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三十多年来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过程，我总的感觉是：教训多于经验。教训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东西，但是只要敢于正视，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它也就能变成积极的经验。如果不敢正视，怕揭疮疤，则消极的东西会变为更消极。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多消极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受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片面地理解政治标准第一这个口号。同时又见异思迁，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轻率地频繁变动。结果是，学校、系、教研室各级领导，以及全体教员，经常忙于编写教材；但是，到头来，没有留下多少能够使用的教材。

基础外语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外语的基本能力，这应该说是最普通的常识。然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混淆了外语课与政治课的界限，把外语课当成了政治课，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教外语课要不要有政治标准，当然要有，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主次之分，先后之分。学外语，首先要掌握它的基本语法、基本词汇，要练好发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巧训练。政治标准在这里仅仅是次要的。如果喧宾夺主，把政治标准放在绝对统治的地位上，有时候就难免要牺牲外语技巧方面的训练。为了硬灌入政治内容，学一些汉语式的外语，结果是外语没有学好，政治内容也决起不到期望的那种作用，可以说是两败俱伤，这是我们惨痛的教训。

就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内，我们编写了不少的教材，想努力做到政治标准第一，可是这个政治标准实在很难掌握。其中有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拥护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克服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频繁的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从无宁日。每次运动一起，口号多少有所不同。我们的教材必须努力配合，编教材是一个细致的、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不能像用高压锅煮饭那样，要求立刻就熟。结果是我们的教员天天在忙着编教材，选教材，还是跟不上形势。有一度甚至打破中外教外语的常规，不让学生先学会字母，而是以“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句子开始。据说，这句话有神奇的力量，学生一念，忠心顿生，灵感立至，不费吹灰之力，外语即可学好，比道士的符箓威力大多了。可是事实怎样呢？事实是，我们忙忙碌碌，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教材随编随丢，完整地留下来的非常少。有时候还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发油印教材，学生称之为“传单式的教材”。

下面分别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选材问题

专就东语系来说，所修语言的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除了少数共产党员外，都是资产阶级分子。选他们的作品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的世界观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而这样的世界观同我们的是根本对立的。即使是那里的共产党员，看法也不一定同我们长期流行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完全一致。可是又不能不选他们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语言地道，比我们自己写的要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编选教材的人真是困难重重，山重水复，没有出路。我们还碰到一个现在看来是笑话的问题。我们不敢选活人的作品，不管他现在是多么进步，多么合我们的口味。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难免改变，他今天进步，你能保他明天进步吗？他明天一“反动”，或者仅仅说上几句对新中国批评的话，他就会立刻被打入另册。如果我们教科书中选了他的作品，这作品必须删除，决不能让它再留下“放毒”。印好的教材也不许再发。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条经验：活人的作品一概不选。实际上，死人也并不能保险。在历史上盖棺也不能定论的人还少吗？可是，我们再也顾不了这样多，反正只要你还活着，你的作品我就是不选，想要进入中国教材，必须先去见上帝。

笑话还没有到此为止。忘记了是在哪一年，阿拉伯文专业的教师选了一篇一个阿拉伯国家著名作家写的描绘介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文章，语言生动流畅，描绘色彩绚丽，的确是一篇好文章。里面一点也没有涉及政治内容，学生读了，不但能学到地地道道的阿拉伯语，而且还能通过对自然风光的欣赏提高自己爱美的情趣。然而却出了问题。有人提出异议：把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风光描绘得这样美丽动人，不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吗？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这个系主任也不能不出面干预，特别请人把此文译成汉文，供大家讨论，供领导参考。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风光为什么就不许美呢？难道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山山水水才能美吗？资本主义国家的美丽山水能把我们的青年学生拉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可是在当年，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竟都严肃认真地讨论起来了。我们常说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非常可笑。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同欧洲中世纪又有多大差别呢？

