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帝国分裂与俗世变迁

公元220年，东汉末代皇帝献帝刘协被曹操之子曹丕逼迫禅位，享国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政权最终灭亡。

其实，至少在三十年前，以公元190年东汉都城洛阳被焚毁为标志，历史就已经宣告了东汉朝廷的终结。其后直到公元280年西晋司马氏统一中国的近一百年间，各地陆续出现的大小军事冒险家、流民组织、宗教军事团体、持有大量土地的世家大族武装等势力互相纷争割据、攻伐劫掠，最后由三个身经百战的军阀瓜分了东汉的版图而形成著名的魏、蜀汉、吴“三国”：实际占有黄河流域的曹魏、以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蜀汉刘氏和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孙吴。

曹丕篡汉后不久，蜀汉刘备与东吴孙权也相继在各自的控制区内称帝。于是，在原来东汉的国土上，形成了魏、吴、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三个皇帝，让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间已经习惯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中国人意识到，人世间的任何权力包括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皇权，都可以依靠普通人的权谋和武力攫取并据为己有，成为牟利的工具。这种意识上的巨大改变，是造成此后数百年混乱局面的深层根源。

从东汉灭亡的公元220年到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的公元589年，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皇权最为式微的时代，也是社会最为动荡、战祸最为剧烈的时代，同时还是南北各地、各族各样的大小军事王朝更迭最为频繁的时代。但是，中国历史上这一段著名的乱世，却也是古代中国文化创造性最多样、文化艺术建树最丰富、艺术事件影响最深远的时代。这种巨大反差，把它装点成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甚至特别被后世文化人所向往的历史时期。

汉朝的分裂解体所造成的皇权解组后长达近四百年的无序与混乱，与在这期间奇迹般的文化艺术上的创造和建树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辉煌，两者间所形成的奇妙对比，使得这一段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谜一样的时代。

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以魏灭蜀司马氏篡魏建晋灭吴，在公元280年归于一统。西晋皇朝短暂的统一因为一系列政治上的举措失当而终结，其文化艺术上不俗的创造也被汉末以来轮番上演的对皇权的巧取豪夺所蛊惑的西晋亲王们的野心所吞没。

这些分封到各地的亲王被各自贪婪的妄念所驱使而肆行不轨，最终爆发了以争夺皇权为目的的“八王之乱”。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中，为了消灭异己，诸王中有人不惜主动引北方游牧部落中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军事力量介入中原的权力之争。原本就长期受到挤压且对中原财富和文明觊觎已久的北方蛮族，借机大举进入中原地区。公元316年，蛮族武装攻入都城洛阳，西晋王朝被匈奴人的军队所灭亡。幸免于难的部分贵族和军队仓皇南下，在长江流域安顿下来，并在建邺重建新的朝廷，史称东晋。

趁着攻入黄河流域秦汉故地的北方诸异族军事首领相互争夺攻伐暂时无暇南顾，逃到江南的东晋朝廷得以重整旗鼓，借助自汉末以来就移民江南的汉人世家大族的支持，巩固了对南方的统治。自此之后，直到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中国，在三百七十多年时间里，汉族生存的故地——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就一直被从长城以北南下中原的几个少数民族军事政权轮番控制，而原来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治文化精英则南下迁移到长江流域，在新开发的江南土地上繁衍生息。东晋以后，又维持了几个短暂朝廷的统治。

南北分裂的局势既成之后，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表现。而随着时序的迁延，汉末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和艺术趋向，也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和变化。

南北政治疆域的分界大约在淮河一线，而淮河流域正是中国地理和气候上的天然南北分界。淮河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也就是秦汉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带，是中国古代旱作农业的中心区域。自汉以来，由于政治动荡和战争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移民离开故土南下江淮。到晋室南渡时，更有上百万的精英、军队和流民相追随，他们对四世纪以后南方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长江中下游富庶的物产和广阔的土地以及精细的稻作农业所产生的远高于北方的经济收益，也足以滋养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并支撑南方汉族朝廷的运作。

在南方，我们看到了贵族和上层群体不断地文人化，看到了在偏安的局面中文学和艺术的精致化发展，看到了语言、诗歌、哲学、造型艺术、音乐、宗教等各个门类的独特成就。这些都令后人对南朝文化充满了赞誉之词。

从晋室南渡后到北魏于公元439年统一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约一百三十年间，先后兴亡于中原的北方异族军事朝廷多达十六个，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娴于骑射的异族军队赶走了西晋朝廷，屠杀平民，掠夺财富，历史悠久的黄河流域文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疯狂的杀戮一再发生，据史书记载，这一场空前的大乱导致当时中国的人口“百不存一二”。但是，即便如此，中原地区的人口比起从长城以北南下的异族说来，仍占多数，而且，自汉代初年以来，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并占有大量土地的世家大族，这时候也殊死抵抗，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到处建造起堡坞要塞，在没有汉族朝廷的情况下，力图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

