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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了一辈子外语，也教了一辈子外语。但是如果让我总结什么外语教学的经验，这对我却实在是一个难题。是我没有经验或教训吗？当然不是。我的感觉是：“提起此事，一言难尽。”
解放前后，我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领导工作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虽然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每次运动都要检查业务挂帅，智育第一，但是我用在行政方面的时间也确实不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 （借用冯至同志的话） 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这“学”，那“学”，多如过江之鲫。如果有人提倡创立一门“开会学”的话，我一定申请参加研究，如果让我写一本“开会学导论”之类的书，我一定会写得异常精彩，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将大大地扩大我们的科学研究的范围，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出版以后，一定会洛阳纸贵，给现在出版界缺纸的情况再增一份压力。
我开会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外语教学法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现在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志们一定都能够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我们没日没夜地为了外语教学法伤过多少脑筋呀！什么速成法，什么拉赫曼诺夫，什么词汇分析，什么复用式和领会式，什么病历卡，什么直接教学，什么听说领先，等等，等等，几乎是隔几年就换一套新花样，而且是举国皆然。一听说什么地方出了“先进”经验，就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亲临学习。取经者接踵于道路，传道者高踞于讲堂，大家都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结果怎样呢？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要说是所有的教学法尝试都失败了，根本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那不是事实。我们解放后的外语教学成绩远非解放前可比。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要说是成绩非常大，它能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正比，那恐怕也不是事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教学方法最合理想，最有效益。
最近若干年以来，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再谈什么外语教学法了，“文革”前那种钻研教学法的劲头再也见不到了。这是不是表示我们退步了呢？我说不出。这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水平大大落后了呢？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成绩不容抹煞。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一不否定过去搞教学法成灾的做法，又不否定现在不太讲教学法的成绩，你这貌似辩证法，实际是在变戏法！”我先不回答这种质问，我先谈点别的事情。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市场上叫卖治臭虫的用纸裹着的锦囊妙计，要的钱并不算少。有人买了一份，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层纸，一直打开了六七层纸，最后发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勤捉。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能说它没有道理吗？
外语教学我看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决不否定教学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决不能让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教学法牵着鼻子走，而忘掉外语教学最根本的一条：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尽可能早地接触外语的实际；让他们自己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情况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去拼搏，让他们自己去吃点苦头。
我又想在这里谈一谈德国教外语的方法。我不谈理论，因为没有人教过我这方面的理论，我也不想去杜撰。我只谈实际情况。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两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理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疑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后一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批判，说我是宣传法西斯教学法，我真是啼笑皆非。这种教学法好像在德国很流行，但决非德国法西斯的发明创造。19世纪一个什么人就说过：要学游泳，老师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学会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比方，没有人会真这样去干的。我们要体会其中蕴含着的意义。学外语也是如此。这是否有点野蛮呢？我看不能这样说。这办法确实有效。它确实能把学生的全部积极性和主动性毫无遗漏地调动起来。
学外语，同干任何事情一样，必须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快尽早地接触到工作的对象、工作的实际。我看这同捉臭虫要勤捉一样，既是老生常谈但又确有效用。过去几十年我们搞教学法，未可厚非，但对学生的积极性的调动则似乎重视不够。我也算是外语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在折腾了几十年以后，到了垂暮之年，却只能拿出这样一点“经验”来，我自己也觉得脸红。我知道，即使这一点刍荛之言，别人也还不见得都赞同，我自己却深信不疑。质诸上海外语界的同行们，不知以为如何。
1986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