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何一开始就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对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很清楚,一些新闻记者或新闻学者其实也未必多么清楚。我比较了解同学们的想法。记得去年第一次开这门课的时候,许多新生存有疑问和困惑。当时有同学见到我说:“老师你讲什么课?”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一听就说:“哦,好恐怖啊!”还有的同学认为,我们是在“洗脑”。大多数同学则认为,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做新闻工作只要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事实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此有点想不通。他们觉得学了这些东西会不会给自己的思想戴上枷锁,戴上框框,限制自由思维。个别同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世界发展到今天还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工作,会不会脱离实际,陷入教条主义?有的同学发现,从马克思的原著里看不到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内容。马克思的原著里直接论述新闻的内容并不多,谈到的主要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新闻检查等,而这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些思想是不同的,那又怎么说得通呢?另外,现在新闻院校好像还没有一家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而且是针对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一般最多是在各种课程里附带讲点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什么要独树一帜,带头开设这么一门课呢?据说有的学校在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候,学生往往一个个退席走人,最后没剩几个。我们倒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的同学就相视一笑,那意思仿佛是说:“你看,又来这一套了。”我不知道你们心态如何,我想这样想也很自然,可以理解。因为你们并不清楚啊,而且连做新闻工作的人、讲新闻课的老师有的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首先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对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什么我们把这门课作为必修课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一点要很明确。我们是什么国家呢?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毛主席说得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是鲜明地写在党章里的,写在宪法里的,并且贯彻在我们所有方针政策中间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言行的指南,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模糊与动摇。
另外,新闻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新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报道和宣传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怎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其他工作里提出让一个什么观来指导的情况很少,比如说工业、经济什么的可能不怎么用马克思主义工业观、经济观,但是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特性很强、政治性很强,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新闻工作的根本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一开始就把路尽量走正,避免走弯路、走歪路。我想将来大多数同学都是要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有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就不至于产生困惑,产生一些格格不入的情况。我记得已经去世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在中央开会时几次讲到,现在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到新华社以后都要重新“回炉”,否则无法适应工作。这个话他讲过好几次。新闻工作的源头在新闻院校,如果新闻院校这方面的思想基础没打好,等学生到新闻单位往往就会转不过弯来,甚至做不好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回炉”,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较了解、能够认同,那么大家今后的发展就会一顺百顺了。其他很多专业课程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比较晚才认识清楚的。我同样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1951年我从大学毕业,那时刚20岁,在上海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里念书,受洋化东西的影响比较多。解放初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毕业那年,正好是抗美援朝刚开始不久,大家可能读过魏巍写的一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读了这篇通讯真是热血沸腾,感动得掉眼泪啊。于是,下决心当一名战地记者。我写的申请书就是要求到白山黑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一个魏巍那样的战地记者。我本来考取了《文汇报》,但最后放弃了,那时觉得待在大城市很没出息,青年人充满浪漫主义情绪,一心想做英雄人物,让朋友能够羡慕自己,家人能够为自己骄傲。我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到了《东北日报》,即东北局的机关报。那时全国分为五个大区,后来撤销了,现在都是省,没有大区,东北局的机关报就是《东北日报》。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总编辑找我谈话,问读过什么东西,写过什么东西,我都如实地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我说,看来你的文化基础知识是不错的,但作为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我当时也比较单纯,在学校里又没有讲过这些东西,政治上还比较幼稚,听不懂他的话,不知道立场、观点和方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就打断总编辑的话说:“总编辑,你能不能说慢一点,我记不下来。”后来他又重复一遍。
