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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银幕上的第一个敌人是波特，但不是哈利·波特。他是一个邪恶的律师，名叫欧修斯·P.波特，出自由一部经典儿童读物《反斗神偷》 [1] 改编的同名电影。《反斗神偷》讲述的是一个拇指大小的家庭跟普通人大小的“人豆”生活在一起，并且一直躲避他们的故事。这一家人中最小的孩子是一个叫皮格林的厚脸皮小家伙，他们需要一个厚脸皮的小演员来扮演他。九岁的汤姆登场了。公平地说，我真的是一个淘气包。如果老师的座椅上出现了一个放屁坐垫，又或者他们被锁在教室外面，那我很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恶作剧。对于这个可爱、无害又令人放松的角色来说，我那时候年纪足够小——这种日子不多了，这意味着我非常适合扮演皮格林。
关于这次试镜，我只有一些粗略的记忆，但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跟弗洛拉·纽比金
一起读剧本（那时她已经被选中出演皮格林的姐姐艾瑞提），以便看看我们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些化学反应。还有一些更加清晰的快乐记忆，那就是为了参加电影的排练和拍摄我得以从学校中解脱出来。以往拍摄广告的经历和这次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在之前的工作中，我只会被简单地告知应该站在哪里，应该看着哪里，不需要投入太多。参演《反斗神偷》则需要真正去表演，不仅要正常表演，还要进行一些特技表演，所以在前期准备阶段，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下午一点妈妈都会来学校接我。我们的司机名叫吉姆，接上我后第一站就是本地的炸鱼薯条店。我会点一份珍宝肠和薯条，在去参加特技表演训练的路上坐在车里吃，妈妈会一直拼命跟吉姆道歉，因为我的午餐把他的车搞得臭烘烘的。
下午的特训课程是在一个大型体育馆里进行，奥林匹克运动员们都在这里训练。当时我对詹姆斯·邦德十分着迷，而特技训练里居然没有手握瓦尔特PPK手枪从一辆行驶中的车上跳下去这样的镜头，这令我有点儿失望。尽管如此，训练的过程依然很有趣，比起上数学课简直就是美梦成真。我们学习了基本的体操动作，学习了如何用腿而非用手攀爬绳索，还学习了如何在不摔碎踝关节的情况下从高处跳下来、如何挥舞铁环、如何在垫子上跳跃，以及如何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我的体能还算不错——虽然不足以成为足球队长，但是打个板球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特技训练对我的体能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我那皮格林一样的厚脸皮反而造成了更多问题。一天下午，我在踩着一根平衡木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觉得如果能跳下来，并且两脚分开各落在平衡木的一边，那一定很酷。从我站立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行的，而我完全不想浪费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的机会。所以我朝着每个人大喊，让他们停下手头的工作来看我表演。大家都看向我，我摆出一个完美的比利·艾略特
的姿势，跳到空中，张开双腿，准备胜利着陆……
也许你已经预见这个故事后来的走向了。我只能说我的脚趾并没有着地，而身体另一个更敏感的部位导致了这一跃的失败。撞到的那一瞬间，身体的痛苦和心理的羞耻是同等剧烈的。光是回忆这段经历，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毫无疑问，当时我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但我记得自己还在尽全力保持镇定，体育馆里鸦雀无声，我假装刚才的特技表演完全是按预想完成的，拖着脚从平衡木边离开，然后在极大的痛苦中跑开了，一边安抚我受伤的自尊心，一边检查我受伤的……算了，还是留给你们自己想象吧。
当发型师和造型团队将我打扮成皮格林的模样后，我的自尊心再次受到了打击。我的童年演艺生涯可以通过不寻常的发型来区分，早在德拉科那一头漂染过的头发成为我的永久性特征之前，我自豪地留着皮格林那一头荒唐的发型，一头乱糟糟的橙色卷发——想象一下小丑库斯蒂
，只不过是姜黄色的。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吸引人，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假发套只能从发际线延伸到头顶，这意味着我整个后脑勺都暴露在外，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将后面的头发染成姜黄色，然后烫卷，于是最终呈现出来的便是一个缠绕得紧紧的鲻鱼头。
读者朋友们，请克制你自己。
我当时热衷于足球，我在《反斗神偷》的更衣间里放着史蒂夫·麦克马纳曼
真人大小的纸板模型。和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九岁男孩一样，我也会收集足球贴纸，心中最大的渴望就是从本地足球俱乐部的B队晋级至A队。但是由于参加电影拍摄，我错过了很多训练。当我有时间参加练习时，便会过度表现，拼命向他们展示我值得被晋级到A队。但是当你留着金色的直发外加卷曲的橙色鲻鱼头时，你就很难在球场上强势起来。教练甚至也开始开玩笑，当我们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输掉一场比赛后，他告诉我们：“你们差一点儿就赢了，孩子们，就一根头发的差距，或者对汤姆来说，是一根姜黄色的胡须。”所有人都当场爆笑，包括教练自己，我也觉得很有趣，腼腆地笑了笑，但可惜的是，唉，我还是没能晋级到A队。
