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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上任何国家，尤其是对我们中国，学习外国语言的重要似乎用不着我们再来讨论，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我想，我们现在恐怕都羡慕五六十年前中国学者的福气。他们当时只须背过四书五经，加上注疏，学着写几篇八股文，运气一到，立刻可以考上举人进士，做起大官来。即便有些特别有天才有本领的，能把四书五经的本文和注疏正背倒背，甚至另外还弄点“杂学”，但也总脱不出中国书的范围。他们只须学会一种语言就够了。
但欧美的洋人偏要带了他们的学问挤进来。他们这些学问又真有些不可及的地方，连最顽固的中国文化本位派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优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在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解嘲的口号，用来安慰自己的。现在我们看了，固然有啼笑皆非之感，这种感觉恐怕当时有许多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祖父们，其中比较开明的，都热心研究过“洋务”，在读四书五经之余也只好尖起舌头来念哀比西的衣（ ABCDE ）。
念的成绩怎样呢？这话很不好说。从那时候到现在，中间隔了五六十年。穿西服的，吃西餐的 （以前 叫做番菜） ，的确是一天比一天多了。哀比西的衣当然仍旧念下去。但有的人也就仅只念到哀比西的衣，这些哀比西的衣连在一起写成的书他们看着便有点不顺眼，不大高兴同它们发生什么关系。在大学里的情形比较好一点。在这里，在学习外国语言，尤其是英文方面，已经有了颇为明显的进步。有些大学除了中国语文学系的课本外，多半都用英文课本。甚至有些教授简直就用英文讲，请来的外国教授当然更不必说了。
这似乎应该很让我们满意。但倘若我们计算一下时间，我们很有理由觉得我们的进步还太慢。五六十年是一段颇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现代。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前有汽车么？有飞机么？但现在天空里飞的、街上跑的，却就是这些五六十年前没有的东西。同这一比，我们在学习哀比西的衣方面的进步真未免太小了。而且，倘若我们仔细推究，连以使用英文课本、用英文来讲授自诩的大学里出身的大学生，有几个人能够拿起笔来就写一篇英文论文，只有在不懂英文的小姐面前，他们的英文才说得起劲，见了外国人就难免要红脸的。
我们倘再看一看我们国家以外别的国家学习外国语言的情形，这些国家学术水准比我们高到不知多少倍，然而人家却仍然在努力学习外国语言，读外国书籍，我们真不得不悲观了。在欧洲许多国家，一个大学生懂五六国文字是颇为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在德国的中学里，一个学生除了学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以外，一定要学英文和法文。有不少的学生还在课外请教师学俄文或意大利文。他们进了大学，看外国文参考书绝对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倘说他们要念语言学的话，当然还要另外学许多新的语言。比如说，要念斯拉夫语言学，他们至少要学俄文、波兰文或捷克文、南斯拉夫文，要念比较语言学，学的语言当然更加多了。虽然不一定每一种都能精通，但只就数目说，也就够我们吃惊的了。
在另外几个国度里，比如说丹麦、荷兰、瑞典、挪威，他们的学术水准也非常高，甚至有些地方还胜过那几个大国，但因为国家小、在世界政治上占的地位不重要，他们的语言没能像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国际语言的英文、德文、法文那样流行世界。他们的学者写专门论文的时候，便利用英文、德文或法文。有的人用一种两种，也有不少人能用三种。有些人或者认为这些学者是可有可无的。但其实不然。这些国家虽小，但也产生了不少的世界权威。瑞典中国音韵学专家高本汉就是一个例子。高本汉在中国也不是生疏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年用法文写，现在用英文。还有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也是语言学界的权威之一，他能用英、德、法三种文字写论文。只有这样，他们的论文才能让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能读到，他们苦心研究的结果才不致因了文字的障碍而被埋没。
回头看我们中国怎样呢，我们的学术水准不但比不了英、德、法，也比不了瑞典、丹麦那些小国。我们学习英文的情形上面已经谈过了。但那还是战前的情形。复员以后大学里的同学据说英文程度不很好，我们这里不谈原因，只谈事实。事实是很多的大学生不但不能看英文参考书，而且连念英文课本都不知费多大力量。这样毕业后再做研究工作就会处处感到困难。再说到德文法文，情形就更惨。现在德文同法文只算作第二第三外国语。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最多也不过能念三年。实际上念到三年的非常少，即便念到，真正不用字典而能看书的更加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形下外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我们当然就很难利用了。在另一方面，我们一般的学术水准虽然不太高，但有不少的学者也有时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学者看的。除了很少的学者自己能用外国文写论文以外，用中文写成的论文便都因为文字的问题湮而不彰，这对世界学术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上面说过，英、德、法三种语言事实上已经成了现在的国际语言。一直到现在我谈的也就是这三种。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是这三种就够了。另外还有几种语言可以加入到里面来。我现在只谈其中的一种，就是俄文。有些人或者会说，我有点势利眼。看到俄国这次打了胜仗，成了大强国之一，所以我才这样说。而且目前中国以谈俄国为时髦，我现在也不过就是投合这种心理。其实我并没有这意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不是我现在才有的意见。十几年前我就有过这种意见，而且多少也实行过了。俄国在现在和将来世界政局上的重要，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重要，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现在再列举理由说明俄文的重要，真可以说是蛇足了。至于我现在在这里提出俄文，还另外有一个理由。我曾遇到种种不同的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他们都承认俄国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值得外国学者的注意。并且这不限定于革命以后，在沙皇时代已经开始了，虽然还不能同现在比。就我自己研究的这一行说，俄国学者写过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梵文和佛学的书，从沙皇时代起一直到现在，这传统没有断过。有名的佛学丛书就是个好例子。谈世界上的蒙文文法和字典就是用俄文写的，倘不会俄文，蒙文几乎是不能研究的。我说了这许多话，用意却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中国的青年或非青年在英德法文以外还要注意到俄文，当然最好是有勇气去学，真正学成一个俄文专家，把上海滩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英雄们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
我想现在一定有人抗议了。我上面说到，我们连只学一种文字成绩都不十分高明，但现在我却一口气介绍了四种，英德法文以外，还加上俄文，这不是闭了眼睛在做梦，我的话都出自清明的理智，我觉得外国学生不比中国学生聪明，在中学里学外国文只是一个教授法、教本和教师的问题，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问题能解决，多学一种外国语言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情，即便再退一步，我承认我在做梦，梦也有时候可以做的，只要它美丽。
1947年5月6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