这件事情很快在同事们中间传为笑谈,说范敬宜这个新来的大学生,人还比较聪明,文笔也不错,但政治上太不成熟,连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听不懂。从此,就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多少年也很难改变,觉得范敬宜政治上幼稚,难以担当有深度的报道。比起我当年来,你们在政治上比我要强得多了,懂的事情也比我多得多,但是你们所面对的情况比我当年要复杂得多。那时人们很单纯,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对党的路线方针、对党的喉舌等问题,根本没有谁会提出什么异议,完完全全就是这么去做的。而现在人们的脑子复杂得多了,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当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懂政治,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掌握马克思新闻观的一些基本原理。
其实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很简单。立场是什么呢?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可以了。观点是什么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用这样的观点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怎样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总之,都很简单,并不神秘。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点,即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
时代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家知道,改革开放的今天,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解放思想,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了解其他国家新闻工作的现状,它们的规范、动态、理论等。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也是不容易的,而现在则开阔了很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的头脑也比较复杂了。刚才跟李彬老师、助教侯丽军同学谈到这些问题,谈到政治合法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的合理性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可以自由地思考了,但是必须有一个基本判断和选择,不能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必须有一个准绳,这个准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之,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方面要积极吸取一切前人的、外国的优秀遗产;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中国的现实,了解我们中国新闻工作的实际和基本原则。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是何时提出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而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逐步总结归纳出来的,他们选择和提炼了那些被历史实践证明能够反映新闻规律的思想、理论和观点,这些思考都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奠定基础,并且逐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不同阶段也不断有所修正,但基本原则并没有变。2001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后,我国新闻院校开始把这件事情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和落实。不过,目前来说,好像真正认真去做的还不多,甚至连我们开这门课,新闻界有名望的老同志兼老朋友还悄悄地跟我说:“你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说:“是啊。”他说:“这个名字能不能改一改,别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叫个新闻基本原理概要之类的。”我说:“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不是偷偷摸摸的。为什么不敢那样提呢?”像这样的同志还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年轻的同学们产生困惑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叫“新闻基本原理概要”呢?其实就是冲淡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太浓我也不赞成,什么都是政治,什么都是宣传,不讲新闻规律,不讲宣传艺术当然不好,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敢提呢?我想,如果这一点也动摇的话,那么对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党中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宣传和新闻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下提出来的。我也一直问自己,我的思想是不是变得僵化保守了?有人说你有好多东西不像“右派”,“右派”应该是自由化的。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因为我自己的文化背景应该说既很西化,又很传统。我从小是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交叉的环境中熏染成长的,我身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很多。比如,我在受难流放的时候,面对高山丛林,可以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可以唱美国电影插曲,我脑子里的这些东西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应该说,我是一个身上既有许多封建东西,又有许多西方资产阶级东西的人。我经历过“左”的严重迫害,差不多20年都是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农村生活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这样的人思想上应该是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我说自己在正统人的眼里可能是个“异类”,而在新潮人的眼里可能又是个“顽固派”,我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你们有位师兄写过一篇文章,揭示了我身上的这种矛盾状态。那么,为什么我还热衷于提倡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是我经过比较以后的一种选择。在将近20年社会底层的生活中,我有机会接触最普通的老百姓,最贫苦的农民,这使我逐步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懂得中国的许多事情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知道怎么做才能行得通,怎么做就行不通。我们只能做行得通的事,而不应该做经过无数实践证明行不通或目前行不通的事。去年同学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小结写得都非常真实。有位叫许海燕的同学讲,开始她想不通为什么对揭露社会阴暗的东西不能大量报道,认为是不是压制新闻自由?学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后,她写了一段话,对我也有启发:
