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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8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现在正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无论是机关还是媒体、学校，工作都十分繁忙。同志们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暨高层研讨会，我们非常感动。在这里，我首先代表这个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以及所依托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是在中宣部、教育部领导同志直接倡导、关注和支持下，在学校党委领导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经过将近三年的筹划建立起来的。今天，中宣部吉炳轩常务副部长、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又代表中宣部、教育部来为中心挂牌，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宣部、教育部对这个中心的关怀和支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力量。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中宣部、教育部和学校党委的领导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
下面，我想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的筹建背景、指导思想和进展情况，向大家做一个回顾性的汇报。关于中心今后的发展，将由李希光教授来讲。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于新闻院校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02年4月。建院之初，我们提出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方针。但是，究竟什么是主流，培养什么样的高手，并没有想得很深。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新闻院校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这对我们的思想有所触动，意识到这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新闻院校，应当把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落实到教学和科研中去，根据当时面临的客观形势和学生的思想状况，感到难度很大。正在感到困惑、迷惘之中，连续发生的几件事情引起了我们思想的震动。
第一件事情是2004年10月，《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根据中央关于开展“三讲教育”的精神，发起一个“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之我见”征文，约请我写一篇稿子。我根据在讲课中的某些体会，写了一篇《试着说点新鲜话》。没有想到这篇一千多字的很不起眼的短文，竟然引起教育部周济部长的注意，当天就批转《中国高等教育》杂志转载，并且在晚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讲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应当采取这样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的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感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并不神秘，并非高不可攀，从而增强了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是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看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的《乡村八记》，给我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回信。李强的这篇《乡村八记》是利用寒假进行乡村调查写的实践报告。这类新闻采访写作的实践活动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是经常进行的。比如李希光老师多次带领学生进行“大篷车”、“重走长征路”等活动，对学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强的指导老师李彬看了李强的调查报告后向我推荐，我看后非常激动，就冒昧地送给温家宝总理，但说明只是供他参考，不需作任何批示。没有想到温总理不但仔细读完，而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充分肯定了李强的“八记”，还从新闻工作大局的高度指出：“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温家宝总理讲的一个责任、两个了解和热爱、四个用心，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问题的具体阐述，是我们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我们除了向学校报告，在院内传达之外，还呈报了中宣部、教育部，刘云山同志、周济同志、吉炳轩同志都做了重要的批示。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支持下，《人民日报》很快公开报道了温总理的来信，并用将近一个版的篇幅摘登了李强的《乡村八记》，从而形成了全国影响。
第三件事情是，周济部长看了温总理的信后，立即在电话中向我们提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应当以此为契机，考虑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基地。2006年1月1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好新闻颁奖会上，他向我进一步提出他的具体设想。他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情况，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一些，非常振奋。去年李强的《乡村八记》报道以后，我就提出希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能够承担一个重要任务，带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教学体系。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和刘云山、陈至立同志甚至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都提到希望清华大学来带个头，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主体，吸收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专家参加，用3～5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重大工程。因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新闻的问题最大，也最难突破。所以应当首先从这个难点突破。而你们率先自觉地开了这个头，而且看到了效果，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有些同志估计得那么悲观。”“我准备最近到你们学院去一次，同班子和全体老师见面，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你们需要部里帮助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五天之后的1月18日晚，刘云山部长也在电话中对我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情况，我从周济部长、顾秉林校长、陈希同志那里已经了解到一些，我非常高兴。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培养新闻事业后备人员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如果我们的学生仅仅掌握了不少新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可是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就不能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合格人才，这样的人才越多对国家的危害越大。现在新闻院校那么多，招生的数量那么大，搞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尤其重要。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媒体搞得实在不像话，根本原因是从业人员在学校没有打好这个基础。这几年中宣部一直在抓‘三项教育’，为的就是要改变新闻从业人员的‘回炉’问题。如果新闻院校学生能够在学习时期打好这个基础，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刘云山同志还说：“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关键是要使学生了解国情，了解党的新闻理论，李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他主要是主动去了解实际，了解国情，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认识当前的社会问题。温家宝总理所以这样重视李强的《乡村八记》，主要是因为他自觉地运用正确的观点去了解国情，这样他就把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正道上。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是，它既要理论，更需要实践。许多观念问题只有到实践中去，才能够解决。所以我们派人到学院去总结经验，文件很快就会发出（即中宣部、教育部联合调研组写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调查》——教育部2006年第1号文件）。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建树，更多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做好新闻教学工作，比当好一个报纸总编辑的贡献还要大。”
