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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程，从年初就开始筹划，今天终于正式开课。关于这门课的目的、内容以及课程安排，李彬老师已经给大家都讲过了。我今天来做一个开场白。
据了解，全国新闻院系里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正式必修课的，目前可能还不是很多。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一本系统的权威性教材。中宣部目前正在组织力量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眼下开设这门课程，一方面，还没有系统教材；另一方面，难度也比较大。既需要科学、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更需要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当前新闻工作的实际和我们同学思想的实际。这样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要使课程引人入胜，为大家喜闻乐见，确实不容易。我们学院的领导班子再三研究，觉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该等待，而应该知难而进。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教学。这是时代和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今天主要想给同学们讲讲，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些事情。首先，要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当前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新闻业界和新闻院校。比如，为什么其他学科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历史系不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然科学也没有一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课程等。为什么唯独新闻传播学科，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来统领呢？这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我还遇到过另一种疑问，一个同行的朋友问我：“今年讲什么，开什么课？”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听了后就要我说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的新闻观到底有什么不同。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真实，西方的新闻观也要求以事实为根据来进行报道。又如我们要求新闻工作深入实际、新闻工作者要有职业道德等，这些也都是西方新闻学的要求。可能美国的媒体对遵守职业道德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我有一个同学在新华社工作，到《纽约时报》去访问时，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有个记者采访回来，拿篇稿子交给总编辑。总编首先问他，今天在那里，他们请你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总编就把那个稿子哗哗哗撕掉了，说你回去重新采访，再交给我。于是那个记者非常紧张，又重新去采访。回来后，总编再问他吃没吃饭，他说没吃，这才算过关。可见，国外对记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中西方新闻观到底有哪一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呢？
还有些同学怀疑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效果，担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会不会讲得很“左”，讲的都是教条，把学生自由的思想都束缚住了，担心学了以后会变得思想僵化。更为极端的是，我遇到一位同行，他问我讲什么课，我说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说你别把学生害了。我很奇怪，怎么会把学生害了呢？他说，你要求真实，可能就会得罪人，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甚至有的会雇黑手对付你；你要求遵守职业道德，就会没有钱了，倒是那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人赚了很多钱。你不是害了他们么？他的意思是，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搞新闻，就会处处碰壁，格格不入，结果不就是害了学生么？
所有这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观点，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不少人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必要性还很不清楚。这些模糊的思想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新闻传播专业有着和其他专业相当不同的特点。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和搞建筑的不一样。它本身就有着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也就是说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其他的学科就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甚至是学历史的，虽然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也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上的错误观点都是没有把“我们国家是怎样一个国家”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毛泽东有两句话，我觉得到现在都是正确的。