小时候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在电影片场度过的时光有多么不同寻常。每当妈妈不停地催促我赶紧上车去片场时，我不止一次地恳求她让我先踢完足球比赛。这么说吧，对于小孩子来说，拍摄《反斗神偷》是一种很酷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喜欢在服装间穿戴上所有装备——给一个九岁小孩穿上别着回形针、搭配了一对顶针的超大号袜子作为鞋子，基本上像是在为他举办一场终极化妆派对。这当然远远超越了当年那套雪人服，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影片中的布景。影片中一定体量的场景是绿幕效果，但当时这项技术还处在起步阶段，为了凸显拇指人身材之袖珍，片场的一切都被放大到极其夸张的比例。我整天都绑着防护带，沿着墙的内侧奔跑，巨大的锤子向我砸来，就像置身于只有我一个玩家的电子游戏中一样。在某一幕场景中，我被困在一个牛奶瓶里，而这个瓶子有一辆公交车那么长，他们在里面装了一些黏稠的、臭烘烘的白色液体，伪装成牛奶的样子。这场大型特技表演耗费了好几天时间来拍摄。在另一场表演中，我必须要在三十英尺
高的空中抓住一根杆子，然后摔到一个巨大的防撞垫上。放在现在，如果要做这样的特技表演我会被吓坏的，但在当时，我坚持多试几次——只是为确保我的表演达到要求，你懂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孩子乐在其中呢？我真的说不上来。
但是，比起在真人版《超级马里奥》世界中拍电影。更令人兴奋的大概是我们当时的拍摄场地是谢伯顿制片厂
。同一时间在这里拍摄的还有“007”系列新电影《明日不死》
[2]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我把更衣室的名字从“皮格林”改成了“下一任詹姆斯·邦德”，而且令我非常激动的是，《黄金眼》
[3]
的一部分特技团队会跟我一起拍摄《反斗神偷》。谢伯顿制片厂有很多巨大的空仓库，他们能在里面搭建出一切拍摄需要的场景。从A地到B地，你需要乘坐小型电动高尔夫摆渡车。这真是太棒了，因为你每天开车经过时都能看到妆发完整的海盗正在吃三明治，又或者是正在偷偷抽烟的外星人。对我而言，格外令我兴奋的是经常会有几个詹姆斯·邦德在摄影棚里转悠。他们是特技替身和替身演员，每个人都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深色的假发，但从背后看他们就是邦德，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不过有一次坐在摆渡车后座晃晃悠悠地穿过片场时，我愣了神。刚刚和我们擦肩而过的邦德不是特技替身，他就是皮尔斯·布鲁斯南
本尊，如假包换。我们完全没有交谈，甚至没有任何眼神交流。尽管如此，那仍是迄今为止我的人生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虽然我的朋友对我在片场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是我与邦德擦肩而过的故事依然是很酷的谈资。
当然了，《反斗神偷》的演员阵容也非常重量级，但我当时太小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约翰·古德曼
是一位非常有声望的演员。记得有一天我拿着超级水枪
在梳化间跑来跑去，到处惹麻烦，然后像邦德一样闯进一个房间，而约翰正在安静地化妆。他透过镜子严厉地看了我一眼，让我安静下来，那个眼神似乎在说：孩子，别在这里捣乱。他一个字都没说就足以让我马上冲出了这个房间。妈妈则是对能见到我在电影里的妈妈西莉亚·伊姆瑞
感到非常兴奋。她是妈妈心中的英雄之一，因为她跟维多利亚·伍德
一起工作。妈妈的兴奋感染了我，尽管我实在不知道她是谁。我所知道的是她在片场营造出了十分轻松的氛围，让我们这些孩子不会感到任何压力。一旦你在片场对孩子大喊大叫，他们便可能很难重拾信心。西莉亚很有趣，她慈母般的天性确保了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将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哈利·波特大家庭。吉姆·布劳德本特
在这部戏中饰演我的爸爸，之后他会扮演迷迷糊糊的斯拉格霍恩教授。吉姆从里到外都是很可爱：特别有幽默感，说话轻声细语，但风趣可爱，而且总是支持我们这些孩子。我还会认识马克·威廉姆斯
，他之后会饰演亚瑟·韦斯莱。他很顽皮——几乎可以说是幼稚——尽管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共同拍摄的镜头，但能和他在一起就十分有趣。我绝不认为他会不同意我带着超级水枪冲进房间，他甚至很有可能会加入我。感谢西莉亚、吉姆和马克创造的这种轻松的氛围，让我从没把拍摄这件事看得太重。
人们常说你在尽情玩乐时能学到更多东西。我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这么做了。我认为当身边围绕着一群有声望的演员时，我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一些关于表演艺术的知识。毫无疑问，拍摄《反斗神偷》对我的要求比之前拍广告时要高得多，不过我真正印象深刻的是学习到了一部电影拍摄背后的专业技术细节。这些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但它们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我学到了站在摄影师的角度换位思考，当他们让我看向镜头的左边时，我必须看向右边。我还学到了注意地上用粉笔画出的小标记，它们指明了我应该怎么走位，而不用强迫摄影助理一直变焦。最重要的是，我懂得了当你听到一些神奇的字眼，比如“开机”，以及胶片卷轴旋转起来加速时的咔嗒声时，片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那时候我们是用35毫米胶片进行拍摄的，因此每分钟都要花费数千英镑。