根据地都在长城以北或者西部山区的异族军事集团人数本来不多，各族间又互有矛盾与争夺。因此，其模仿汉人建立起来的政权都不能持久，有效控制的范围也各有局限，各自内部的权力更迭也相当频繁。直到公元439年，由鲜卑族拓跋氏建都平城（386年）的北魏，在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后，北中国才稍稍安定下来。

也许是意识到汉文明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鲜卑族拓跋氏的统治者一直都非常在意模仿并学习汉族的政治建构、社会组织乃至文化理念。到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元宏）时，推行了更激进的汉化政策，并于太和十七年（493年）将都城从山西大同附近的平城，南迁到汉民族的故都洛阳。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鲜卑民族融入汉文化的成功，也为汉朝崩溃以来日渐凋敝的中原文化带来转机，开拓出新的富于建设性的局面。

尤其是北魏朝廷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了新传入的佛教，使得原来在民间流传的佛教进入社会上层，并在北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展，这一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北魏朝廷的汉化及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足以与南迁到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汉族社会所发展出来的新文化格局，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北魏建国三十四年后，东晋后期兴起的军阀刘裕杀掉晋安帝，建立南朝的刘宋政权（420年）。三年之后，北魏太武帝在平城即位，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大约一百七十年间，南方的朝廷经历了宋、齐、梁、陈等四个朝代的先后更迭。在北方，努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朝廷完成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统治之后，分裂为东、西魏，很快又各被同姓的子侄篡夺，建立了高氏的北齐和宇文氏的北周。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公元581年，再次统一华北的北周武帝死后仅仅三年，外戚、隋王杨坚就废掉了北周幼主，建立隋朝。隋文帝杨坚随即挥师南下，分水陆两路攻陷建康，俘虏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已经分裂将近三百年的南北中国再次统一（589年）。

重新统一的中国，在文化上早已是面目全非。经历了如此巨大、深刻且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都已经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秦汉时代的精神与文化积累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背景，在这个背景前展开的新的人间舞台上，已经在上演全新的人类戏剧，与早年那个神权、皇权至上时代的表演方式已然完全不同了。

从西汉初年开始，已经有个人署名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著名的文学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王逸、班固、班彪、张衡诸人，都以辞赋擅长，但他们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以夸张的语气、华丽的辞藻颂扬大汉的都城，或者以同样的方式描写皇帝田猎、征伐、游乐等宣示大国威仪的活动。皇帝的权威与国家的尊严，是汉代官僚、贵族文人们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情感依靠和意识的终极指向之点。

到了东汉后期，大量出自社会下层的无名氏诗歌，已经把不为人知的、自我私密的内心情感以平易简洁的语言细腻地表达出来，作为咏叹歌唱的主题。这些经过文人润色装饰的文字，被后人以《古诗十九首》的名义保存下来，成为那个时代现实中曾经存在过的文学风格的见证。其后不久，在汉末代皇帝献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建安”时代（196—220年），以手握实权的军阀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后来的魏文帝）与曹植为主，团结了一批文人（后世称为“建安七子”），突然间兴起了一股个人署名的抒情诗创作风潮。这些抒情诗承继汉代以来的传统，以咏叹个人内心情感和私人生活为主。这一批出身各异、当时都在曹氏政治集团中身居高位的文人，以他们的抒情诗创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建安文学”的第一个文学流派 。

我们在东汉晚期的诗歌、绘画、书法、雕塑中所看到的由个人意识的觉醒所催生、萌动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由于皇权的不断瓦解和世俗社会陷入长期的混乱，在社会现实中以更为具体、更为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造就成为这一漫长乱世的文化艺术特征。神授皇权的式微与政治的失序，造成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民众的进一步疏离，这种疏离为新的社会生存模式制造了存在的空间。

有时候，这种变化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东汉依靠察举制度，在从最底层民众推荐的人才中，遴选出参与国家管理机构的官僚。鉴于这项制度后来被各地的世家大族所把持，汉朝晚期手握实权的军阀曹操将其改为“九品官人法”，从遴选者的角度来判断选用人才的好坏，但这项制度直到曹丕取代汉朝皇帝成为魏文帝之后才真正开始实行。不过，对于人才品级，如果仅仅建基于道德判断的话，几乎可以看作遴选者个人的任意行为。因此，酷爱文学并卓有建树的文学家皇帝曹丕，把它改造成了根据其人的文学建树、文字水平和语言能力来作为选择的标准。