他是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到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新闻传播，它的政治性特别强，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我想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到现在还没有过时。既然承认“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工具、渠道，新闻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如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懂或者没有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没有这方面的起码常识，那我们怎么去很好地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呢？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自己都糊里糊涂，怎么能让别人清清楚楚呢？在学校里，我们老师都“昏昏”的，那怎么能让我们的学生头脑很清楚呢？
日前，我邀请一位老师来给同学开讲座。他问是什么讲座？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说，哎哟，这个太难，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怎么能跟学生讲呢。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既然这样就更应该讲了，结果他还是没讲。可能那是他的谦辞，但是说实在的，搞新闻工作的人里，有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未必都搞得很清楚。我跟学生很实在地讲，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但是在准备这门课之前，很多东西自己也是隐隐约约的，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对学习新闻专业的同学非常需要，即使将来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也是特别重要的。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我说了一句话：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
我们在新闻战线工作几十年，也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虽然其中有的是因为上面的指导思想有错误，但是新闻界自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我自己到现在为止，从事新闻工作55年了。这55年中，我觉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昏昏”中度过的。你们这么年轻，我希望大家能珍惜有效的生长期。
我是1951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是在《东北日报》，当时才20岁。因为我毕业比较早，自己也觉得风华正茂，那时候报社里面大学毕业生很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也就两三个大学生，其他都是初中毕业，有几个高中毕业的都觉得很了不起。我自己也很傲视别人。那时候刚解放不久。1949年解放，我1951年毕业，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你们差远了。你们中学的政治课都已经讲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而那时候大学里面的新闻系讲授的还是解放前的那一套，还是西方的新闻学，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等。到报社的第一天，总编辑找我谈话。那时候，大学生入社，领导都要亲自谈话。谈话时，总编辑问我在大学里都学了什么，我就把大学里学了哪几门课说了一下。总编辑说，现在你正式开始做新闻工作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是立场、观点、方法？我就说，你慢点说，我记不下来，不知道立场、观点、方法顺序该怎么排。对那些老革命来说，这些都是日常挂在嘴边的东西，而我却一无所知。那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件事后来成了我的一个笑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报社的人都认为：范敬宜政治上太幼稚。这个印象一直到我插队下放，接触了很多实际以后才改变。回去以后，他们都说范敬宜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要刮目相看了。总之，我是经历了好多政治风浪，呛了好几次水，才比较深刻地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才比较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觉得主要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以前，我连这三者的次序都排不下来，而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才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我们的新闻实践，来科学地、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一个新闻工作者到底是做什么的？对此，中外的新闻理论家都有各种表述。比如“风向标”，就是指示风向的；“领航员”，就是站在船头看水流、看风向；“瞭望哨”，就是站在轮船的顶上、桅杆上，瞭望前方的风云有什么变化。现实世界非常复杂，就像风云变幻的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新闻工作者就是站在船头上的“瞭望哨”，起领航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大家了解现在所处的形势。很多同学都知道，成都的诸葛亮祠堂前面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寓意非常深刻。打仗不是仅仅靠武力，主要是攻心，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是一个好战的人，不是一个仅仅懂得用武力的人。下联讲的“不审势”，是不能审时度势的意思。