二、谈一下教学计划问题

要不要有一个教学计划？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关键是要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是要一个比较稳定的计划呢，还是要一个随时变动的计划？教学计划的变动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年年变动，或者一两年就变动一次。我们东语系 （北大别的系恐怕也一样） 的教学计划恰恰是变动非常频繁的。我领导东语系的行政工作前后将近三十年。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时时都在制订教学计划中。我没有做系统的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哪一个计划执行过一个全过程，四年或五年。计划屡次改变的原因，我现在也记不那么详细了。改变的动力都是从上面来的，学校不过是执行教育部的命令，而我们又执行学校的命令而已。每一次改变教学计划，都有一套大道理。我们首先要学习领会。等到我们能“掌握精神”了，然后再往下贯彻。于是系和教研室还有全体教员都忙得团团转。不知道要开多少会，花多大力量。最后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制订好了。还没有实行多久，上面又来了新精神，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团团转了。

教学计划的不稳定迫使教材也不能稳定。

三、关于教学方法问题

外国语言的教学方法，同别的学科的教学方法一样，包含着传统与革新两部分。随时都有可能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却变动得太频繁了，变动的幅度也太大。

在“一边倒”时期，我们的外语教学，包括教学法在内，也是一边倒，我们迷信苏联。不管苏联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语教学法，我们自己在长时期内经过考验行之有效的教学法，一律贬之为资产阶级的。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只要苏联有什么新玩意儿，我们立刻就响应。最明显的例子是拉赫曼诺夫教学法。我们闻到一点气儿，就立刻领会、学习、实践，全系搞得热火朝天。过了没有多久，又来了什么直接教学法，于是又领会、学习、实践。甚至派人走遍全国去学习、取经。过了没多久，又给分析词汇所代替。

总之，在教学方法方面，同教学计划一样，总是稳定不下来。当然教材也不会稳定。

四、谈一谈选材问题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家都感到教材有稳定的必要。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以周扬同志为首的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我担任了外语一组的组长。在当时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下，选材非常困难。周扬同志把材料分为三类：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有害的不选，不在话下，有益的当然要选，也不在话下。但是，什么叫“有益”呢？在当时教条主义支配下，自我束缚，把“有益”的范围搞得非常狭窄，可以选的东西非常少。至于无害的则是大量的，比如描绘自然风光的文章，描写亲子之情、朋友之情的文章，描写所谓“身边琐事”的文章，等等。读了这些文章以后，确实无助于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但又确实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增添生活情趣。在今天看起来，这也是“有益的”。然而，在当时，因为这些文章缺少政治说教，所以，是不容许的。在十年浩劫期间，周扬同志被打成文艺黑线的头子，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动的，他领导的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当然也是反动的。为此他受到了批判。我自己在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又加上了一条：周扬的走卒。因此又多增加了几次批判。一直到“浩劫”高潮已过，我仍是批判的靶子，陪“革命群众”到了延庆县的新华营，还被推上批斗台，听革命英雄们嚎叫。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总结过去编写外语教材的经验。但是，我写的几乎全是反面的教训，并非我有意这样做，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想说谎话，也能总结出甲乙丙丁几条所谓经验，但那有什么用处呢？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教训可以变为经验。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进行总结的。我们常说付学费，这就算是付学费吧！根据上面提出的几点教训，我想对今后编写外语教材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外语教材一定要相对地稳定

不要再发传单式的教材，也不要每一个学校自搞一套，这样浪费精力和金钱。国家教委搞统编教材，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补充，教材印刷要精美。

二、以地道外语为标准

不要选中国式的外语，选材也不要太偏重文学作品。语言随时都在变化，教材一定要反映这种变化。外语教材不能有“老三篇”。

三、政治标准

当然要有，但不要作茧自缚。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行。有益的和无害的都能选。外语教材不是政治教科书。

四、教学计划和教学法要相对稳定

千万不要再朝令夕改。教学法可以求新，可以探索，但不能见异思迁。传统的教学法要有条件地继承。

中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绝对“无为”是“治”不了的。但是“为”得太多，也同样不能“治”。这就是我的体会。

1988年9月20日 IR4B5FWy9h7MaB+KPDI7zNZFs2a2MUqjaqQCNIdDrmbj/VXuIbjozPjOiRNq4s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