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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民盟将近五十年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一个政治组织。
50 年代，在反右之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虽然差不多已经年年都有运动，但同后来比较起来，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同全国人民一样，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感觉到自己真正是站起来了，前途一片锦绣，走的路上仿佛都铺满了玫瑰花瓣。
我有几年的时间在民盟北京市委工作。当时市委还没有搬家，在东四北大街一条胡同里，详细地名已经记不清了。共同工作的同志有吴晗、华罗庚、冯亦代、沈一帆、金若年、关世雄、王麦初等等，吴晗是主委。我曾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在高校工作委员会的时间最长，最初华罗庚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后来我变成了主任，曾同金若年同志一起到过北京市的几个大学，参加那里的民盟支部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大家互相鼓励，共同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市委或者高校，同志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非常融洽的，大家敞开心扉，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奋力前进，从来没有碰到过什么不愉快的局面。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市委的会似乎比较多，有多次散会晚了，就在市委餐厅里吃工作餐。晚上开会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一次深夜散会，外面是特大暴雨，街上流水成河，“水位”不低。送我们的汽车走到阜城门外，水浸灭了火。我们几个人——我记得有周一良同志——坐在车上，进退不得。看车窗外的流水，虽然谈不上惊涛骇浪，其势也颇惊人。我们像是坐在船上，但决不是苏东坡夜游赤壁的一叶小舟，而更像是搁浅的一只遇难船。于时夜深人静，只有水声盈耳。一直等了很久，才幸遇一辆汽车，它把我们从灾难中救出。
这些琐碎的回忆，“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成了十分甜蜜的东西，有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1957 年，一声“阳谋”，首当其冲的就是知识分子，而民盟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受害最深，几个资深领导都陷入其中。从此以后，知识分子的春天结束了，知识分子美好的幻想破灭了。然而这仅仅是开端，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对象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到了“十年浩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杯弓蛇影，瓜蔓株连，造谣诬陷，无限上纲，实属空前，恐亦绝后。不少知识分子从此被打入阿鼻地狱矣。
此时我自己已是泥菩萨过江之势，民盟的情况不甚了了。连国家主席都能任意打倒，连全国政协都被宣布为黑组织，小小的民盟当然在劫难逃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天日重明。知识分子又恢复了自己的尊严，民盟当然也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我又有机会参加了民盟的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由于社会职务过多，国内外的活动过于频繁，已完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像 50 年代前半期那样参加民盟的实际工作了。但是，我对民盟的感情是深厚的。只要民盟有重要活动要我参加，我一定遵召前往。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有梁漱溟先生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一次是与朱光潜先生有关的纪念会。其余的还有一些会，记不真切了。
我参加次数最多的是民盟的机关刊物《群言》的“雅聚”。参加的人不限于民盟盟员，但都是在文史界有影响的老头儿，时间大概每年一次，由主编陶大镛同志召集，每次必到的有钟敬文老先生等等，都是“文史漫笔”一栏的撰稿人。有几次是在民盟中央举行，有几次是在文采阁。每次都是菜肴精美，谈笑风生，畅谈个人感怀，纵论学坛新事，其乐融融，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温馨的回忆。
谈到我们民盟当前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是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安定团结，没有安定团结，任何事情也难以做成。但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岂易言哉！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磕磕碰碰，很有些人有一肚子愤懑并没有舒出。他们靠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热情，仍在努力工作，但心里是不痛快的。这能算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高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民盟是大有可为的。民盟能帮助一些老知识分子恢复青春活力，为祖国站好最后一次岗。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民盟的同志们，努力向前吧！
1999 年 7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