不能了解和观察时势，则“宽严皆误”，就是说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不管是宽的还是严的，都是错的。这两句话非常地深刻，它不仅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也经常要求“政治家办报”吗？政治家办报是什么意思？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审时度势，正确地判断形势。有的同学也问过我，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本领究竟是什么？我就问，你们说是什么？有的说，主要是深入，深入采访，深入观察；有的说，不怕吃苦，不怕危险，比如像“两伊战争”时的唐老鸭（新华社唐师曾）；有的说是拥有非常敏锐的新闻敏感；有的说要有非常高的写作能力、反映事物的能力，能够捕捉到别人意想不到的新闻……这些看法应该说都不错，这些新闻本领也都很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判断”。这是我从几十年新闻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如果压缩到一点来说，就是要能够判断，特别是在重大事情上，在特别的形势面前，在某种事情众说纷纭的时候，新闻媒体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怎么判断是非，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进行报道……这才是对新闻工作最严峻的考验。比如1989年的北京风波，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认识？这在党史上来说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判断需要眼力，我们的眼力不够，就要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既要看得远，又要看得细。而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我们先来讨论立场，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看京剧《沙家浜》里的伪军，叫“忠义救国军”，这就是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真正立场是见不得人的，于是打出这种貌似堂皇的旗号。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完全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讲道：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所以，共产党的观点就是明明白白的。我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我要建设社会主义，我要反对剥削、压迫……这些意思无不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像有些党派讲得那么遮遮掩掩、曲曲折折。共产党人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反对什么、赞成什么从来都是旗帜鲜明。这一点和西方媒体截然不同。“Propaganda”是英文里的“宣传”，他们耻笑这种工作，认为宣传是很可耻的，所以从来不讲propaganda，以表示自己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他们也是有立场的。下面我讲几个故事吧。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跟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了，《纽约时报》没发过什么正面的报道，绝大多数报道都是负面的。比如报道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发生了自然灾害，死了人……就是这些东西，而我们中国的成就是从来不提的。周总理在日内瓦会上的精彩讲话，他们也是摘取几句。周总理不是讲“我们之间没有铁幕，我倒是看到有些人在我们中间施放烟幕”吗？这些话多么精彩，他们都不报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朝鲜战争期间双方开始谈判时的一件事。当时美国的大小报纸，都刊登了一张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坐在那里，看不到脑袋，只见一只手。手里是什么呢？原来是一支派克笔，标题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崇拜美国物质文明”。他们就对一只手拍了特写镜头，一只用派克笔在那里签字的手。那支派克笔哪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战利品，但是西方记者就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几年前，我还在《人民日报》时，一次有个美国代表团到北京来，访问人民日报社。我们谈了半天，临走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看到墙上有一幅照片，画面上是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全体合影。他就问我，当时江泽民主席到人民日报社来谈了什么？那时候他们都要走了，我哪想还说那么多呢？我就说他跟我们说要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他说，这样的话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说的，可就是我们《纽约时报》是按照和领导人相反的方向去做的。他很自豪，他们不听总统的，他肯定他们的独立性和自由。他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说你们这样做是不自由、不独立的。后来我也就笑笑，说我也相信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如果是你们董事长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照他的那个话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去做？他也笑了。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讨论一天也讨论不完，咱们就不讨论了吧。
