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聘请外国教授

中国学术落后，大学师资尤其感到缺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不聘请外国教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当然不能反对；但是却有条件。

我先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十几年前我在北平的一个国立大学里念外国语文。这个大学的外国语文系是非常著名的，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国教授多，而且据说又都是有地位的学者。我为这盛名所震惊，怀了一颗虔敬的心，走进了学校，走进了课堂。最初我当然不敢说什么，但渐渐地我却怀疑起来。这些教授们多半是英美人，英文当然会说；但也就是会说英文，说到他们有什么专门研究，那就很成问题了。一位美国女教授是斯丹佛大学的硕士，教我们英文文字学。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本当教本。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著作；但她愈讲我们愈糊涂。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当时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原因就是这位女教授除了英文以外，古典语言似乎一点都不会，恐怕连她自己也愈讲愈坠入云里雾中了。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要讲她的据说是最拿手的乔叟。第一堂上去，高声背诵了乔叟的杰作Canterbury Tales的第一段。我们都大惊失色。幸而我们不久就发现了她的全部的本领就在背诵乔叟的杰作的第一段，我们的“色”才不致继续“失”下去，否则“失”出病来也未可知。我们看，她似乎连中古英文法也不甚了然；所以不久我们就读起翻成近代英语的乔叟来。一年读完，我们算是学了英文文字学。

另一位教授，也是美国人，他教我们欧洲文学史，用的是他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厚的精装的巨著当教本。无论谁看到这部大书，也会不由得对这位教授起尊敬心；但倘若一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部书除了厚大以外没有别的任何长处，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肯出钱替他印这部书的。里面对世界上的许多名著的内容都有一撮要的说明；倘若仔细推敲起来，这些说明却不可靠，几乎都有问题。这些名著的原文他当然没读到过，连译本他似乎也没读了几种，他只是直抄别人的书，而且抄得极荒疏，极不小心。这也证明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然而他就是我们国立大学的名教授。

我在这里不能替每一个我的外国老师都作一个介绍。总括一句，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外，他们都差不多，不管他们是哪一国人。在他们本国，他们都在大学毕过业。我不知道他们在本国究竟能够找到什么职业；但一定不会是大学教授，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他们有的或者可以在大学里做助教，有的或者可以做中学教员，有的只配在商店里做一个店员，在机关里做小公务员。然而这些称呼都不响亮，于是他们就来到中国，在我们的大学里成了名教授。

倘若他们老老实实地做教授的话，做上几年，说不定也可以做出点成绩来。倘若认真读书，也一定会有所得的；但有些人来中国的目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完全为了好奇心，想来看一看这神秘的国度。结果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挤眼，打拱作揖，自命为中国通，能说三句半中国话，回国去了。不久就写成了几厚册论中国的书，于是出了名，发了财，皆大欢喜。有的在本国研究汉学，找到一个机会到中国来想继续研究。在中国大学里担任的课程与他们自己研究的毫无关系。他们可以教历史，教哲学，教希腊文、拉丁文，教古典文学；德国人教法文，美国人教德文，他们简直是万能。同时还忘不了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学生或花钱雇助理帮自己翻译中国的古书，诗词歌赋全行。译的时候尽可能找别人；但书籍出版的时候却只剩下自己的名字。于是也出了名，发了财，说不定让本国的大学请回国去做汉学教授，仍然是皆大欢喜。

从这样的教授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们一想就可以知道。但这不过是在中国误中国的青年学生而已，还不足以尽他们的任务。他们一回国，当然就会有人问他们在中国的职业，他们也当然就会回答说做教授。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定很惊奇，像他这样的人居然在中国能够做到教授，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就可以想见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脑筋里都有了先入之见，即便再想把中国大学的真相告诉他们，也没有用了。我说中国大学的真相，意思是说，中国大学教授的本质固然不能同其他学术先进国家比，但也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坏。我们不否认，有很多中国教授同这些外国教授差不多；但也有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大学里都能做到教授而无愧。把这些学者同这些外国教授拉在一起，相提并论，简直是不伦不类。要想避免这不伦不类的滑稽剧，我们只有让够做大学助教的外国人留在他们本国做大学助教，够做中学教员的留在他们本国做中学教员，够做店员小公务员的留在他们本国做店员小公务员。倘若我们非聘请外国教授不行的话，我们要聘请的是另外一些人。

这些人我们也聘请过，可惜数目很少，只能算作我上面说到的少数的例外。譬如北京大学以前聘请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就是其中的一个，葛先生是世界上有名的学者，在中国住了半生，弟子遍中国。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我们才需要，才真值得我们聘请。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即便有许多学者不能像葛先生一样在中国住那样许多年；但这也没有关系。杜威、罗素在中国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们在几个讲演里留给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是那些挤鼻子挤眼打拱作揖的中国通和那些让别人做工作自己来出名的所谓汉学家万万想不到的。

除了这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以外，为了中国学生学习外国语言起见，我们也可聘请外国人来教。但我们绝不应该像现在这样随便一个外国的张三李四都给他教授的名衔。我们并不是没有前例可援。我们可以学英国德国的办法，只要教实用语言的外国人一律给他教员的名义。只有真正有地位的学者，最少在外国也能做到正教授的，我们才给他教授的名义。这就是我在开头说到的条件。

1948年1月30日北京大学 HcnsBQgUQsAWT/fmlYqbP+zOoHQhktSnmiZdb6/YSKZPImilZTPtvIlsbBtJ1M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