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交通大学唐山医学院,是中国著名的大学之一,素有“东方康奈尔”之称。学院创办于 1896 年,当时的名字叫“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是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府。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山海关沦陷,师生离散。
1905 年,学堂在唐山重建,三年后更名为“唐山路矿学堂”。
1928 年,这所多次改名的学校,又更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唐山落入日寇魔掌。无奈之下,学院迁至湖南湘潭继续办学。
1938 年 11 月,日寇占领武汉,进攻湘北,学校被迫再次迁移,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二千余里,到达贵州中部平越县。
走进唐山工程学院,姚桐斌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这里确实是一所求学读书的好学校。
院长是中外知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他自己以前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又公费留学,1917 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 年获得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0 年回国,主持设计了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很早就提出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先习后学,边习边学”,要求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这一教学思想,对唐山工程学院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造就了姚桐斌。
姚桐斌还发现,唐山工程学院云集了一批著名的教授,而且这些教授铁面无私。他所在的矿冶系一位年近花甲的教授,平时为人和蔼可亲,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但在关键问题上决不退让半步。无论你怎么求情,他绝不会给你的成绩单上多加几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严格的老师把关,考上唐山工程学院很不易,读出来则更难,这也叫严进严出。
一般情况下,两门不及格,会留级;三门不及格,就有可能被学校开除。一旦被开除,这些本来就无家可归、靠公费上学的学生们相当于失业了。所以,这批学生都会拼命地学习。姚桐斌也如此。
用现在的话说,从小学到高中,姚桐斌都是班上的“学霸”。但唐山工程学院人才济济,各省会考第一二名都汇集在这里,不要说在这里人中拔尖,就是不落人后,也得付出几倍于他人的努力,姚桐斌深知这一点。
唐山工程学院不论是讲课还是教材,就连教授自己编的讲义也全都是英文的。姚桐斌虽然英语基础很扎实,但他仍不敢掉以轻心,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去山上背单词、记语法、朗读课文。这对姚桐斌后来用外语去搜索信息、掌握资料有极大的帮助。
不仅是英语他认真对待,其他各门课程都很努力。工程画是一门很费时间的必修课,而且学校的绘画用具非常简陋,像三角板、三棱尺、丁字尺都是自制的。画图纸也是新闻纸代替的。即便这样,他画出的图纸线条均匀又漂亮。
他的课堂笔记做得完整清楚,班里同学经常来借。他乐于助人,给同学们耐心讲解不明白的问题,直到他们弄懂为止。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个严肃认真、勤学苦读的姚桐斌。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丝毫不影响姚桐斌成为一个“学霸”。
姚桐斌的好友董谦瑞先生这样回忆:“姚桐斌给我的印象,是个非常严肃、认真、勤学、苦读的好学生。从他的衣着来看,他的经济很困难,经常穿一件灰色土布棉衣。每晚自习时间,总见他一手抱一大沓书,一手提一盏油灯,不知道到什么地方独自用功去了,一直到很晚才回宿舍就寝。不管天晴下雨、冷天热天,都是如此……”
从短短的言语中,就能看出姚桐斌是个什么样的人。
业余时间,姚桐斌很少参与课外活动,他几乎把时间都用来埋头学习。当然,凡是与学习有关的活动,他一定会参加。
有同学在学校附近的山谷里发现了锰矿源,他听说后很兴奋,马上组织同学去采标本,分析地质构成,检测化学成分,并在校内通报了这一发现。利用课余时间,他还办起了矿物标本陈列室。
姚桐斌大学期间为了不向家里要钱,他勤工俭学,为学校做打扫实验室、分发邮件等工作。另外,还为当地一位高中学生补习物理,用来补贴生活上的开销。尽管如此,他的生活仍然很清苦。
1944 年,战乱又一次破坏了唐山工程学院全体师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日本侵略者开始进攻广西,在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又兵分三路入侵贵州,攻占了黔南独山,而平越距离独山仅百余公里,形势十分危急,平越陷入一片混乱。
11 月 16 日,学校公告全校,暂时停课,去重庆集中。
姚桐斌和全校师生一样,向重庆迁徙。
在彭洁清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姚桐斌上四年级时……校方宣布迁到重庆。但没有足够的车辆,同学们便设法搭便车或者干脆坐‘11 路车’(两条腿走路)。同班同学施先生很幸运地搭上了卡车。他回忆道,‘我在贵阳到重庆的公路上看到一具冻死的尸体,衣服已被人剥光,因车在行走,无法下车观察。日军侵华,对我国的损害不能光以前线的屠杀估计,间接死在侵略者屠刀下的,比南京大屠杀更凶暴、更残忍。’”
姚桐斌没有施同学那么幸运,他“卖掉仅有的衣服,积一点路费,毅然挑起行李上路。脚下的公路艰险,沿着半山的悬崖路,绕上十二弯,跨吊石岩,过娄山关。那时,正是寒冬,娄山关上结了冰,上下坡打滑,有时还得爬行,肩上又挑着行李……走走停停,千辛万苦。手中的钱用光了,于是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工,三个月后才到校报到,继续刻苦学习,为报效祖国做准备!”
的确,唐山工程学院的师生们迁移重庆时,因路途遥远,经常是顶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据说,一路上但凡遇到困难,他们耳畔都会想起前任校长茅先生的声音: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读书的地方……他的每句话,都温暖着师生们的心,给予了无穷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经过三个月的艰难跋涉,他们陆续到达重庆。罗忠忧校长在老校长茅以升的帮助下,已经把学校安置在重庆璧山县丁家坳一座交通技术人员的训练所里。
2 月的一天,唐山工程学院终于又复课了。
这些艰难困苦的经历,姚桐斌都当成人生的财富。后来,当他在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任所长时,科研的道路上遇到“拦路虎”,他还会用茅老先生的话激励自己,坚定信念,攻克难关,去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