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事情？因为董事长的话他们不敢不听。有一次我到韩国的《经济新闻》去访问，那也是一家大报，它的总编辑领我们去拜会总理。会见的时候，他就显得非常傲慢。总理和我们讲话，他就跷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以显示他们的自由。可是到了晚上，他们的董事长来了，他就变得非常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董事长说今天报纸上报道了一个什么问题，很不满意，拿过报纸来，用签字笔在上面哗哗地画了几笔，啪的一下扔给他。这位总编辑就诚惶诚恐地接了过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总理不能直接管他们，所以他们可以爱答不理；但是董事长是他们的老板，所以他们不得不恭敬听命。这就是他们的立场。可见纯粹客观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只有隐蔽和公开的区别。
我们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也都差不多。我们也讲立场，就是要客观公正，因为新闻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点不简单。以前给大家上课的时候，每当我讲到立场、讲到党性，同学们就在那里相视而笑，说“怎么又来这一套”。我自己也曾年轻过，很能理解同学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积累下来，我才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立场。
第二，我们再谈谈观点问题。所谓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新闻性而言，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不同的事物，就有不同的观点。苏东坡有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山里人和山外人有不同的观点。你去旅游，看到山是多么雄伟壮观，多么地美；可是山里的人天天都生活在那里，他看到的就是满地的烂石头、树杈子，走路还不方便呢。他希望将来能有个柏油路，能够通车。这二者想的就完全不一样。杜甫《望岳》的最后一句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立场不同，看到的就不一样。他站在山上，看到的就是“众山小”；而站在山下的人呢，就会觉得山很高很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非常多，简而言之有几项要点：首先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这一点也往往是我们经常遭到非议的。比如，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引导？新闻工作主要是摆事实，反映事实，让群众从事实中去懂得道理，为什么要去引导？人家外国的新闻就没有引导，人家就是反映事实，引导属于主观的东西，属于强加给读者或观众的东西。这些想法、说法或看法，猛一听似乎是那么回事，深究起来则不然。为什么要引导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国情。我们有十几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知识水平较低，认识事物的能力较低。这种国情就决定了我们的新闻工作需要引导。另外，外国人是不是就真的完全不讲引导呢？我也问过一些外国的记者，你们有没有引导这个词？他们说，“leading”、“guiding”其实都是引导。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引导。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处在各种不同的引导之中。比如，哪个地方走的路是对的，哪个地方是要走弯路的。我们写每一篇报道，都要考虑它的社会效果，考虑它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有利还是有弊，特别是对我们的国家稳定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一定要非常清醒，不能图一时的痛快。年轻人总是喜欢痛快。有时候图一时痛快，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总之，一定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温家宝总理前年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唐尼采访。唐尼说：“请问总理，您对1989年的事情怎么看？”温总理就回答得非常巧妙。他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稳定；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13亿是非常大的数字。如果说好的事情除以13亿，到每个人的手上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可是一件坏的事情乘上13亿，那就不得了。”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们的同学也会有同感。我们有时候不大想到，好事情比如有几个亿发下来，摊到13亿人口，一个人才能摊多少钱啊？13亿人口，花13亿的钱，摊到每个人头上才1块钱。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大的动乱或者什么的，13亿人要是不稳定的话国家就危险了。
温家宝总理在回复我们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的信中写道：“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他提到，新闻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前两天，我看到有些都市报，30多个版面，从头到尾，全是事故、凶杀、跳楼、着火、煤矿、爆炸等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每天长篇累牍地都是这样的内容，对广大读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有一天问我们的一个同学，你看到这些内容什么反映。他说，刊登的都是“绝望新闻”。如果我每天只是看那些报纸，不跟我们的大学生接触，凭报纸上的报道对大学生得出的结论就是：脆弱、生活不能自理、不会洗衣、不懂传统礼貌习惯、跳楼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些不负责任的娱乐化报纸，成天报道的都是这些内容，它们是不讲导向的。没有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行吗？全国的报纸都这样行吗？这些报刊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一提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说都是那一套。但如果具体问它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未必知道。
