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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7日
新闻反映人的活动，文学滋润人的心灵，二者共同指向人，都要求有感染力。同样的人和事，有的作品写得荡气回肠，有的作品则写得寡淡无味。也许记者自己受了感动，但他笔不应心，缺乏功力。记者也应该学点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不能漏。
中外新闻史上的名家，都是文笔优美，才华横溢。1945年抗战胜利，别人写的都是政论，乔冠华给《新华日报》写的文章标题是《天亮了》，文章引用杜甫的诗句，声情并茂地写出了普天同庆的欢欣。穆青的文笔具有感人至深的穿透力，他写焦裕禄在大雪天访贫问苦，一位老大爷问焦裕禄是谁？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如果没有好的文笔，这样的细节就会被忽略，这种细节的描写，就是文学的功力。穆青的《月夜寒箫——记长春城外中秋夜》一文写国民党守军被我军围困，箫声四起，国民党士兵跑过来不少，恰如当年的垓下之围。短短七八百字，写得感人。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文”的作用，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此理解新闻写作，就是要把逻辑与文采很好地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新闻界有一种不重视文学修养的习俗，新闻学院很少开文学课程。
这有三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宋明理学重质轻文，只求“词达”，对文学采取鄙薄的态度；二是清末的西学东渐时期，崇尚实务与科学，只务实而不务虚；三是解放区的新闻工作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重视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只要写清楚就可以了，这一传统后来成为我国新闻界的主流意识。西方也有人把文学与新闻对立起来，不重视文笔对反映事实的影响。现在，很多新闻作品缺少灵动的感悟，行文僵化。
这里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强调文学性，就会伤害新闻真实性；二是认为文学笔法只适用于新闻特写，不能用于新闻评论等其他新闻体裁。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绝对，新闻真实性主要是反对“合理想象”和任意拔高，借鉴文学主要是指谋篇布局、刻画细节和语言个性，而不是虚构或把新闻当小说来写。“唐宋八大家”的评论使人动心，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毛泽东文采风流，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处写中国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把理论与文采结合得如此完美，完全是一种诗化了的语言，充满激情，这是何等气魄！所以，记者要有点激情，要了解人和人的心灵。新闻语言不是豪言壮语，必须扣人心弦；恰如白居易的“大弦嘈嘈”与“小弦切切”，轻描淡写也感人。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提出了“可信、可读、可亲”口号，使新闻文体有了一些变化，但随后的“反右倾”批判了这个口号。“文革”时期，“新闻八股文”登峰造极。“拨乱反正”以后，新闻界有所改进，特别是内容方面宽松许多，但要真正做到“三贴近”并不容易。改变这一局面，既要有新闻改革的整体推动，也需要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尝试。现在，一些重要的变化正在出现，很多领导人也开始重视辞章，这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耍笔杆子、舞文弄墨。实际上，能给人留下记忆的文章，还是需要有文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