，功课不好不坏，大概国语（当时语文叫国语或国文）、英语、数学等比较好，其他平平。学校里算我是较好的学生，但后来我自己考虑，应该只不过是中等或中下。
1998 年，陈芳允在暮年草成的《自述》一诗中，抚今忆昔，不胜感慨地记录自己的少年岁月：
少年即问乡土事，
如何中秋佳节十六过？
原是庆祝军民共灭倭。
长大经历抗日战，
深思何去何从救中国……
“救中国”三个字，也许还不曾出现在陈芳允的“黄岩岁月”中。
但很快，他就将告别故乡，前往上海读高中。
同样很快，“救中国”这几个字，就会赫然横亘在这位少年学子的辽阔天宇上。
陈芳允 1931 年自黄岩县立中学毕业，同年秋天，考入上海市浦东中学（高中部），就读高中。
正是这 1931 年的秋天——陈芳允跨入高中仅仅几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爆发，中国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就此开始。
历史的洪流、时代的波涛，即将改变这个 15 岁弱冠少年的生命轨迹。
笔者撰写这部《陈芳允：对话星河》时，先生已经故去23 年了。作为一位“两弹一星元勋”，先生生前就已经有人为他立传，有的立传人与先生还有过深度的接触和交往，这对笔者来说，当然是“心向往之而不可及”的了。但陈芳允先生是一位做事格外严谨的人，在科学研究上是如此，在对待自己个人的历史上同样如此。笔者反复细读他几千字的长篇自撰年谱，和他临终前半年写给昔日少年同学黄岩中学校长王念劬之子王克宬先生长达六页纸的书信，深感他的一丝不苟、诚朴质直。他清晰地对老同学王克宬表示：有些写他的文章，“经过文学家的加工之后，许多事实变得不像是事实了”。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扶病在床、在“手脚还有发僵的感觉”中，一字一句地写下了这封 3200 多字的长信，就是为了“把前面的事实和我的一些看法寄给你，若能把那些吹牛的部分去了，用我原文登在校刊上，则对青年可能起一些鼓励的作用”。他还托人随信寄去 2000 元钱，以表心意。
陈先生说的“校刊”，就是黄岩中学的校报——《清献园》，2000 年 1 月，陈芳允先生一生中的这最后一封长信，以《漫漫人生路 拳拳报国心》为题全文登载在《清献园》中。猜想在他 2000 年 4 月溘然长逝前，应该读到过这份校报了。
老人家的最终心愿或许终于达成了，人生交割清楚，坦坦荡荡而行，明明朗朗而去，这种无愧怍、无遗憾、无牵挂、无遮掩的离去，世间又有几人能慨然做到呢？
老人家留下的长信和《年谱》，也给笔者的写作过程平添了一道“禁咒”，仿佛任何一笔“浮泛之论”“虚谬之词”，都会让笔者羞于仰头天外，赧颜去和那颗远远注视着我的“陈芳允星”对上一句话。
关于从黄岩中学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读高中的经历，还是看看陈芳允先生自己的记录吧——
1931 年，在上海和一些同乡同学一起考上浦东中学高中。那时 918 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上海市学生运动，反日游行，上南京请愿，被蒋介石派兵押上火车回上海。我虽然是跟着跑，但心中还是有觉悟的。但不知道走什么路才能救中国。1934 年快毕业时，因怕罢课毕不了业，和一些同学表示不赞成罢课，几乎被打。这三年读书很少，英语、代数好一些，因为毕业时也没有正式考试，无所为[谓]成绩。浦东中学是杨斯盛毁家兴学办起来的，此后有时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他。在浦东中学时，有一阵子感冒咳嗽很厉害，数月不好，后经父亲认识的医生叫喝一种英国出的药水“须罗灵”，很快就好。我现在有肺气肿，可能是那时便种下了根。
陈芳允先生确实是因“运动神经元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去世的，是否和青年时代的病根有关，不得而知。那记忆深刻的“须罗灵”是什么“神药”，也查不到踪迹。尽管陈芳允对自己参加“上海学生运动，反日游行，上南京请愿，被蒋介石派兵押上火车回上海”，并没有更多描述，但 1931 年 9月的上海，1931 年 9 月的中国，1931 年 9 月的中国爱国青年，却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法忽略的一笔。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很快震惊了上海滩，黄浦江惊潮陡起，社会各界的抗日怒涛澎湃激荡，9 月 20 日，上海《申报》即紧急刊发“上海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的《宣言》，大声疾呼：“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合群策群力同御外侮，末日已临，其各奋起”。两天后，该会更名为“抗日救国委员会”，随后，上海各团体代表纷纷发布《抗日救国会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下达“陆海空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境，恢复失地”，征集“抗日救国团”义勇团员，“彻底对日经济绝交”。26 日上午，800 多个团体约 5 万人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要求国民党当局限令日军退兵，否则断交宣战。在场群众振臂高呼，万声雷动，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起到了先锋作用。全国各地学生除了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通电外，还纷纷派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河南开封，8000 学生赴省府请愿抗日……