到底何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何谓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解决了衣食温饱之后,最怕的是什么?乱。乱为中国难承之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旦放开舆论控制,这样的风险我们是否能坦然面对。在各种思潮达到前所未有高涨程度的今天,放弃媒介的舆论堡垒,其代价我们是否可以负担?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或是一名普通记者,也许我们在为个人表达自由的受制而愤懑不平。但作为决策者,只怕要在制度的天平上掂量半天吧。稍有不慎,七上八下,所有天平上的老百姓都跟着狠狠地摔到地上,这样的后果实在吓人。
今天,《人民日报》政治部主任傅旭老师也来了。他们对清华大学到《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学有两个评价:一是上手快,没想到我们的学生这么快就能适应工作;二是对他们的工作,学生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多认同,没有别扭。比如,有一位叫曹树林的同学,原来很另类的,常常提一些很尖锐很古怪的问题,而那天他自己说:现在我已经由一个“愤青”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他慢慢懂得这个理儿了,知道许多问题放在大局中考虑就能想开了。
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学院的宗旨是“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前两点没有争议,问题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有人质疑:你说面向主流,究竟什么是主流?面向主流是不是把我们的手脚和思想都束缚住了?主流当然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但又不局限于党报,而应该是包括一切符合主流意识的媒体,像一些都市报、娱乐报也是办得不错的;当然,许多所谓新锐媒体的整个导向是消极的。我曾经拿一份30多版的报纸给一位同学看。我问他看了后什么感觉,他说了一句话:“绝望。”这份报纸从头版头条到最后一版,除了凶杀、诈骗、色情等就没有别的内容了。有一位同学在课程感言里写道:我相信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主流的,我愿意永远面对主流,春暖花开;我愿意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高手,而不停地奋斗,就像我们在这个秋冬见过的那些高手一样。同学们的许多思想火花对我都很有意义和启发。
那天路透社的总编辑来,我跟他讲我们的办学方针“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其中的主流也包括国外的一些权威媒体。他听了以后特别赞同,他说像清华大学这样世界闻名的大学,你们不培养高级的新闻人才谁来培养呢?清华大学培养的人如果不是一流的,不是高手,又何必办新闻教育呢?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生应该到一流的媒体,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有自信。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定位,同学们不但要学很多专业性的东西,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是我们所有课程的主心骨。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课堂与现实脱节,学与做两层皮。许多实际所需要的东西学不到,而不需要的又学了很多,所以一到报社就得“回炉”。我当年曾经想过,如果有机会到新闻院校工作,一定设法探索一下如何减少“回炉”现象的问题。因为“回炉”容易夹生,我们应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出炉以前,应该缩小专业学习与新闻实践的距离。提出“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就是这一探索的开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也是一个步骤。从2005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这门课程,至少在北京的新闻院校中首屈一指。中宣部、教育部对此非常重视,要求我们积累经验,教育部还希望把清华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一个基地。部长周济同志屡次跟我说,这不仅仅是让你们承担几个科研项目的事情,而主要是成为一个“高举旗帜的突击队”。作为清华大学的师生,对于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严肃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全力以赴。经过上一学期的教学,我觉得有信心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好,对这一学期的学生我也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下面,我再结合自己的实践给大家讲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列出很多内容,如喉舌、党性、导向,等等。有些问题看起来很复杂,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比如说喉舌问题,现在许多新闻院校都回避这个问题,但这个词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早在孙中山时代就提出了“为民喉舌”。王韬、章太炎等前辈也都讲过喉舌问题,怎么到了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提了呢?所谓喉舌,其实就是代表某个党派或团体说话。西方记者说,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懂中国话,中国语言大量用肢体和器官来代表某种概念,从头到脚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眉目清楚”是说事情脉络清晰;再如“耳目一新”“唇齿相依”“手足兄弟”,等等。外国人只能将手足翻译成hand and foot。“肺腑之言”,难道真的把肺掏出来吗?“肝胆相照”,就真的是把肝打开?其实,外国人也有“喉舌”的说法,像mouth and teeth。至于在导向上做的文章就更多了,他们也讲导向,可是一掺杂意识形态的分歧,许多东西往往就扭曲了。结果,本来好好的词,中国人自己也不敢提了,觉得一讲喉舌、党性、导向仿佛就理亏似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一个学期的学习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我只想就新闻工作经常遇到的几点谈一谈。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践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都是讲实践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这是毛泽东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一个“只能”,一个“唯一”,说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实践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少数人的实践;也不是短期的实践,而是长期的实践。毛主席讲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为什么?因为广大群众是生产第一线的实践者。作为社会的瞭望哨、晴雨表,新闻工作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考察我们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具体化过程,报纸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考察政策在实践上的利弊得失。群众欢迎的,必然是正确的;群众不欢迎的,必然是错误的。