轰动一时的对中国啤酒甲醛过量的报道，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篇报道出自《环球时报》，也就是《人民日报》所属的子报。发稿的是一名年轻人，我还认识。他没什么目的，只是看到某处登了，也就跟着发表了。他根本不知道这篇报道的利害关系。由于《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所属的报纸，所以国际上就拿这件事大肆宣传。结果，就因为一时轻率，给国家造成多少亿的损失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换句话说，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事物，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求我们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来进行报道。它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如实地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历来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反对虚假新闻。现在虚假新闻确实成为一大问题。我们刚做新闻工作的时候，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自己就因为一个新闻而受了处罚，先进工作者也被撤了。有一年辽宁省举行文艺汇演，各地的企业、机关都集中到省会来演出。本来报纸报道哪几个典型是规定好的。可是开始演出的时候，省委发现瓦房店纺织厂的文艺活动搞得比较好。领导就打电话给我，让《辽宁日报》文艺部马上发一篇有关他们的报道。可是这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演出都开始了。按照规定，要报道一个单位的活动，必须要派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得到厂子里去采访。可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方便，没办法，我请示了领导后，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去采访领队，他就在省会。于是我就去采访那个厂文艺演出队的领队。那个领队特别能说，说得天花乱坠，说他们那边的歌咏活动搞得特别红火，平常车间里到处都能听见唱歌的声音等。当时我经验不足，就照着他说的写。结果见报后，马上就接到纺织厂的来信，说那个记者根本没有来我们厂采访，他怎么能这样有声有色地报道呢，这完全是“客里空”（那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专门说假话的记者的名字，后来对虚假新闻就称为“客里空”）。来信还说，我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那时候车间里纪律非常严明，而我那篇报道的标题就叫《车间处处闻歌声》，车间怎么可能有歌声呢？当时单位正好在评先进工作者，我已经评上了，由于这篇报道就给刷掉了。这样的教训，让我记了一辈子。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既然领导同意间接采访，好像情有可原。即使如此，其实也不行，因为违反了新闻最基本的真实性原则。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作风上要求非常严谨，一点也不能马虎。这一点特别突出。当然，后来这种好的传统逐步被破坏，令人痛惜。
对这种传统的破坏，主要是从“大跃进”开始的。那时提出了很多荒唐的口号，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宣传，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客观事物都有一个极限，按这种口号好像人的意志能决定一切。当时《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有“某某地方亩产水稻13000斤”之类的文字。袁隆平同志如此辛苦地改进水稻耕种，经过20多年奋斗，才大约亩产2000斤。那时候很多农业专家也认为13000斤很荒唐，但是遭到批判，说他们思想右倾，没有雄心壮志。有人怀疑，报纸上还解释为什么亩产能到13000斤。这些荒唐的事情居然都出现在报纸上。再如前不久去世的爱泼斯坦，他是斯诺的同时代人，入了中国籍的。他对新闻界的虚假报道深恶痛绝，特别反对现在的一些报告文学，说怎么可以绘声绘色、加油添醋地乱写。有次开会时见到我，他就问：“小范，现在是不是可以随意假冒情景？”我说我认为不可以的。他说，有个记者采访他，写了篇文章叫《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后来到处转载。文章说，爱泼斯坦和他夫人的结合是宋庆龄做的媒，他们结婚的时候，宋庆龄到场祝贺，还管他叫“小爱”。这种错误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记者不懂外语，爱泼斯坦是他的姓，怎么能叫小爱呢？爱泼斯坦说，他发现其中16个情节都有错。这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杜绝虚假新闻。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真实性，一切从事实出发，不弄虚作假。
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相关报道是越来越接近实际了。比如对重大事故、重大灾难的如实报道。以前给同学上课时，他们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每天报道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对农民工和艾滋病等问题怎么一点儿也不报道？当时我觉得很难回答。现在的报道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接触，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再如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问题。今年（2005年）结合抗战胜利60周年，对这方面的报道是相当充分的。当时虽然很小（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就七八岁吧），但我觉得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报道，大体上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就很好。