——广东广州，学生及各界举行反日示威，当局令军警开枪射击检查日货的学生，死十余人……
——北京，在校大学生不顾北平市长周大文、公安局局长鲍毓麟、教育局局长周学昌、宪兵副司令邵文凯的劝阻，于 10 月 5 日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当局派出 1000 多人包围示威学生，十余名学生被殴伤，180 余人被逮捕……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组织义勇军，发出决死抗战的怒吼……
——杭州，抗日救国大会在大雨中进行，10 万人在雨中挺立达数小时，悲壮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上海，学界迅速行动起来，纷纷到南京请愿施压。9月 26 日，上海各大学学生 56 人代表 26 所高校来到南京，递交“对日宣战”“惩办外交部长”“令张学良戴罪立功”“下发枪械”“实行革命外交”等 5 条请愿，学生代表虽然在国府大礼堂见到了蒋介石，但当局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始终虚与委蛇。上海请愿学生不甘就此罢休，9 月 28 日上午，秋风急骤，秋雨淋漓，上海请愿学生联合数百名中央大学学生到中央党部请愿。由复旦大学千余名学生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汇成 5000 人的游行队伍，迫使蒋介石出见表态，他对上海学生请愿团学生说：“你们不要受反动分子的煽动，而特意来和政府为难。”有学生当即发言：“我却是受我的情感——救国的情感煽动的，那么这救国的情感当不是反动分子了吧？”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抗辩道：“这种赤诚坦白的思想，是不容有任何党派的色彩掺杂。”最终，蒋介石一面答应“一定尽职用力量去办理”，一面还是规劝学生“用心读书，增加知识，亦所以增加抗敌之力”。这一搪塞之词引起广大学生的愤怒，当晚，上海 19 所大学的 3000 余名学生组成第二次赴南京请愿团连夜出发，翌晨抵达南京。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接见学联代表，表示接受请愿要求，随后责令学生即日回校，或留京编入义勇军受训。11 月 26 日，上海大中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督促政府出兵团 5000 人抵京，在国府门前顶风冒雪请愿，彻夜不散。第二天下午 2 时，蒋介石终于出面允诺绝对负起责任，并写下“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等内容的手谕。12 月 14 日，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第三次组织学生 6000 余人，高举“上海各大学学生示威团”的旗号前往南京。17 日，上海与京、平、济、皖、苏等各省市学生万余人在南京发动联合总示威游行，冲击了中央党部，捣毁了中央日报社。结果，招致武装军警的残酷镇压，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杨桐恒不幸坠河致死；爱国学生翌日被军警强行押送离京，史称“珍珠桥惨案”。
南京政府的暴行，立刻激起社会公愤，抗议之声，此起彼伏。
——鲁迅先生发表《“友邦惊诧”论》，公开抨击政府镇压学生后所作混淆视听的舆论宣传。他犀利地指出：“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
——马相伯先生也沉痛发言：“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愤之状态中耳！”
——宋庆龄先生愤怒地指出，当政府暴行上演之时，日本军队“正向锦州推进”；因为堕落，“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9 月 21 日、11 月 29 日，上海教育界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把上海的校长、教授等知名人士联合在一起，推动和声援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
时年 15 岁的陈芳允，是在父亲陈立信的带挈下，渡海来到 800 里开外的大上海的。在这位 15 岁的“黄岩少年”眼中，风云激荡的上海有着怎样的“第一印象”？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黄岩，虽还葆有“民静而安，俗朴而俭”的乡俗，但海路通衢畅达，走海门港、金清港，可乘定期班船海轮，直达上海，故黄岩深得沪风熏染，已有“小上海”之誉。父亲陈立信经营商铺橘园、办实业，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了股份公司。作为股东，陈立信自然要往来招呼生意，处理事务。当时黄岩县立中学还没有开设高中部，把儿子从“小上海”带到“大上海”去读书历练，早就在陈立信的计划之中了。
眼前的“大上海”毕竟不同于故乡黄岩那“小上海”，新奇的洋人汽车、炫目的长街霓虹、陌生的租界地、古怪的红头阿三……对一个 15 岁的“小上海少年”来说，“大上海”完全是一个光怪陆离、应接不暇的异乡。
