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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文，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恐怕还是非常陌生的。
这是中国新疆古代的一种民族语言，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曾讲到这种语言；但是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知道。直到本世纪初，德国人在新疆考古，才从地下挖掘出这种语言的残卷，是用波罗米字母写在纸上的。经德国学者长期探索研究，终于能读通。这种语言有两种方言：一在东，名之为吐火罗文A，或称焉耆语；一在西，名之为土火罗文B，或称龟兹语。两者基本相似，词汇和语法变化都有点差异，实为同一种语言。
按语言系属，它属于印欧语系，与英、德、法、俄、西等文同属一系。印欧语系有两大支派，西方叫Centum，东方叫Satem。按地理位置，吐火罗文应属东支，但实则属于西支，这就给比较语言学和民族迁移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搞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没有新问题，或者提不出新问题，则这一门学问就无法进步。仅从这一点来看，吐火罗文的发现，对比较语言学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就一清二楚了。
现在讲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仅限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印欧语系以外的诸语言还很少涉及。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以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然后再分别研究对比其他语系的语言，从而发现了一些语言演变的规律。原因是上述三种语言比较古老，语法形态变化复杂，容易加以分析。这样的条件，现在已经简化了的语言是不具备的。每次发现一种新的死语言，研究者的目光就扩大一些，语言的比较研究就能够向前推进一大步。赫梯语是这样，吐火罗文也是这样。
吐火罗文既然发现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学术研究必有影响。但因汉文不属于印欧语系，所以影响就不表现在语言比较上，而表现在其他方面，首先是文学和宗教信仰方面。
先谈文学方面。十几年来，我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从事解读1975年在新疆新出土的一部吐火罗文A残卷的工作。经我确定，这一部书名叫《弥勒会见记剧本》，原文是印度文——不知是否是梵文——由印度文译为吐火罗文，又从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我是依靠回鹘文译本才得以读通了吐火罗文残卷44张，88页中的绝大部分，这对于世界上吐火罗文的研究是一个颇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通吐火罗文的学者极少，而中国则更少。我们自己的古代民族语言要由外国学者来研究，虽然学术研究不应有国界的限制；但这情况也非正常之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国中青年学者尚须努力以矫正之。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自称为剧本，从形式上是看不出来的。中国古代戏曲乐舞产生极早，先秦已有，历世不衰。但剧本的出现则比较晚，远远晚于古代印度和希腊，其中原委尚不十分清楚。不过西域戏曲乐舞影响中国内地，也已有极长的历史。新疆地区是世界上文化汇流的地区，印度和其他西域国家的戏曲乐舞，新疆几乎都有。从这里流入中国内地，是顺理成章之事。《弥勒会见记剧本》对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资料，将来再写《中国戏曲史》，必须注意。
至于宗教方面的影响，则剧名本身就已提供了线索。在佛教教义中，弥勒是未来佛，在印度，在中亚，在新疆，在中国内地，对弥勒佛的信仰广泛流传。中国佛寺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大肚子弥勒佛，是中国人所习见的。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对这一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的佛像无不怀有好感。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其余可供研究的资料还多得很，有志于此的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
199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