当然，现在一些报道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弄虚作假、片面失实等。我认为追求新闻真实，关键是要深入，要做调查研究。要真正反映我们的形势和情况，就要深入到最基层去，要能够吃苦。
第三个问题就是方法。立场对头，观点正确，还要注意方法。方法是到达目的的手段。如果方法不对头，表达不准确或表达得不好，缺少艺术或缺少技巧，即使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也达不到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体。你不能说，只要我的动机好，效果好不好没关系。这可不行，你不能把动机和效果分割开来。现在我们一般讲动机正确的比较多，但是效果如何有时候就不大注意，这是新闻宣传中的一大缺陷。立场、观点正确不一定能达到新闻宣传的目的，还必须讲方法、讲艺术，否则可能适得其反。以前毛泽东主席一直讲注意工作方法，讲过河必须有桥。如果没有桥，或者桥不牢固，那么同样过不了河，同样到不了目的地。正确的方法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都讲。这里主要讲两点，一是实事求是，一是讲究艺术。
第一，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科学，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人们常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同样，新闻也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毛泽东就讲过，共产党是靠什么吃饭的？就靠实事求是吃饭，不靠教条、不靠吓人吃饭。总之，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闻原则。当年西方都承认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报的新闻是准确的。《人民日报》一向也有很高的威信，并可以当作党的文件来看，而这种权威，就来自真实。应该说1950年代末是建国以后人民精神焕发的年代，但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不免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也过于乐观。本来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比如工商业的改造就需要十余年才能完成，农村改造也是如此。结果一敲锣，一打鼓，一上街游行，几天就完成了。荣毅仁那样的大资本家，一夜之间就把资产都交给了国家，都变成了公有制。对客观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再加上新闻工作者那时候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造成上上下下的“浮夸”。比如建一个小水库，没有十年八年是建不起来的。后来说不行，太保守了，那时候叫“小脚女人”，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摇摇摆摆。当时谁要说速度太快了，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有几个高级干部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后来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结果小水库一年就建成，后来一年建成还嫌太慢，就半年建成，再后来两个月建成，最后干脆一个星期建成。这些方面，新闻工作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很大的损失。
1962年回过头来总结这段经验时，刘少奇说“大跃进”的错误，党中央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大跃进”主要是中央发动的，《人民日报》仅仅在传达中央的意思，所以大家不太服气。但是想一想，《人民日报》所起的火上浇油的作用确实也不小啊。这样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跃进”的表现特征为“浮夸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表现为“假、大、空”。一是新闻造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捏造或制造假典型。大就是大而无当。空就是空洞无物。现在，虚假新闻还是大量出现，屡禁不绝，有些假新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外就是任意夸大、拔高，甚至虚构。结果，往往是被赞扬的好人，一登报就完了。由于记者的夸大描写，人家就以为是他自己吹牛，所以报一个垮一个。你们看过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吧，写陈景润，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曾经评价特别高，确实也写得不错。但是事后发现很多地方都经不起推敲，原来都是合理想象的。写小说可以想象，但新闻报道应该是每个细节都有根有据。合理想象太容易了，气不够，神仙凑。一些先进典型、先进经验，登出来以后往往成为“墙里开花墙外红”，外面名气很大，而熟悉他的人看了都撇嘴：他那点事，我们还不知道吗？还把他写成一朵花！关于合理想象和任意夸大，我再举个例子。有段时间，某个先进人物去世了，报道上几乎都有“江涛呜咽，松涛悲鸣，在某某大地上响彻了一个声音，你在哪里？”这种夸大使人感到特别别扭，很不真实。现在，报道的模式化越来越严重，从领导讲话到经验介绍都是如此。正好今天接到一个单位的年度工作总结，很能代表当前的一种趋势、一种套路和模式，一连串的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载体，以什么为重点，以什么为起点，以什么为动力，等等。这种文章太造作了，按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党八股”。我希望你们别沾染这样的文风，别把你们本来新鲜活泼的文风给败坏了。上面说的这些，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人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实不对。你看马克思的文章那么尖锐，那么生动，那才是实事求是。