著有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典论·论文》的文学家曹丕，以皇帝身份借助曹魏政权推行的这一做法影响深远。魏晋以后的南朝数百年间，社会上下对于文学、语言、思想、哲学、艺术的极度重视和巨大兴趣，也许都与此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至少，魏晋时代即三到四世纪时的中国新型知识精英群体的出现和形成，可能都与抒情文学思潮所开拓的个人心理空间有关。

西汉武帝时代，为了政治和军事目的，开通了西域与中原的通道。这条连接中原与西亚、中亚、南亚地区的道路，很快就被中外的商人们变成了一条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路。对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从那些远道去中国贩运货品的中亚、西亚商人手中，转手获得自己最珍视的中国丝绸和其他奢侈品，因此，这条漫长的商路才被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当年汉朝并不在意于丝绸的出口贸易，更看重的是通过这条路可以控制西域诸国，借以削弱北方匈奴的力量。

不过，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条连接中外的通道在中原文明和中亚、西亚之间往来输送的最重要的东西，既非丝绸也非良马，而是思想和信仰。大概在东汉时代后期，至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中叶，那些往来中原与中亚之间的商人，就把源于印度的佛教（包括信仰、思想、经典以及组织方式、修行方式）带到了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东汉的都城洛阳地区（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并在汉代最终崩溃（220年）之前，已经开始了有组织的僧侣活动。到司马氏篡魏以后的西晋时代，仅在都城洛阳一地就已经有四十三所佛教寺院了。

几乎与佛教作为宗教组织开始活动同时或更早，长期在中国社会中以提供个人精神取向的依托为职志的传统神仙方术思想迅速向宗教信仰转化。东汉末年，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最核心的价值诉求，以原始道教的神书《太平经》（从西汉末年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东汉中期的《太平青领书》）为经典，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道教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神学信仰。

这些信仰并非仅仅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们很快成为在社会上占有实际物理空间的宗教团派。在东部中国，由张角领导的勃然而兴的太平道，依靠道众发动黄巾起义，给予东汉政权最后的沉重一击，最终解构专制皇权的各路军阀也抓住镇压黄巾军的机遇迅速壮大，彻底摧毁了东汉。在西部发展的五斗米道据有汉中，由张鲁领导，建立了政教合一、长达二十余年的地方政权。后来被曹操攻破投降，张鲁及其余部被迁往中原，并在其后演变成为不同的道教流派，在南北中国广泛地散布开来。

东汉中期（公元一世纪后期至二世纪）以后突然兴起的佛教和道教信仰，给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但思想上彷徨无助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皈依的归宿和精神避难之所，同时还提供了在当时虽然另类，但确实存在的另一种生存样态。这样一些新的生存空间，哪怕存在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但确实在传统皇权统治下的官民体系之外，另外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这一点可能对长期生活在专制皇权社会中的古代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东汉瓦解之后，更大的、更长时间的社会动乱接踵而至，佛教和道教所提供的全新的思想天地和另类生存空间，给予乱世的人们以极大的吸引。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被持续不断的战争和流离所摧残而造成的社会阶层混乱，更使得这些新的信仰由最初在下层民众间流行，迅速转移至社会上层和知识阶级之中，并被改造得更适合上层人士的品位与习惯。

佛教和道教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和改变，也在这四百年间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发挥和表现，并因此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尤其在绘画、雕塑、书法方面，造就了此后中国艺术的最初典范。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场所，不仅为新的造型艺术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也为新的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的存在提供了容身之地。

其实，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时代，在皇室、贵族、高级官僚等少量权贵构成的社会顶层与农民构成的社会底层之外，已经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的富裕阶层，他们通过民间财富的积累创造出了疏离于皇权的另类生存空间。司马迁记载了他当时见闻所及汉武帝时代之前因私人财富积累而造就的富有之家，他指出，这些依靠经济手段集中到私人手中的民间财富，给其所有者提供了类似于王侯般的物质生活条件。

自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区域经济的格局形成以后，为了进行方便、有效的交换，很快就发明了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出现使财富的巨量集中成为可能。司马迁所记的最早期不依赖权势和掠夺手段致富的方法大约有两种：一是商业贩运，二是矿业开采。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巨额私人财富积累的两种重要手段。

司马迁最称许的是那些以矿业发家，既有钱又占有土地的富豪，认为这些富人能得到权势者人格上的尊重。比如，战国时代“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朱砂矿），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财富不可计量）。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到了西汉初，“弛山泽之禁（允许民间开采自然资源），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临邛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除四川外，河南南阳、山东等地，也多有平民出身而以冶铁至巨富的大家族，“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西汉后期，见于记载的民间巨富迅速减少，也许是西汉初年突然兴盛的冶铁业已趋于稳定状态，平民成为暴发户的机会减少，也许是更多的民间财产转移到了土地占有之上，豪富之家以占有大量土地的庄园主的形态出现了。比如袁广汉在洛阳北邙山下修建范围达到东西四里、南北五里的大庄园，园中造山引水，规模模仿天子的苑囿，役使童仆八九百人，衣食自给自足。两汉之际的樊氏庄园更加重视自给自足的生存能力，开垦土地三百余顷，有林木池沼、山坡牧场，建立了有求必给的自足体系（葛洪《西京杂记》）。庄园因是私产，当时不用缴税，政府的力量鞭长莫及，租税的负担落到了普通农民头上，不堪重负的农民最后只能逃入大庄园为仆佣。后来在汉末南北朝发生巨大社会作用的“部曲”，就起源于此。