最近,我了解了一些“三农政策”的落实问题,如农民最关心的农业税以及农村学费问题。党的“三农政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问了几个农民朋友,他们说最高兴的就是几千年来的农业税免了,他们感觉轻松了好多。现在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能不能吃上饭,而是能不能多点钱,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讲得很实在,发自肺腑。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凡是群众欢迎的,我们就要满腔热情地传播;凡是群众有意见的,不管说得再好,我们也要谨慎。我有一条经验,叫做“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一位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在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公社书记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书记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就掌握在那些不识几个字的农民手里!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遇到议论纷纷、自己判断不了时,就应当深入到群众中去。那样,即使不能进行报道,也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中国有句话:知屋漏者在檐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让人终身受用的,每遇到困惑时就去听一听街谈巷议,就去了解一下群众的心声。这些活动对避免头脑僵化大有好处,而头脑僵化是新闻工作的大忌。
大家都知道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群众特别激动。我们报道时,都说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迸发什么的。到底人们狂欢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二天我就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这要分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当然是民族自豪感,中国人扬眉吐气。另外还有几种,一是香港的房地产商有钱挣了;二是下岗工人有活干了;三是城南的人有房子住了。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十年没有发泄的人借这个机会发泄发泄。”可见,只写自豪感、欢呼等,根本不会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因素。
所以要做一个合格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除了深入群众,没有其他捷径可走。无论新闻手段如何现代化,都代替不了对国情民情的了解,都离不了对社会实践的参与。李彬老师一直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二个要点,是大局的观点。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本领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当然我们的文字要漂亮,我们的知识要丰富,这些都是做新闻工作者所需的重要条件,但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还是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大家都知道在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里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攻心”就是做思想工作,就是抓住人心,“反侧自消”就是使矛盾得到艺术的化解。所以,那些真正懂得打仗的指挥员不是好战者,而是有头脑的政治家、战略家。“不审势”就是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对大局有一个全面而清楚的了解,结果你的政策宽了也不是,严了也不是。我觉得这副对联实在是太深刻了,它不仅肯定了诸葛亮的成就,而且总结提炼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些大智慧、大战略,值得后人深入体会,认真领会。
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把任何事情都放在大局的天平上进行称量。有的事单独看也许很重要,但如果放到大局的天平上称一称,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同样的道理,原来一件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放到大局的天平一称可能会很重要。对你们这些刚刚接触新闻专业的人来说,这个道理可能有点体会不到,但我希望你们工作后,能时时回首这副对联,并将它的意思带入自己的生活。多年以后,不管你们是走上领导岗位,还是从事普通的新闻工作,把握大局都需要注意三个关系: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二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三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这里,我只着重讲讲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前年,温家宝总理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唐尼采访,在回答有关“六四”问题时他讲道: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国家稳定问题。因为13亿是个巨大的数目。如果是件好事,除以13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就是很少一点;如果是坏事,乘以13亿,就是件天大的事情了。我觉得,温总理的这个回答特别好,他没直接说关于“六四”的问题,而是从我们这个大国的13亿人谈起。我们可以想一想,13亿人的大国发生这样的乱子,该是怎样了不得的事情,好比每人哪怕只是一元钱,最后也成为13亿元钱一样。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回答特别有艺术,有深度,就连美国记者也把它当作一个经典的回答。
由此我想到“六四”那段日子。事情最先是从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开始的,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很乱,各种思想铺天盖地涌来,年轻人更是热血沸腾,成天到处跑动。我当时还在《经济日报》工作,办公地点就在王府井一带,离天安门很近。我们那些年轻的记者每天来来往往,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各种信息不断涌来。那时候我也很焦虑,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该怎么办。恰巧这时候,当年与我一起生活过的几个农民兄弟来北京看病,顺便到我办公室来坐坐。他们去天安门逛了一圈,回来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再这么下去,我们可能又要挨饿了。”就是说,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不稳定,他首先就想到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想到政治上一乱,他们又要挨饿了,而他们才刚刚吃了几天饱饭。这句话很朴素,很简单,但给我很大震动,恐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心声吧。所以,我总是对我们的年轻记者说,你们仅仅看到了周围0.2平方公里的地方,而看不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你们动不动就说什么民意,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吗?你知道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什么样吗?你就看到王府井附近0.2平方公里的地方。这就是不懂局部与大局的关系。