第二是要讲究艺术，讲究技巧。温总理关于《乡村八记》的评价里谈到四个用心：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为什么要用心呢？就是说不但要有好的观点，而且要有好的方法。我最近到安徽去了一趟，讲了一课，题目就叫《用心实践三贴近》。新闻工作者每天都面对千千万万的读者讲话，面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知识结构的群众说话。所以，首先要了解他们，要学会讲话，讲群众想听的话，讲群众爱听的话，讲群众能够接受的话，讲群众能够相信的话，讲群众听得进去的话。
关于语言的重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同样的一句话，说得好可能使国家兴旺起来，说得不好就有可能亡国。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都有。语言是要学习的，也是不容易学习的。不单要向书本学习，更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这包括各种各样的群众，有高的层次，有低的层次，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非常生动。
我经常喜欢打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人称业余政治家。你坐在那里听吧，他可以给你评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我主要听他们的语言，听他们怎么表达。有时候听到他们的一句话，我就会写成一篇文章，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不久前，我打的回家，司机把车停在我家的院门口。那个院子住的都是部级以上干部，还有卫兵站岗。他看看院子，再看看我，有点不大相信，然后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你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哎呀，我觉得太深刻、太生动了！一句话，加了一个“老”字，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语言真丰富，外语里面就没有这种意境。“头儿”就是领导，“老头儿”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一直琢磨这件事，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安于做个“老头儿”》。很多人退下来以后，心里总有种不平衡，感到很失落。原来当“头儿”的时候，很多人听他指挥，听他发号施令。加了“老”字后，含金量就大大地降低了。过去每天电话不断，请示呀、汇报呀，有事儿没事儿都给你打电话，心理上有种满足感。退下来以后，电话少了，串门儿的少了，请示的没有了，可这时他还不安于做个“老头儿”，总想管点事儿，使单位里头儿听他的不是，不听他的也不是。文章的最后我说，老头儿就是老头儿，要安于做个老头儿，做个心情愉快的老头儿，在有条件的时候做个有所作为的老头儿。文章发表后，有好几个老头儿给我打来电话，觉得有点道理。像这样生动而深刻的语言，你说上哪儿找去啊，真是找不出来这样妙的东西。所以，要想方设法接触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最能打动人，我觉得是真话。真话就是实在的话，真诚的话。群众不爱听花言巧语，不爱听大话、虚话，他们爱听贴心的话，发自内心的话。真理是朴实的，而朴实的语言是最能感动人的。我记得一个有名的故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新年晚上发表一个告老百姓的讲话。那时候他的处境比较困难，老百姓对他意见很大。他说，我多么希望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每个家庭的炉子上面都能够炖着一只鸡，可是我很难过，我做不到。老百姓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有很多意见就不提了。这里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说得很朴实。
我们常常以为，能够打动人、激动人心的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华丽的语言。其实，最能感动人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朴素的语言。我自己像你们这样年龄的时候，文字也是很花哨的。那时候我写文章形容词用得比较多，喜欢描写、铺陈什么的。有一次我写了篇文章，叫做《千山红叶》，因为千山以红叶出名，里面描写很多，我自己也很得意。有的同志也说写得不错。那时候报社每天都贴报，也就是把报纸贴在那儿让人看，大家品头论足，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后来，我们编辑室主任贴了一条：“擦粉太厚，未必是美。”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想要追求一些华丽的语言，这也不足为奇。但是作为新闻记者，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群众，而最能够打动他们的不是华丽的语言，而是那种真诚的、朴实的语言。
还有一件事，对我教育也很大。1984年，我从辽宁调到北京工作，在国家外文局上班。刚去不久，有一阵子北京蔬菜价格上涨了一些。那时候还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价格从来是不变的。由于物价上涨，群众受不了，意见很大，议论纷纷。这时中央要求每个单位都要和群众对话，跟群众解释，外文局当然也按照要求这么做了。外文局比较大，有差不多2000人，我又是刚去，很多情况都不了解。开会之前，我怕说空话，就做了些调查，群众的工资多少、家里有多少口人、每月消费如何，等等。但开大会那天，我还是有点胆怯，不仅要面对1000多人——我从来没有面对1000多人讲过话啊，而且还得让人家信服。我讲话的时候讲到一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有难处，一斤青菜涨一两分钱，看起来是件小事情，但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小的负担。我知道，你们中有不少人每天下午到商店买菜的时候，往往为了5分钱的差价走好几家商店。这是我到他们家里了解、谈话的时候，他们说的，我只是引用了他们的话。这些话看起来很简单，平淡无奇，没想到，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全场热烈鼓掌，长时间地鼓掌。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我也没说什么呀，不就是听来的一句话吗？后来出来时，他们跟我说：“局长，就凭你还知道我们为5分钱的差价转几个地方，我们就没什么怨言了。”群众对领导的要求很低，不是那么苛求，他们只要理解就心满意足了。以后，我说话、作文章都想着这一点，不要说那么多豪言壮语，不要说那么多漂亮话，只要说真话、真心话，只要真正了解讲话的对象，了解他们心里想什么，哪怕就了解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对你认同了。