然而这一切，也仅仅是在他眼前一闪而过。旧上海的菁华荟萃在浦西，旧上海有名的大学复旦、震旦、同济、沪江、暨南、光华、交大、大同、大夏乃至美专……都在浦西。而陈芳允即将踏进的浦东中学，却位于浦东一个叫六里桥的地方，那时候，浦东还是“乡下”，不要说什么都市繁华，老浦东人说话的“乡下头腔调”和浦西都不一样。老浦东民间有句俗语：“六里一座桥，十丈一座庙”，六里桥何以叫“六里”？据说这里距浦西南市老城厢大南门，足有 6 里之遥；还有的说法是六里桥镇距离老上海县西门、外冈、方泰等地都是六里远。拿出老上海地图比量距离，北行一公里远是白莲泾桥，在白莲泾码头过了黄浦江，对岸才是浦西人嘴里“好白相”的高昌庙、半淞园和机器轰鸣的江南制造总局。
一条黄浦江，隔绝着跑马场的灯红酒绿、百乐门的衣香鬓影，六里桥一带的老百姓，多是做工的匠人、跑船的水手、盖房子的泥瓦匠。说到泥瓦匠，还真的出了一位名动上海滩的“泥瓦匠”，他就是陈芳允就读的浦东中学创建者——杨斯盛先生。
杨斯盛（1851—1908），字锦春，小名阿毛，上海川沙八团乡青墩杨家宅人。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十三岁到上海学做泥水匠手艺，因为要给海关一带的洋人修建房子，杨斯盛渐渐掌握了一些西方近代建筑技术，而且他还能操英语，这在当时的沪上建筑行可是“稀缺人才”，由此，杨斯盛结识了一些欧美人，与英商公平洋行大班阿摩尔思关系密切，为英国人建造了缫丝厂，他本人也逐渐积累资本，并于 1880 年创设了上海近代建筑史上赫赫有名的建筑公司——杨瑞泰营造厂。1891 年前，英租界当局的旧海关署，还是个中国官衙式的砖木结构老屋，歇山举架、翘角飞檐，但破败不堪，形同废庙。1891 年决定翻建，英公和洋行拿出了设计图纸，计划建造一幢三层建筑，顶部建有高大的钟楼，内部装有“热水汀”，以设计图纸论，这已是当时上海滩规模最大、式样最新的西式房屋。有资料表明：“招商投标消息公布后，同行皆不敢应，独杨（斯盛）一人应标，精心构筑，于 1893 年落成，轰动沪上”，“工程巍峨巩固，大为西人赞赏”。
成为“沪上达人”的杨斯盛先生，每每回忆自己年幼失学的坎坷经历，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决意“毁家兴学”，先后创建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然后又几乎倾尽全部家产，捐资二十余万两银子，在浦东六里桥购地 64 亩，起建校舍，于 1907 年建成“私立浦东中学”，时人的评价是“情事与武训略同，而捐款且逾十倍，成绩更远过之”。这评价，杨斯盛先生当之无愧，他请来做“校董”的，皆当时名流俊彦，黄炎培为首任校长，陈独秀、沈雁冰、蔡元培、郭沫若常来讲学。
“北南开，南浦东”，浦东学校培养出大批人才，笔者核对查考出的名人就包括潘旭伦（1905—1908 在校）、范文澜（1912—1913 在校）、钱昌照（？—1915 在校）、王艮仲（1919—1924 在校）、胡也频（1920—1921 在校）、施士元（1920—1925 在校）、罗尔纲（1924—1926 在校）、蒋经国（1924—1925 在校）、殷夫（1926—1927 在校）、叶君健（1928—1931在校）、马识途（1933—1936 在校）等就读于此，而且除了陈芳允，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1921—1924 在校），也是浦东中学的学生。
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中国、整个上海，都处在“抗日救亡”的声浪之中，上海青年爱国救亡运动的“台风中心”集中在浦西的高等学校，浦东中学虽与浦西隔江相望，也深受时潮的引领激荡。1931 年 9 月，浦东中学宣告成立“抗日救国会”，发布《告同胞书》。10 月，数百名学生还参加了上海学生赴南京的请愿团。
从黄岩“小地方”来的 15 岁高一新生陈芳允，怯生生跟随学长们的脚步，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还参加了去南京的请愿活动。走在学生的队伍中，一向爱思考的陈芳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从未有过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代的召唤和未来道路的抉择成为他进入高中后的第一道“考题”。
“救中国”？怎样才能“救中国”？
拿出什么力量“救中国”？
这个严峻的问题自此开始伴随他的成长。
当时的浦东中学，以治校严格著称。举个例子：1924 年，已经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蒋介石，把长子蒋经国送到浦东中学读书。1925 年夏，15 岁的蒋经国参加了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其间“行动激进”，即遭学校开除。
杨斯盛先生为他亲手创建的浦东中学制定的校训，只有两个字——“勤朴”。
什么才是“勤朴”？
有资料记载了杨斯盛先生的解释，他说：第一是“勤”，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担当中国未来的一切事业，要有精神和体魄上的担当，全看我们能不能“勤”，不勤就永远没有希望。第二是“朴”，繁华奢侈，是“朴”的反面，凡是贪享受，爱繁华的人，永远没有希望。人心不能两用，自古成就事业者，不管做学问，还是从事实业的，无不专心致志。