东汉时代，大庄园经济已经普遍存在。当时，在文化上传承有绪的“世家大族”，其物质依靠就是遍布于黄河流域农耕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庄园。汉末的动乱发生以后，南下到江淮或以南地区的汉人，更把这种由资产支撑的农耕经营方式带到南方。在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物产丰富的河谷地带，甚至建立了更大型的庄园。

汉代庄园主这样一种疏离于皇权专制以外，物质上可以自给自足，人格上又能得到权势者尊重的生活状态，显然会引起战国以来的士人——在汉代已经从社会其他人群中渐渐剥离出来，以操弄文字或语言为生的文人——的艳羡。因此，我们才会在东汉末年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仲长统的名著《昌言》里，看到他对于“居有良田广宅”式的庄园主生活的向往。但是，作为一介文人的仲长统所向往的庄园生活，却并非是如一般庄园主那样只把庄园当作一种物质生产方式，当作一种公司式的牟利经营方式，而是把它看作文人的自我精神修炼之所和文化意识的培育空间。拥有如此空间的最终目的，是可以使文人自己“不受当时（朝廷）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仲长统《昌言》）。文人自古以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生存态度因此而出现了松动。

在古代中国，战国时代以前的学术都出于商周时代的王官。战国以后，以从事文化活动为职业的文人，几乎都是皇室的侍从和政府的干吏。随着东汉时代个人意识的普遍觉醒，不满足于做皇权意识附庸的文人们，开始寻找另类的生存方式。仲长统之类的文人显然意识到只有在经济上不依附于皇权，在精神上才可以求得独立与自由。

稍晚于仲长统的文人、音乐家嵇康，以打铁谋生，拒绝朋友的推荐，不愿出任公职，“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生活于曹魏时代晚期，死于公元262年，在当时文人们以出仕做官为唯一生存手段的时代，他的这种做法被时人目为“怪异”。

嵇康死后一百多年出生的陶潜，在东晋时代晚期做了近二十年官之后毅然归隐，过起了“种豆南山下”的农村田园生活。这时候他已经可以把自己虽然有行政能力，却故意不参与朝廷公职的特殊生活方式的价值与意义，大张旗鼓地利用诗文公开地阐述出来。此外，他还以《桃花源记》这样一篇描写精神乌托邦的文字，把被后世称为“隐逸”的个人行为在精神上的追求，以及其可能的社会意义，以文学化的语言充分地揭示出来。由此，“桃花源”这一文人幻想中的存在，成为之后近两千年间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

至此，在中国文学和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中发挥了巨大型塑作用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逸思想，在仲长统、嵇康、陶潜之后逐渐形成。在这一文化思潮形成之前，历史上所说的隐逸之士几乎都是岩居穴处的避世高人，或隐居深山旷野以避世，几与野兽同群；或以求仙修炼为目的，但求离世飞升。再早还有春秋时代的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但这些人的精神面貌和生存方式都并不清楚，政治主张也不明确。

只有在汉末东晋时代，经过了乱世洗礼的知识分子在充分地思考和辨析之后所选择的这种隐逸的生存方式，才找到了可以依托的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因而其思想主张和精神旨向都能被明晰地揭示出来：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现实世界中，在繁密如网的皇权专制之下，开辟出属于自我的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与世俗相安无事地自我生存，并自许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和高人一等。

这一系列特别文人化而并非一味避世的思想主张和精神诉求，在紧随其后的时代里，被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所取用，也在佛教徒和道教徒依托宗教思想所开辟的另类生存空间以外，为中国文人创造了一种世俗、非宗教、更适合文人人格取向、更为悠游、更具出入余裕的另类生存空间。

从此以后，隐逸不仅是一种说辞，也可以是一种行为；不仅是政治上可借以自保的策略，也可以是逃避的借口甚或炫耀的资本；不仅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凭据，也可以是平凡人生的心理慰藉。总之，隐逸思想就此成为后世文人赖以存在甚至是识别同类的文化人格标识。 BbsmJNIzHVPishlM7jD1MQvrBtjXS4AVRp99zFBOb+AdK3YzgTlF5aqaD/kg6Uxr