另外要说大实话，不说过头话。群众不喜欢听大话、套话、过头话。中国有个传统，讲究恰如其分，留有余地，所谓过犹不及，话说得过头了，还不如不说呢。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有过教训。比如写一个模范人物、英雄人物，你写的不够、不及、没有到位，读者不会有什么想法。可是，如果过分拔高，不仅不真实，而且让读者连真实的可能也不相信了。
我处理过这么一篇稿子，报道一个局长如何廉洁。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有条大鱼，就问母亲哪儿来的，母亲说你不在的时候某某送的。这位局长一听就火了，要他母亲马上给送回去。送回去也应该，可是当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老太太又发着烧，局长偏要他的小女儿，搀着带病的老妈妈去还人家的鱼。文章写道，“老太太一边冒着大雨，一边骂不绝口”。他用的是“骂不绝口”这个词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就有点过分。反对不正之风没有问题，但总得讲点人情味儿，你明天送鱼不行吗？哪怕坏了，我也是退给他了嘛。叫这么大年纪的老妈妈顶着大雨，还得孙女扶着去还，是不是有点不通人情？这就叫过犹不及，过了以后反而损害局长的廉洁形象，让人觉得他不近人情。诸如此类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我们说什么话，都应该掌握一定的度。
事物的性质都是由它的度来决定的。比如水超过100度，就变成气体了，低于零度就变成冰了。同样，不管是写英雄人物，还是写坏人坏事都要注意度。有个作家写过一篇《美食家》的文章。说有个厨师，几位美食家问他：“当厨师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有的说掌握火候，有的说是刀工。问了很多，厨师都说不是。最后他们问：“那你说是什么？”厨师说：“加盐。”一听加盐，美食家们都笑了，这算什么经验，谁家做饭不加盐啊，还用你这个名厨提醒？厨师说：“不对，加盐如果加多了，过度了，就太咸了，不好吃；而如果加少了，就太淡了，也不好吃。厨师的本领就在于掌握这个度，在于这点盐加下去不觉得淡也不觉得咸。而且，我做饭前先调查一下，看看我上的这道菜是先上还是后上，假如先上，那就要咸一点，后上就要淡一点。另外，我还要了解今天吃饭的人大部分是什么地方的，南方人就要淡一点，北方人就要咸一点。这里面千变万化，没有一本书是可以给你规定的。”这篇文章说的是做饭，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哲理：在生活中，度的掌握是最难的。我们做宣传工作、做新闻报道，最大的本领也是把握这个度。一件事情说得太好了，人家不相信；说得太坏了，人家也不相信。怎样掌握一定的度，这是需要不断学习的。
我感觉，现在的文章中，讲理直气壮的多，讲委婉曲折的少；讲旗帜鲜明的多，讲含而不露的少；讲浓墨重彩的多，讲轻描淡写的少。常用浓墨重彩，人们就会腻的。这个时候用点轻描淡写，反而会引起人们注意。《琵琶行》写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你们看，白居易这首诗多么懂得矛盾的对立统一啊！假如一味大弦嘈嘈就变成一堆噪音了。我们往往认为大弦嘈嘈很突出，其实在一定时候窃窃私语反而更加突出。一个班的同学都穿红衣服，就没有一个显得突出；这时候若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就一下显出来了。只强调大开大合，不研究以小观大，是不懂得矛盾的辩证法。大开大合是一种本领，以小观大也是一种本领；大弦嘈嘈是一种本领，小弦切切也是一种本领。一味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怎么成？成天咬牙切齿，人家就不在意了！
我们将来写文章、写报道，得懂得一点艺术，讲究一点方法。既要研究怎样写得理直气壮，还要研究委婉曲折；既要研究如何旗帜鲜明，还要学会如何含而不露；既要研究浓墨重彩，还要学会轻描淡写，等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多面手，而不只是一种调子。我们现在有些作品不那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只注重一面，而忽略多面。
我们这个转型的社会，有很多新的状况、新的问题、新的事物。每个人的审美眼光、价值观念都在变化，我们做新闻宣传工作的人，就要很好地研究这些变化，才能与时俱进，不至于僵化。比如现在你们讲的一些语言，我有好多已经听不懂了。我也在不断学习你们的很多新鲜话。新闻工作最怕老化。我想给你们读一篇我的外孙女13岁时写的“逆反诗”。我的外孙女从小挺聪明，挺温顺的。可是，13岁以后突然变了，变成你们讲的“郁闷”，就是没劲。一个人经常在房间里默默地写啊，轻轻地唱啊，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和她说话，她又不爱听，你再多说两句，她一扭身就走了。有人说，这是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反映，慢慢会好的，我说我也是青春期过来的，我可没有这么大胆顶撞父母啊！什么原因呢？有一次，她从学校里面拿回作文本，我看了看，里面有她写的一首诗，叫《呼唤》，我这里给你们念一段。
我们渴望自主、渴望创造、渴望放纵。
我们渴望自己的生活，
可是可恶的大人们你们却用你们当年老掉牙的生活，
一遍又一遍把我们想象的翅膀锁定。
拉起了遮盖光明的窗帘，
我们看不到自由的天空。
别再说什么为你们好，
尽管里面是那么真诚动人。
我们不想做楚楚动人的小鸟，
我们的理想是做展翅高飞的鸿雁。
告别了你们用玩具和糖果编织的墓地，
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好好经营。
别再和我们交流，
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无形的代沟是永恒。
……
看了这个，我觉得血压都高了。我想你才13岁，竟敢如此狂妄！你把大人平时苦口婆心的教导，看作时代车轮甩掉的可怜人，老掉牙的老生常谈？又一瞧，后面还有老师的批语。老师说：“看了这首诗，相信任何一个大人都会被触动，也会莫名的感伤，但随后还是会用你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来教导你。别忘记，就像每一个果实都曾经是美丽的鲜花，每一个大人也都有过纯真的童年。你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请永远不要放弃。”我看了老师的评语，比我强得多。她更了解这个时代孩子的想法。现在你们都是很前卫的，可能等你们参加工作，进入社会，面对比你们更前卫的人，这时候你也有必要去学习，这就是时代。做新闻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必须和时代同步，否则你就会落后。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张艳艳 陈菁菁 陈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