扎扎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地做事、诚诚朴朴地做人，这和父亲“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的期望是一脉相通的，在这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在这个人成长道路的抉择之际，也许“读书——做事——救国”，已隐隐然成为少年陈芳允人生追求的底色。
然而，浦江两岸的战火，将对他的人生予以无情的、深度的塑造。陈芳允在浦东中学度过了动荡不定的第一个学期，寒假期间，他回了一次黄岩老家，待他再度返回学校的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火硝烟，再次改变了他眼中的上海、眼前的世界。
很多年后，陈芳允对一位有幸采访到他的作家说道：
一个人从小立志很重要。我这一生能为国家做点事，就是从中学时代起，对国事的逐渐了解。那时日本人侵略野心不断扩张，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地区，甚至伸向了上海和长江流域，全国人民包括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都义愤填膺，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要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不受外辱而好好读书，以期将来为国家和民族做奉献。这个决心以后就没有变过。
1931 年 9 月到 1934 年 7 月，陈芳允在浦东中学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今日中国的高中生，无法想象九十多年前的同龄人会经历怎样的国家危亡与时局动荡：
——1931 年，9 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2 年，1 月，日军在青岛登陆入侵；
——1932 年，1 月，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
——1932 年，3 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卵翼之下，伪满洲国成立；
——1933 年，1 月，日军侵占山海关；
——1933 年，2 月，日军分三路进犯长城北部及东部整个地区；
——1933 年，3 月，日军进占承德，热河陷落；中国军队展开喜峰口抗战；
——1933 年，5 月，中国南京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 年，11 月，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1934 年，临近高中毕业的陈芳允与父亲有过一次对话，父亲的身姿神情，依旧保有一抹不易察觉的军人风范，但岁月的纹理已明显爬上了眼角；而儿子，已不再是那个牵着他的衣角初到上海的少年，他个子长高了，虽然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百日咳，但到底年轻恢复得快，加之平时抽空还练练拳脚，人也健壮了些，俨然已是个知识青年了。
父亲问：“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你将来准备做什么？有什么打算？”
儿子沉吟片刻，答：“父亲，我还是想继续读书。”
父亲：“读书？这很好，你想读什么科呢？”
儿子：“这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文理各科我都有兴趣，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国家现在要强大，也许更急需的是科学人才……”
父亲：“嗯，能这么想是对的！那么，你心仪的是哪所学校？”
儿子：“我原想报考航空学校，但是体检的时候，说我有色盲，只好放弃。在上海三年，对这里比较熟悉了，我想报考交通大学。”
父亲点点头：“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去当官，将来为国家做点实事吧。”
此时的陈芳允，已经能够理解父亲心中对腐败官场决然的疏离与深深的厌恶。他过后很多年回忆说：“我父亲平时说话不多，对我说话更少。但是他的这句话，却使我终生难忘，也许，还影响了我一辈子。”
陈芳允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他报考了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但是阴差阳错，他最终却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
古都北京——当时已改叫“北平”——正等待着这一个从黄岩经上海前来求学的青衫学子。
陈芳允难忘的“清华岁月”，将在这个风急雨骤之秋开始。
另外一个巧合是：这年 8 月，南京紫金山麓，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的紫金山天文台建成。转过年的 5 月，紫金山天文台首次发现一颗小行星，国际行星中心按紫金山天文台的意愿，将这颗行星正式命名为“中国星”。
陈芳允当然不会因此想到自己的终身事业，会和遥远的星际太空发生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很多年后，有一颗行星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会和那颗“中国星”嵌入同一片深碧无极的天宇。
他的生活与奋斗，才刚刚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