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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季羡林先生字希逋,又字齐奘,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 (现临清市) 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2009年7月1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8岁。

先生精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先生著作等身,翻译了以印度史诗《沙恭达罗》为代表的大量外国作品。先生精研学术,学贯中西,“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硕果累累。先生文学造诣深厚,散文、随笔、杂文、小说、诗歌,诸种文体无不得心应手,成就斐然;其作品语言行云流水,感情自然真挚,深受读者喜爱。

综观先生生平之学识、文章与为人,足为后人高山仰止。先生谦逊,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今先生已驾鹤西去,身后留下一座无比丰厚的宝藏。经过后人的挖掘,将来先生戴上更多的“桂冠”,也是很有可能的。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国学大系”,所涉及的作者均为一代硕儒,群星璀璨,这是广大读者的福音。丛书策划者王佩芬老师将季羡林先生卷定为首卷,这不仅因为先生在学术上崇高的地位,更因为先生在多个维度展示的道德与智慧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将季羡林先生卷定为首卷,真乃实至名归。

季羡林先生一生作品洋洋洒洒,何止以千百万计,著作等身,蔚为大观。编者安莉、郑永吉二人不拘先生著作之文体、短长,以六大主题 (同书名) 为线索,精选契合之文章,以其内在逻辑和精神予以排列,辑之成书。由此,读者可以看到一个达观智慧的长者、一个悲欢喜乐的邻人、一个广结善缘的朋友、一个云游四海的旅人、一个热爱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个言传身教的教书先生,每个维度均精彩纷呈!

本书成稿后,亦反复推敲,增删数次。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邵宴昌老师给予了很多宝贵意见,为本丛书增色不少。李强老师多次往返于季承先生公寓沟通汇报修改事宜,颇为辛苦。所幸,一年多来,大家群策群力,终于有了结果,本丛书可以付梓了!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已有6年,其时,散发着芳香油墨味的新书正是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与告慰。

本书虽谨慎成稿,但囿于时间与学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vMGqcZOgtcuT/6AWxLgOBROV53p8qoXR9IdlvWXVgy+Nt+gHSzw8qVgOt+xhE8Da



坐拥书城意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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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学习吐火罗文

我在上面曾讲到偶然性,我也经常想到偶然性。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 ,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密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难道这里面还有某一些极“左”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说来话长,不讲也罢。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 Walter Couvreur )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几乎根本没有。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

吐火罗文残卷只有中国新疆才有。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策( W. Schulze )帮助下,读通了的。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但是,这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煌煌巨著,却决非一般的入门之书,而是异常难读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西克教吐火罗文,用的也是德国的传统方法,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他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从直接读原文开始。我们一起头就读他同他的伙伴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西克经常称之为“精制品”( Prachtstück )的《福力太子因缘经》。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怵,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决无可能重演了。

同这一件小事相联的,还有一件小事。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星期六下午,约上二三同好,到山上林中去散步,边走边谈,谈的也多半是学术问题;有时候也有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这些教授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问。不管怎样,这些教授在林中漫游倦了,也许找一个咖啡馆,坐下喝点什么,吃点什么。然后兴尽回城。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山下散步,逢巧遇到西克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正要上山。我连忙向他们致敬。西克先生立刻把我叫到眼前,向其他几位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言下颇有点得意之色。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显然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等到美国兵攻入哥廷根以后,炮声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颗炮弹,是美军从城西向城东放的。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迹般的竟然没有受任何一点伤。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

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做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结果。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年届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4RRSWarPshIpHndmboRCjF34/ejB7v7Ukg7/EpXfptudzzt8VfVTp3BHtaqc1i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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