我并不总是高水平和自我约束的典范，当老师告诉某些孩子保持安静时，反而会点燃他们顽皮的火花，而我似乎比绝大多数人拥有更多火花。我有一种在开机前哈哈大笑的倾向：所有人都喊“安静”就足以让我兴奋了。一般成年人对此见怪不怪，然而有一次我确实受到了十分克制的责骂。导演彼得·休伊特
——一个非常讨人喜欢、非常有耐心的伙计——走到我的面前。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脸上的表情：一个人在承受着巨大压力下苦涩痛苦的模样。时钟嘀嗒作响，电影胶片也快要用完了，他不得不尽快找到一种方式来哄劝一个咯咯地笑个不停的九岁男孩，让他尽快停止歇斯底里的狂笑，进入拍摄状态。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吧。
内景。谢伯顿制片厂。白天。
彼得
汤姆，拜托了，是时候停止大笑了。
汤姆将嘴唇合上，点点头，然后又开始大笑。
彼得
（声音听起来在崩溃的边缘）
别这样，汤姆，说真的，别笑了，停下来。
汤姆皱起眉头。他的表情告诉我们，他刚刚明白了导演是认真的。所以他点点头。看起来很严肃。然后又开始大笑。
彼得闭上了眼睛，深呼吸，然后睁开双眼。当他再次开始说话时，露出了深受挫折的表情，他在尽力保持冷静。
彼得
汤姆，拜托了，我没在开玩笑。
你必须停下来，不要笑了。
接着他挤出一丝微笑，像在跟汤姆说：我们达成共识了吗？
我们达成共识了。看得出来，他是在以最温柔友好的方式谴责我。摄像机开始拍摄，我设法让自己振作起来。
不过如果我们都是成年人，乐趣可能就减半了。我记得自己深受弗洛拉的影响。她比我大几岁，但总是笑嘻嘻的，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尽管这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但她绝对知道她在片场应该做什么，她拉着我的手，不管是字面意义上还是隐喻意义。她确保我站在合适的位置上，而我那看起来很糟糕的假发也没有歪。多亏了她，我在《反斗神偷》的拍摄过程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以至于拍完的时候我不禁哭了。
那时候我们刚刚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晚上六点，我最后一次坐在化妆椅上，让化妆师剪掉我的橙色卷发。突然间，一种复杂而混乱的情绪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我，我无法理解这种情感。泪水从我眼中喷涌而出，说实话，未来的詹姆斯·邦德要足够强硬才能控制住他自己的情绪。于是我想到了一个狡猾的计划。我假装那个无辜的化妆师用剪刀戳到了我，号叫一声：“啊！你戳到我了！”
哎呀，这个狡猾的计划更像是鲍德里克想出来的，而不是黑爵士（完全是自欺欺人）。她并没有刺到我，据她所说，她甚至都还没有接近我。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用想象中的伤口作为借口，泪水一直流个不停。
在那一刻我并不感激眼泪，但眼泪却给我上了另一堂重要的课。观众可以不断重复观看一部电影，想看多少次就看多少次，电影就在那里。对于演员和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跟一部电影的关系更为复杂。神奇的是整个电影的摄制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过去一个独立的时间单位。你可以反复回味，为它感到骄傲，但永远无法重新经历一次。如果拍摄《反斗神偷》像是生活在真人版《超级马里奥》游戏中，那么拍摄结束就像来到了一个游戏存档点。我可以回顾过去，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在这场游戏中再活一次。在之后的岁月里，这种感觉会伴随着每次拍摄结束而重演。几个月来，我们就像是一个旅行马戏团，始终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大家庭，已经走过了十几个不同的城市，一起吃过面包，一起演戏。我们一起搞砸过演出，也一起修正了错误。大家离开了各自的家和家人，在几英里外的旅馆里被捆绑在一起，虽然并不总伴随着欢声笑语，但彼此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某种亲密关系。然后，它突然结束了，一直以来可以替代家庭的大家族四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再存在。我们几乎每次都会说同样的话：保持联系、下周再见、有机会一定叙旧，毫无疑问大家都是真诚的，偶尔也真的会如期望中相聚。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抵达了游戏存档点。无论拍摄一部电影时的经历是好是坏，一段特别又唯一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无法将其找回。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明白了这种不舍不会变得更轻松，特别是在拍摄“哈利·波特”这种历时长久的电影时。
九岁的汤姆只能在这些情绪的边缘摸索，对时间的流逝一无所知。比起深入分析、感受自己的情绪，他对回到足球场或鲤鱼湖更感兴趣。但是，当他坐在化妆椅上被剪掉那一头姜黄色的鲻鱼头时，也许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永远地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
这是关于未来的某种预兆，因为三十多岁的汤姆在每次工作结束时依旧会号啕大哭。
[1] The Borrowers ，又译为《寄居大侠》，汤姆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2] Tomorrow Never Dies （1997），“007”系列电影的一部。
[3] Golden E ye（1995），“007”系列电影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