同志们，同学们，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具体过程，不是为了炫耀我们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为了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视程度，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番苦心，说明他们对一所新闻院校寄托的殷切期望。正是这种重视、期望和指导，使我们不断地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增强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思路比较清楚了，问题是究竟从何做起，如何开好头。如果头开得不好，出师不利，把饭做夹生了，后患无穷，会给将来带来许多困难。开始我有个想法：既然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那就需要首先制定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系统的、面面俱到的教学和科研规划，组建起一支队伍。后来考虑如果这样按部就班地做，按学院式的做法行事，一是容易把时间拖得很长，把人心拖散，时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二是可能搞得很沉闷，挫伤同学学习的积极性。在当前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普遍不理解和存在偏见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没有兴趣，一切无从谈起。经过学院领导班子的再三研究，认为可以换个思维方式采取开放式的教学形式，走群众路线，把本院的师资力量和兄弟院校及媒体的力量结合起来，举办集体系列讲座，列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每周一次，三个学时，每次一个专题，每次讲课都是学界和业界的名师、大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这个做法首先是由李彬老师建议的，他学识渊博，熟悉的专家学者也不少，点子也多。决定由他组织实施，两个学期下来，效果大大出乎意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成了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次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上下互动，讲到精彩处往往掌声雷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课程的安排，主讲的专题，学生的作业，集体的总结等，可供参考。
经过两个学期的探索，我们有几点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收到效果，最重要的是学院领导班子要统一认识，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的态度，不怕被人误解，不怕被人嘲笑，不怕困难。当初决定开设这门课的时候，有的学生一听就说“好可怕哟”“好恐怖哟”，课堂上一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面有的学生就相视而笑，好像在说“又来这一套了”！有的学生后来在学习总结中承认，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有些关心我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劝我们把课程名称改得含蓄一点，淡化一点，不要太露骨，太直白，太意识形态化，最好叫“新闻传播基本理论与实践”之类的名称，包装一下。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想，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马克思新闻理论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事情，用不着羞羞答答，含含糊糊。更何况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过去“左”的那一套，教条主义、庸俗化的那一套，更不是搞“一花独放”排斥一切。周济部长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应当更宽泛一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新闻学的传统，也包括中国新闻学的传统，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把道理说清楚，说全面了，同学们也就不再觉得“可怕”“恐怖”了。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学期的集体小结，主题就是“并不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一位叫李伯亮的同学，在他写的《一个新生听了门有用的课之后的体会》中写道：“说心里话，正如范爷爷说的那样，当我第一眼看到这门必修课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就是门很无聊、很可怕的课。但是这一学期中，我改变了我的观点，觉得这还是一门很好的课，很有意义的课……通过这一课，不仅去掉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心理障碍，明白了这不是一门教条主义的可怕的课，也增加了我想继续聆听大师与高手讲解的兴趣。”这种转变，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同学的状态。
二、不要低估年轻人的现实承受力和是非辨别力。这句话是一位叫许海燕的同学说的，很有代表性。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对真知的追求和接受能力。她在给我的信中恳求：“请给我们谈谈新闻观吧，我们需要解惑答疑，我和我们同学在近六年的新闻学学习中，碰到很多疑惑，想通的不少，没想通的也不少。我们上了许多课，新闻的选、写、编、议种种的实践技巧熟稔于心，但对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事业’这类的问题仍然存疑。技巧的掌握很容易，而把一份事业嵌置在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中，并从中准确找到个体的定位和追求却难得多。很可惜，在我过去接受到的新闻教育中，没有一门课程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读着这种感人肺腑的语言，使我不能不反思，我们经常埋怨这一代年轻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我们究竟给了他们什么？给了他们多少？事实上，我发现为了弄明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他们去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比我多得多。正如毛主席过去说的：“小将们在向我们挑战了！”经过一个学期学习，许多同学已经不满足讲座给的感性知识，而要求学习和沟通更高更深的理论问题。这种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要想回答同学的问题，我们自己就应该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了解新状况，研究新问题，增强自身的“底气”。
三、要使“中心”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走开放型的道路，整合、依靠校内、校外，学界、业界的力量和智慧，不能靠孤军奋战。应该承认，我们本身的力量是微薄的，经验也是不足的，但是放眼全国的学界、业界，可以说人才济济，有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学与科研的智慧库。我们两学期的讲座所以能收到较好的成效，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一大批业界、学界专家学者的支持，才办得那么丰富多彩、有声有色，那么富有影响力、感染力。这不是几个人独立作战所能做到的，因此，在今后“中心”的发展中，一定要坚持走这样一条道路。
四、要进一步加强我们队伍自身的团结合作，成为更加和谐、更加具有团队精神的集体，这是保证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我们这支队伍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特点和风格。但是在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书育人的责任和使命感这个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是互相支持的。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所有有关的同志几乎都是日夜奋战，废寝忘食，甚至带病坚持。这种情况令人感动。在“中心”今后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种清华的传统精神。
“中心”的成立，只是我们的起点，今后路还漫长，也更加艰巨。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努力按照中宣部、教育部的要求，依靠各方面的支持，把工作认真做好。
再一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