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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6日
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热情邀请，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和刘长乐、喻国明两位老师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已经退役的“新闻老兵”，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
要改变“荷包鼓了，心灵却饥渴了”这种现状，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也是读着老《申报》、《新闻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成长起来的。5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在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和激励下，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离开了上海，远赴祖国的东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音未改，乡情未了。我尤其对上海新闻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两年前一推出“文化讲坛”，就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在夏天的夜空里，突然发现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此，我每期必读，而且逢人必夸。
今年5月18日，读了《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之后，我非常兴奋，立刻给尹明华社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同时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和尹社长过去交往不多，通话也很少，为什么这次如此兴奋？除了参加“文化讲坛”的三位主讲人章含之、于丹、敬一丹的讲话确实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回答了让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价值观、新闻观的冲击下，在主流媒体不断遭到质疑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办得更好一些？能不能更受欢迎一些？能不能更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充分发挥它的舆论威力？它的前景是不是像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悲观？
“文化讲坛”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使我增强了信心，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启发之一，就是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文化讲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就是一个证明。
我想首先从身边发生的两件小事谈起：
第一件事是，《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我说，你们必须得把报纸还给我，但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估计是回不来了。（全场笑）
几天后，我的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征。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第二件事情是，全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徐心华同志退休后，联络了一批刚刚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办了一个茶馆形式的新闻沙龙。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把新闻文化作为沙龙的重要内容，办一个像“文化讲坛”这样的论坛，想请我去讲三课。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大，但是以小观大，可以看到“文化讲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转向刘长乐）这是你说的话吧？（全场笑，刘长乐点头微笑）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实现这种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关键是要依靠它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看，每当经历了某种潮流的冲击，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冷静的反思，并由反思产生另一种饥渴。
对目前出现的“文化热”，社会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好、称赞，也有的说这是“虚热”。我想，即使有的地方是“虚热”，也总比“不热”要好。北方农民有句谚语：下雨就有露水。在农作物最干渴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露水也是好的。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浮漂，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浮漂、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是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的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四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一个月前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行专题讨论，让他们给“浮躁”下一个定义。
后来他们下了好几个定义，有两条还成形一点儿。一条是“浮躁是指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过高、过早、过急、过多的欲望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比如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工作，就想着要有房子，有汽车，有多少收入，这种过早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一种浮躁的心理。还有一条是，“浮躁是指在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但是又不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两个定义多少沾一点儿边，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做，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余束发”是谁，“范长江是小品演员”，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悲哀。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似乎相对滞后。比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讨论新闻的专业职称评定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公开提出“新闻无学”，反对把新闻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
在媒体，评价一位编辑、记者水平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人文笔还可以”。这个“文笔还可以”，实际上是一种似褒实贬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只会耍点笔杆子，有点小聪明，政治上并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到现在都还存在。
全国有那么多的新闻奖项，但似乎没有多少特别强调受奖者的文化修养。包括全国性的奖励在内，“业务能力”主要是指写作能力，并不强调综合文化素质。这从某种程度上给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某种导向，使他们以为从事新闻工作用不着多少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用不着读多少书，也用不着在新闻写作上下多少工夫，反正写什么只要按照某种模式，在网上“扒”一点，文件上抄一点，再加上点例子，穿靴戴帽一番，豪言壮语几句，就可以很顺利地通过，甚至博得“出手很快”的表扬。
所以，现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可见令人生厌的文字。比如说评论，大家可以找找报纸、杂志看一看，会发现很多固定模式。比如写“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段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根本；第二段：什么什么是什么的关键；第三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前提；第四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基础。还有比如，要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凑对仗，搞排比。还有板着面孔的“必须强调”、“应当指出”、“毋庸置疑”等生硬的词汇。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由于缺少文化知识而造成的笑话。举个例子：“你的家父”、“他的乃父”，（全场大笑）“你什么时候到我府上来串串门？”自己家怎么能称作“府上”呢？（全场大笑）“乃父”不是指你的父亲，而是父亲的自称。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尔其无忘乃父之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里的“乃父”、“乃翁”都是老人的自称。
还有一个文化人给我写信，一开头就说，“敬宜愚兄，你好”。（全场笑）有一位编辑要我给他编的书写一个序言，要求用文言文写。我的第一句话是：“余束发受书于太仓唐文治先生。”意思是我在很小的年龄，头发刚刚梳起来的时候，到唐文治先生那里受教。结果他看完了说很好，最后问，这个“余束发”是谁？（全场大笑）最近还有一个面对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测验问，“范长江是谁？”有学生答：范长江是小品演员。（全场大笑）还不止一个学生这么写！
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很悲哀。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
提高文化修养，加厚文化底蕴，首先就是要读书，读好书，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好书。多读书不仅能改变人的知识结构，还能改变人的内涵，改变人的风貌和精神世界。古人说过，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言语无味。
没有文化知识，不读书或者书读得少，不仅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缺陷，就是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书法家沈尹默，他的书法在北大当讲师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名气了，可当时北大校长看了他的字，有四个字的评价，叫“其俗在骨”，意思是他的字缺乏文化底蕴。这对他是很大的刺激，后来他就努力读书，逐渐形成了典雅的风格。
特别要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懂一点艺术。艺术归根到底是处理矛盾的手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要求处理好强与弱、深与浅、浓与淡、快与慢、高于低、刚与柔、轻与重等的关系。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文化人往往不如一些科学家深刻。比如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周培源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发表过一些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关系的精辟观点。钱学森曾为此大声疾呼。记得1991年国家给他授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今天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这样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蒋英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擅长花腔女高音。钱学森说，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使我懂得了人生，使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去年春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拜访他，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对我说，现在歌手的学养太差。拼长相，拼嗓子，最后拼来拼去要拼的是文化。一个歌手有没有文化，一张口就能听出来。文化是潜移默化融汇在血液当中、灵性当中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遗憾的是，新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来表达这样一种感悟。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在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正在逐步走出怪圈。只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走对路，走正路，他们一定会跨越时空造成的文化断层。我对此并不悲观。
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由时间来弥补，不能用浮躁的方法来解决。
2000年以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有一位大学生曾经很诚恳地在信中对我说，希望学院能增加人文知识的教学。他说：“我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水木清华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古老优雅的建筑，而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那样又深又广的知识海洋和文化积淀。”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比如一个玉米要150天成熟，但关键的时候是在60天到80天，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我常常说，我们年轻人的脑子像一张宣纸，滴一滴墨就会全部渗透吸收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脑子就变成一张蜡纸，滴水不透了。（全场笑）从过目不忘，到转身就忘；从来日方长，到去日苦多，中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所以，希望年轻的同志们静下心来好好做点学问，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打得牢牢的。
最后我写了几句“歪诗”：
生命之树长青，
文脉之源永恒。
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的年轻人。
我虽然老了，
还想抖起精神和你们一起好好拼一拼！
这里第三句的著作权是属于刘长乐先生的——特此声明！（全场笑，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