最后,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与变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与时俱进的新闻观,所以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固步自封,而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共产党人也要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变化,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马克思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测身后一两百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两百年间,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现今实行的政策。我刚到北京来时,在《经济日报》工作,那时候的提法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人还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毛主席在《文汇报》上还有一个相当经典的定义:资产阶级的新闻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新闻上的反映;无产阶级的新闻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在新闻上的反映。二者对立,市场经济自然就不能报道了。如果报道了,那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到了80年代中期,开始变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到李鹏同志当总理时,提法又变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最后,等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发表后,才名正言顺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步步走得相当艰难。
对这种变化,新闻工作者要非常敏感,要能察觉到,并且能跟得上。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重大问题上犯原则性的错误,会落后于时代。比如,有些老新闻工作者一辈子宣传计划经济,后来需要他们报道市场经济了,于是就适应不了这种变化。再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例,过去如果谁提和谐社会,就是反革命,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讲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是斗争哲学。按照毛主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贯穿始终的是个斗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时谁要说和谐,那还了得!人是以阶级区分的,你想与谁和谐?与敌人和谐?与资本主义和谐?……那位早期革命领袖,跟毛主席一起为革命而奋斗的老战友、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1960年代经济极其困难的时候——当时有美国的威胁、苏联的攻击、印度的挑衅等,而我们又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亚非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了一句话:“主席,在当前国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跟美国、苏联、印度和缓一点,对亚非拉友好国家支援少一点。”毛主席说:“你这是什么观点?你要跟帝国主义讲和?跟修正主义讲和?跟各国反动派讲和?”后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三和一少”的罪名。你不是要搞“三和一少”吗?我就搞“三斗一多”:与美帝国主义斗、与苏联斗、与印度斗,多支援亚非拉国家。结果,国家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和谐社会”,这个观点的提出是需要很大毅力与勇气的。原来一说和谐仿佛就是修正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和谐社会,大家可以翻一翻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都多次提到社会需要和谐的问题。我们原来读马克思主义,读《共产党宣言》,没有注意这些。所以,党中央公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一代人很不理解,跟不上。难道也要跟资产阶级、跟反动派和谐?他们想不通呀。年轻人不太了解这些情况,觉得仅仅是和谐社会似乎不解渴,现在社会问题这么多,和谐得了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呀。就我来说,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物质丰富。中国人造字是相当有艺术的,比如“和”在篆书中,就是房顶、粮食和一家三口人坐在炕上,前面还有烤肉,外面堆放着庄稼。也就是说,三口之家有吃有喝就是和。所以,和谐社会首先得有物质基础。再拿“年”来说,在篆书里是一个人背着一捆粮食回家。这些都形象地说明,物质基础对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敢于提出和谐社会,就在于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这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吃有喝,能够在炉边烤火,这才有和。和谐社会的第二个条件是精神。什么是“谐”?两个人和和气气,话能说到一起才叫谐。一个是物质条件,一个是精神条件,两者缺一不可。物质条件就是吃得饱,穿得暖,这些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而现在我们不搞批判了,不搞运动了,能够在一起说话了,能说到一起了,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我们已初步具备这样两个条件,因此我们能够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了。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谁这么讲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讲和谐,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说它来之不易?人们讲了不少套话,好像没有谁能讲清楚。以后我们做新闻工作,应当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有说服力的宣传。
我今天讲这些,就是想让你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空洞的、教条的或“恐怖的”,而是鲜活的、亲切的、有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玄虚的,而是实在的;不是离我们遥远的,而是每时每刻都能触摸到的。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看书,好好思考,这样才能产生兴趣。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很有意思。我每天备课,写一遍不满意,撕掉了再写,人家说你讲课还需要这样细心吗?我觉得这很有乐趣。我要想哪句话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同,能得到一些反映。我希望自己理解的东西,同学们也能尽量理解。当然,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这样可以使我们从多方面去深入思考,从而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